既然是申“言外之旨”，当然也就无所谓转移命题。不过，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确实表现出***与陈独秀之间在对待袁世凯政府的态度上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乃至性格上存在着差异。
从政治态度来看，陈独秀对袁世凯政府已经彻底失望，***还对政府抱有希望。陈独秀的文章发表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以前，***的辩驳发表在“筹安会”成立之际。不能不说有着丰富政治斗争经历的陈独秀比起小于自己整整10岁，几乎是没有离开过学校大门的***要敏感得多。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注重调和，力求全面稳妥，陈独秀则喜欢辨别是非黑白，弃取分明，甚至爱走极端。在性格上，陈独秀激烈果断，***平和温厚。
这些差别是他们在以后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常常持有不同见解、不同主张的根源，但它们远未能抵消两人在追求人民幸福方面的一致性。
从不同的关注点，***提出与陈独秀不同的“自觉”观念：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与陈独秀认识到国家可有可无的“自觉”相比较，***的认识给人一种向上的，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力量。
这种意识不意味无视国家政治、社会的种种弊端，而恰恰是承认现有国家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鼓舞人们改造国家，使其进步。而陈独秀的“自觉”观念，就其文章内容来说，则只能给人一种悲观的感觉。
在***看来，人生的价值在于有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也是作为主宰宇宙的独立的人必备的品质。人若是放弃创造力，就失去作为人的最可宝贵的价值。因此，别人能创造国家，我亦能创造国家？若不妄自菲薄，就应本其自觉力，向着自认为正确的目标，不断奋进。
***对于人的“创造力”的强调来自他后面提到的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
柏格森是19世纪末开始流行于西方的“生命哲学”和“非理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生命哲学以“生命冲动”概念为核心。他所说的“生命”和通常理解的生命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所谓“纯情绪性的心理状态”和心理体验，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运动状态，同时又是一种创造进化的自由意志。从它的延续性来看，人的生命有着与物质世界不同的“绵延”和“真正的时间”的体验。物质世界只有空间的变换，而无“真正的时间”体验。从它的运动性来看，它是不停顿、不断发展变化，亦即不断“创造”的。在这个创造变化过程中，人靠着记忆将过去的体验加进了现在的生活中，又将过去、现在的体验加进未来的生活中，这个过程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因而也是不可计量的。
对于没有记忆的可分割、可计量的物质可以用科学来研究，而对于有记忆的不可分割、不可计量的人生体验则只能用置身于对象之中，或反求于内心的“直觉”才能把握。因此，任何建立在对事物的分割、静观基础上的感觉、知觉、观念、概念等等不仅不能认识“生命冲动”，反而压抑意识的直觉本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应当有意志的绝对自由。柏格森还认为，“生命是运动，物质性是运动的逆转”，但“人的生命可以克服其物质障碍而获得自由”。
***之所以接受柏格森理论，是因为柏格森的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有诸多相通之处。
中国哲学注重变化，运动。朱熹说：《周易》一书，“尽变化之道也”。
中国古代先哲把宇宙看作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物，认为与天相对的有地，与日相对的有月，与男相对的有女……这就是有乾即有坤，有阳必有阴。阴阳亦即“两仪”产生于宇宙的本原“太极”、“道”、“气”、“理”，即所谓“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纟因缊交感，变化不穷”。阳有动的特性，阳动阴随，二者交感而生春、夏、秋、冬四时（“四象”），再生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八卦”），万事万物由此化生。
人是宇宙大化的产物，因此，人类社会也是生生不已，变化无穷的。但人与其他事物不同，人中圣智者可以观象知天，明白变化之道，“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人既知天，就当顺天。顺乎天既是不违天意，不违背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规律，也是仿效宇宙运动的特性。此即所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即所谓“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
所以，人应当像宇宙那样，刚健有为，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这种“自强不息”和“有为”，以应变为睿智，以“日新”为圣德，虽然不能说就是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毕竟和“创造进化的自由意志”有某种相通之处。
在***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在逆境中成就事业，为后世作出人格榜样有为之士，如：周文王被囚，“乃演《周易》”；“左丘失明，乃传《春秋》”；屈原被谗，而作《离骚》、《楚辞》；司马迁遭宫刑，遂成《史记》……未尝不是因为创造进化的自由意志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
而他从《孟子》的言论和陆九渊、王阳明的思想中得来的，直到此时仍坚信不疑的心灵为决定宇宙变化之原的思想，则更容易与柏格森的“自由意志”合拍。
应当承认，《孟子》的“良知”、“良能”、“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认识，和王阳明“致知格物”、“致良知”的学说主要倾向都是把人的意志自由导向主观道德修养方面。这种意志自由不是直接地诉诸外部世界，只是诉诸自身内心，通过人心道德的改造，间接达到社会安定，国家政权稳固的功利目的。与之相应的“有为”、“自强不息”也带有更多的道德意味。
然而，在近代相继兴起的经世致用和变革、革命思潮中，知识分子的“有为”、“自强”已经转向了直接的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而感受过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又经受了立宪、革命造成的社会变革的***对于心灵作用的强调既有明显的道德意味——强调民德的提高，又已把它同理想中的新式社会政治制度的实现结合了起来——以国民教育做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或条件。这说明他思想上的“有为”、“自强”已经和民主的目标相连接。他虽然不赞成革命，却在主张改造民德，转移世风的同时，致力于为政治改造建言。因此，“有为”、“自强”在他这里显然已是外在的。可以说，***在接受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前，已经具备了人的心灵力量可以改造外部世界的意识。这就是他接受柏格森哲学的思想基础。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则可能加强了他对“意志自由”和“创造进化”这两个新概念的认识。
基于对“意志自由”和“创造进化”的理解，***明确提出：“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他说：欧美的国家也并非天赐。任何国家都是人凭着爱国心造出来的。既然有其国家，这国家就有可爱之处，就应当去爱。这种爱就不是什么“妄”。
值得提出的是支持***这一见解的还有“国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犹身之生死”的观念。既然国之存亡如身之生死，那么，爱国就等于爱自己之身，当然爱国就不会有愚妄可言了。
这一点和陈独秀要求辨别国家性质及人民与国家关系的思路相比，确实多了些“直觉”和执著。因此，***几乎是用质问的口吻写道，如果像陈独秀说的那样，朝鲜可以并于日本，土耳其可以被别国分割，墨西哥可以归属于美国；以至于中国不是被甲国割去一块，就是被乙国割去一块。既然都一样，便坐以待亡，听人宰割，附俄也行，从日也行。这种事情“可乐”，人间还有什么事情可怕呢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恶政问题，***认为正确的对付办法是“亟谋所以自救之道”。他认为把恶政看得比失国还残酷，是“悲观过激蔽于感情之辞”。他没有去论证为什么恶政之下比亡国惨劫要好些，而是举了某位西方文人Souvestre 所著游巴黎笔录“An Attic Philosopher in Paris”（可译为《一位文雅循世者在巴黎》）中的一段记载来说明这个道理。
这位文人一天漫游巴黎街巷时，看到穷人生活痛苦，居处污臭不堪；又见有孤独者愁死于异乡，抛尸荒野，于是感叹人世悲苦，不如草木无知，鸟兽自得。后来他又看见屋梁上的母燕当雏燕能自飞时，便不再照顾，以至其中弱小者哀鸣僵死，于是猛然觉悟到，人间母子之爱胜过鸟兽不知有多少倍。这位文人后来记到：一时激于厌世之思，则以蛮貊人为幸运，认为人不如鸟自由自在，但一旦平静下来，慎重思考，马上就会明白那种想法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不难懂得：人有一种特性，即在善恶杂陈之间，因为善的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人司空见惯而不加察觉，一旦感到一点恶，便以为一团漆黑。这是由于恶是与人们司空见惯的善不同的缘故。
***说，那些“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的现象正和厌世者憎恶人世，以为不如无知鸟兽是同一道理。平心想想，国家残存，其足以保护人民，而为人们习而不察的善还是很多的，只是因为其恶为人们所不能容忍，且与习而不察的善不同，故人们容易察觉。一旦真的亡国，做了“楚囚”，才会真正感到亡国之民的悲痛。他希望人们在厌倦之后 ，应当继之以觉悟。“纯正之自觉”便会在这时萌生。
谈到陈独秀提到的国家“情势”问题，***认为，境遇固然制约着人的行为，但“人为”也可以改造境遇。所以，应奉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改变环境，使其适合于人类理想。
那么具体应当怎么办呢？他指出：
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
他鼓励人们看到“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
他又举日人中江兆民得不治之症，奋其余生著书之事，鼓舞国民精勤不懈，尽其天职，认为如果大家真能这样做，“前途当发曙光，导吾民于光华郅治之运”。
在文章结尾，***郑重引录了他在国内时写的《原杀》一文中分析自杀发生原因的一段话，表现出对社会普遍出现厌世心理，自杀现象可能再度发生、漫延的忧虑。
他说湖南已有少年自杀，并“有相率自裁者”。此举绝不可取，此风绝不可长
他告诫人们，无论精神还是身体，如纷纷走上自杀之路，那国家就真的没救了。如果是以仁人志士相率自杀而亡国，那国家之亡，就不是人来亡我，而是我自亡之；亡国之罪，就不在别人，而在我们自己了。
他鼓励人们，如果不忘国耻，以其充实“吾人薪胆精神”，国耻迟早一雪。即便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为国而死，死得其所。而厌世自杀，是没有明白“自觉”之义的表现。他期望文人奋笔以先觉之明觉醒世人，以致人人忏悔，切勿以哀感之文增加世人愁哀，驱聪悟之才至悲愤厌世以至轻生自杀之途。
***的上述见解在《甲寅》发表之时，章士钊在文后的按语中称赞其“以闵世之挚情，发为救国之谠论，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不过，他不以***对厌世自杀一事的担忧为然。他认为“吾国之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真正的厌世者，一方面“由极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面可以还其独立自我的意识，使贪婪者变为廉洁之士，懦夫成为立志之人。
他的这种看法与他这时的爱国观念相联系。他在同一期《甲寅》杂志上发表《国家与我》，提出可以概括为“解散国家”、“重建国家”的爱国意识。
他把陈独秀“自觉”一类的看法归结为对“伪国家主义”的觉悟，但认为只觉悟到旧的国家不可爱是不够的丆主张依据卢梭的“民约论”原理，“解散”旧的国家，“颠覆本族之僭暴者”，建立可爱的新的国家。其方法是发扬“尽其在我”，即人格独立的精神，采取与施暴政者不合作的态度。他希望那些“昌言国不足爱而国亡不足惧者”率先如此做去。
作为陈独秀和***两人的共同朋友，章士钊的这一番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分别指出了陈、李两人认识的不足或他们的文章没有说出来的方面。同时，又对两个人的主张予以了认同和支持。
此时陈独秀已经回到上海，开始编辑《青年杂志》，正式举起启蒙救国的旗帜。而帝制运动的泛起，则促使***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
投入反袁运动
1915年7月，***完成了在早稻田大学第一学年的学习，参加了期末考试。他的11门功课的成绩分别是：国家学原理 77分；帝国宪法（政治学） 75分；应用经济学（经济学） 85分；经济学原理（财政学） 65分；近代政治史（史学） 70分；民法要论 60分；刑法要论（法学） 55分；政治评论 40分；经济评论（原著研究） 87分；英文练习 66分；论文（日语作文） 56分。总分是736分，平均每门66.9分，在总共106名同学中排第40位，成绩列为丙等。
从各科成绩来看，***基础较好或下功夫较多的是经济学。在政治学方面，他对国家学的兴趣似乎大于“政治评论”，而对法学的民法要论、刑法要论均不大重视。对于外语，看来他大抵满足于阅读和翻译文献，加上在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投入了较多精力，没有余力进行耗费大量时间的作文练习。
不过，总体来说，对于没有经过预科学习，主要依靠在北洋法政学校的专业和外语基础的***来讲，这个成绩还是足堪欣慰的。据说，在这一学年里，***还学了几门“随意课”：哲学、明治史、第二外语，但这些课程没有他的考试成绩。
就在***完成学年考试，稍事休整，准备投入暑期后的新学年学习之时，国内响起了恢复帝制的聒噪之声。
8月3日，袁世凯政府掌握的报纸《亚细亚日报》刊载了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谈到中国的总统继承问题，古德诺说：中国数千年来习惯于君主独裁统治，多数人民知识程度不高，不关心政府工作，没有参政能力；国家体制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速度太快，将产生不良结果；在总统继承问题上必将“酿成祸乱”，如果采用君主制，当“较共和制为宜”。
十余天后，杨度等6人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写道：辛亥革命之时，人民激于情感，仓促之中建立了共和国体。数年来国家历经危险，人民倍感痛苦。“长此不图，祸将无已”。古德诺博士“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之说是对中国人的忠告；为此，特组织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是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