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堉与我虽为重庆大学同专业同班毕业，但我们一生的工作都是各行其是的。我在重庆大学的三尺讲台上，耕耘热与冷两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40年；老伴在发电厂、机械厂生产第一线，忙碌于工程实际37载。他没有听过我讲课，我也没有到过他工作的现场体验他的辛劳，我教我的，他干他的。有时我们在家里，他讲讲工程上的事给我听；我又告之他学校的情形，互相出点主意，同呼吸共命运。
某年春天，我去第五教学大楼207教室为动力系“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两专业讲授“制冷与空调”课，在上课铃响之后，我正展开讲稿准备开讲，突然学生代表来到讲台上，双手呈送我一张贺卡，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我打开卡片一看，其上写着：“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女教授难上加难！祝侯老师三八节快乐！”
我忍不住笑了，然后对大家说：“谢谢大家！”全场热烈鼓掌。掌声雷动，响彻大楼！学生们对我的爱戴，我至今难忘！
课后回到家中，与老伴谈到当天发生的“课堂贺节”的精彩场面。老伴看了卡片认为：“学生有点‘竹鼻子’（四川自贡方言，形容表达不当），怎么能引用影星刘晓庆在她的自传中的话来送给老师呢？”我说：“我认为这个表达没有什么错，著名影星刘晓庆优秀的演技和自强执著的进取精神还是很值得称颂的。”老伴笑笑说：“你喜欢就行！”
一个星期天，我与老伴带着外孙去校园内转游，在实验大楼端头的演讲厅外，看见桃花、李花含苞待放。
敦堉说就在这儿拍张照片纪念你在重庆大学育桃李吧！
当照片洗出来以后，才看到桃李芬芳，而自己却穿着在陈家湾地摊上买的一件晴纶毛衣，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阴差阳错胸前佩戴着学校新发的三角形校徽，纪念意义重大。
学校为1996年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在总办公厅门前拍照留念，我因支气管炎病发请假，人事处办公室多次来电话邀请，只好穿着很厚的大衣前去，照片上显得病态而姊妹们却个个都很有精神。我在异乡有时取出照片看看，虽然已不能说出她们每一位的姓名，但总会有许多思念，这是我热爱的特殊的自强自立群体！
老伴分配在小电厂工作，前去报到时年轻而单纯，他对人事干部说：“我希望分配到车间或班组工作，可以多学点技术，我不喜欢坐办公室。”因为电厂很小，班组没有设技术员，车间才设主任和技术员，都为中专毕业学生。人事干部说：“你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按国家政策只能在科室，不能在基层，如果我们将你分配到车间，上级要批评我们的。”敦堉被分配在生产技术科作技术员。由于他喜欢技术工作，经常去车间、班组与工人师傅和技术员们一起学习、研究讨论技术问题，以后成为小电厂有名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工程师的“工程师”。先后解决了汽轮机调速系统故障、锅炉给水泵前轴承漏水，链条炉水冷壁下联箱裂缝、轴流式引风机出力不足等技术问题。其中“防止链条炉水冷壁下联箱裂缝的技术报告”曾在四川省水电厅锅炉专业会议交流获好评。他经常由厂方派往具有同型机组的其他电厂、化工厂指导调试、安装和解决机组的技术问题。在小电厂中升任为热机主办技术员，有时代替总工程师职务。（那时全国没有职称评定的制度，老伴做了20年的技术员，我做了20年的助教。）1973年因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将敦堉调至重庆。老伴有13年以上的电厂工作经验，我们满以为可以进入重庆的电厂工作，但人事部门说：“重庆都是大电厂，他不能进大电厂工作。”我就要求调至他工作的小电厂，小电厂的人事部门又称容不下我这个大学老师。几经周折，敦堉调入沙坪坝正街35号的重庆制药机械厂，39岁改行作机械制造方面的工作。这次调动对我们的打击很大，所谓热爱专业全为废话！天下之大，竟无我们的立锥之地！好心的朋友劝慰我们：“制药机械厂是做机器制造的，很安静，不像发电厂锅炉、汽轮机运转时声音很大，烧煤锅炉排烟飞灰污染环境。这个厂离重庆大学很近，一家人团聚是很好的。”在此，很感谢这些朋友们。不过，我还是想说这样一句话：“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如果不能接触到病人因开刀而流出的血液时，他的技术生命已经枯萎了！”庆幸的是，自强不息的南开精神帮助我们去直面这种说不清楚的“命运”，我们自认并非无能之辈！
敦堉分配至重庆制药机械厂机修车间做技术员，主要做全厂技术设备的检修工作。由于他矢志不渝地热爱技术和善于钻研，白天在车间做事，夜间阅读从重大图书馆借来的机械方面的专业书籍。理论联系实际的“转业”，很快对机械制造工作驾轻就熟了。在机修车间涂明万主任的领导下，为本厂生产了六台全齿轮车床，补充金工车间设备的不足。制造车床的过程相当艰苦，如借用长寿某大厂的设备自行加工，敦堉敢于亲自操作坐标镗床，加工床头箱上精度要求很高的各种不同直径的轴承孔，亲自调试齿轮箱、校正车头、车尾的同心度等。
车床制造完成后，获得厂领导的表彰。
改革开放后，敦堉被评为工程师。全国在平反冤假错案，我们写出申请报告呈交制药机械厂厂长和重庆大学动力系主任，请求组织调查敦堉的家庭及个人有何问题，使他不能进大电厂工作。如果过去材料上记载有错就需要平反，他不能不明不白的当一个无罪的“罪人”。
我们自认为敦堉的家庭也没有任何问题，敦堉的父亲自1923年从英国里兹大学毛纺织工艺专业毕业归国后就一直在工厂从事着他心爱的毛纺织工作。抗战前在上海、抗战时在重庆李家沱中国毛纺织厂，他经历了重庆厂的破土动工、安装、调试机器、建成投产等全过程，付出了11年的辛劳。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还背着自己的猎枪与工人们一道守护着工厂，他不希望看到自己心爱的工厂遭到散兵游勇的破坏，他是一位从事毛纺织工艺的专家。新中国成立后，苟松廷军代表带领工作队进驻工厂，表扬了敦堉父亲的爱国爱厂事迹，上级任命他为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2年在任上因脑溢血而离开工作岗位，1958年逝世。敦堉有兄、姐各二，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现将他在南开念初二时与父母的合影（照片背面有敦堉父亲题字：缙云山狮子峰、伯明1948年2月）以及41年后（1989年），我们的两个女儿再登狮子峰这两张照片一同载入本书留念。
经厂方派人调查后，郜国臣厂长告诉敦堉说：“我们查清了你的家庭及你本人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在小电厂表现很优秀，你要相信组织，放下包袱，做好本职工作……”重庆大学动力系黄文琮主任也告诉我，她亲自去化工局查了敦堉的档案，敦堉没有任何问题，家庭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是相信组织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
不久，老伴被派往浙江杭州，担任重庆制药机械厂与杭州萧山工业搪瓷厂联营厂的厂长，负责该厂产品的试生产验收的取证工作。他与技术人员、工人师傅共同奋战，经过了约两年的时间，获得搪瓷反应釜从无到有顺利生产成功，质量过关，取得生产许可证。
老伴在担任研究所所长期间，从华北制药厂引进西德大输液生产线的技术图纸，经消化吸收，研制开发完成国产大输液生产线（大容量注射液俗称大输液，即医院临床用于静脉滴注的液体。制药厂在生产瓶装液体时必须使用无菌、恒温等高标准的大型自动化成套设备）。
该生产线包括洗瓶、消毒、灌装、贴签、包装等多道工序都是自动完成的。生产线的机械设备特殊而复杂。大输液生产线的研制成功使重庆制药机械厂的产品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获得国家医药局的表彰。继后又研制安瓿自动检测仪、铝箔包装机等设备。这些研制工作都是许多工程师、技术员、工人师傅共同完成的集体成果。敦堉从来不认为是他一人的功劳，因为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都明白团队合作对于完成一项工程实务的重要性。在我个人看来，由于老伴的睿智，贡献良多。
敦堉任重庆制药机械厂总工程师期间，主要做质量保证工作。他经常到使用本厂产品的制药厂，观看产品在现场的运转情况，向一线操作工人了解产品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征求厂方对产品改进的意见。返厂后同相关部门及工程师们研究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老伴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发电厂和机械厂，热爱着他所从事的技术工作，奉献出他的智慧与辛劳！
2009年我们回到重庆，与敦堉生前的总工程师办公室和研究所的高工们、朋友们欢聚一堂。陈家辉高工已退休，在江津某公司做技术工作，接到他夫人张志敏女士的电话，知道我们回来了，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从江津赶来，席间陈高工提到刘总生前对他的指导和帮助。
孙金莲副总工程师也提到，敦堉和我给她看论文的事，李有绪副总工程师搀扶着因病而视力差的先生朱茂福老师，克服行路困难来参加聚会。朋友们记住我们，实在令我们感动，友谊地久天长！
令我们这一代同龄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生命在为国家平凡的奉献中闪闪发光！
2010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