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讨论革新学校教育方法，改革女学制，推行国语等问题。胡适陪同杜威前往参加。10日杜威在国立山西大学礼堂讲《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胡适口译，邓初民笔记。之后胡适接着讲《娘子关外的新潮流》。他说：山西有了娘子关，外面的不能进来，里面的不能出去，现在我来了，就谈谈娘子关外的文化。于是胡介绍了关外的变化，并对山西的军阀统治：如愚民政策，军人专横等提出批评。山大学生听了甚是兴奋，其中文法科的学生提出转学北大的要求，因国立大学可以互相转学，胡适满足了他们的愿望，结果转去一大半。这件事使阎锡山对胡很有意见，胡说20年后他还念念不忘，屡次提起这桩事。然而有件事却使胡适很开心，他说：“那时太原已经有了一千座位的大礼堂，那次我在太原讲演，觉得很过瘾。”当时北京还没有这样的礼堂，从这点上可看出，山西当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注意教育的。那时全国只有三个国立大学，山西能有一个，也是不简单的了。
在来山西讲学之前，即9月25日胡适写了《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提倡改革教育，大学招收女生。他说：我是主张大学开女禁的。为此提出三个办法：（一）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二）先收女子旁听生；（三）女学界的人应该研究现行的女子学制。所以希望先有许多能直接入大学的女子进到大学中来，这样大学的“女禁”自然开放了。这个问题在太原会议上又提出来，得到与会者的拥护，并通过相应的议案。次年2月北京大学招收女生二名上课，为我国男女同校之始。胡适是北大代理教务长，是起了作用的。当然这也是大势之所趋。胡适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宝贵的：（一）是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痛苦，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与以前是大不同了。这些都说明广大民众的觉悟，在“五四”运动后，是有显著的提高。
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对新文化运动作了总结性的表述。有人问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他说：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二）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但胡适认为这还不够全面，于是又重新归纳为四点：（一）研究问题，（二）输入学理，（三）整理国故，（四）再造文明。其目的无非是进一步说明他提出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他说：三年来新思潮运动最大的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所以他主张多研究问题，而对外来的学理只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参考。对待旧的学术思想，主张用科学的方法重新估定它的价值。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最后强调说：“这个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主张，与***、陈独秀等人，愈加不同，相距愈远。由于观点不同，他们再也不能同路了。
这年胡适为杜威当翻译，跑了许多地方，翻译深入浅出，受到听众的欢迎。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说：1919年秋，有一天她的一个女友约她到北师大去听杜威讲演。杨说：“我不懂哲学，又不懂英文，何必花时间去听。”那友人说：“你不用愁这个那个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的有精神，而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并且他本人非常漂亮有丰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后来他们俩一起去听了。杨听了以后有所感地说：“从杜威先生龙钟状态，更显出胡适之的精神焕发了。”次年，杨与赵元任相识。一天，赵带杨到胡适家去吃晚饭，事先并没有说到哪家，杨也没有问，当他们到了地安门钟鼓寺胡宅时，胡适迎上前来哈哈大笑道：“元任你已有了女朋友了”。杨性格也开朗，还了一个哈哈道：“就是你啊！”胡问杨，你怎么认识我。杨将听讲演的事告诉了他，并且开玩笑地说：“去听讲演是因为去瞻仰你的漂亮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什么哲学。”从此以后，他们交往更密切了。1921年5月31日赵杨举行结婚仪式。当晚他们请朋友中最要好的两个：胡适、朱徵（女）吃饭，并为他们签名作证人。事先印了中英文各一的通知书，内称：“……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贵的习气，所以他们申明，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又告诉诸位，他们俩旅行6月底回来之后，很希望朋友们亲戚们常到北京小雅宝胡同49号敝舍来茶谈。”这就是他们的结婚仪式了。胡适那天晚上回家后，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并加评语说：“这是世界——不但是中国——的一种最简单又最近理的结婚式。”
杜威到中国后的第二年，仍在北大哲学系任客座教授，有时出外讲学。他的夫人阿丽丝女士在北大英文系也有工作，任教英文。他们原来只打算在中国滞留一年的，后来因为对中国发生了兴趣，所以又继续延长一年多。在一封家信里他们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像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杜威夫妇确是被这个“奇怪的国家”吸引住了，决定多留一些时候。
1921年7月11日，杜威夫妇离京回美，胡适带着儿子思祖去送行。当天他在日记说，我心里很有惜别的情感。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为了纪念此次杜威中国之行，他在头天晚上写了一篇送别的文章《杜威先生与中国》，登在这天《晨报》上，他说：“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个月。中国地方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几乎数也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又说：杜威此行没有带什么具体政治主张来，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个方法分开来说：一是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对事物要把握住中段，一头看它的原因，一头看它的效果。捉住两头，它就跑不了。另一个是实验的方法，从具体事物下手，提出假设，用实行来试验，并称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但是他又说：实验主义只承认一点一滴的进步。改良政治，改革教育是不言而喻的。说到教育，他说“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从胡适的文章可看出，杜威此行在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教育界。这点从一次欢送会上的发言中可以了解到。7月1日《晨报》载《北京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一文，其中有女高师代表吴卓生的发言，她说：杜威一家来华的影响，“第一是中国人对于教育的态度改变了。中国从前也尊重教育，把教师列在天地君亲一起，但所敬的是教师，不是教育这个职业。他们以为教师是随便可以做的，所以我们从前在美国学教育的时候，有人闻而惊异，说教育还用学吗？可见那时的中学毕业而可以受大学教育的人，竟还不认识教育的价值。”其次她还谈了女子教育等问题。从她的发言，可看出一般的反应了。同年北大秋季复课后，胡适在学校里开设了一门“杜威著作选读”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他在10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初限此班不得过30人，乃今日第一次上课竟有60余人之多。”从上所述，可见宣传实验主义受到社会及广大青年的欢迎。当时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的《发行旨趣》中，曾对此作过如下的评价：“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讲‘实验主义’。”杜威此次亲自宣讲，并由弟子胡适、蒋梦麟等人助阵，这对中国学术教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