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父母回到故乡自贡市，我入读蜀光小学五年级，1953年从蜀光中学毕业考上重庆大学而离开，在故乡度过了八年的中小学生涯。在蜀光中学的“公能”校训指引下，获得了知识的琼浆、智慧的力量、做人的道理。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我与同时代的学友们在伍家坝上一起茁壮成长、吐露芬芳。
蜀光中学是南开系列学校。1938年由自贡市的盐商集资，川康盐务管理局缪秋杰局长，敦请著名教育家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接办的私立学校，是抗战中后方最好的学校之一。
蜀光的校园建筑按重庆南开中学的设计图纸施工，在布局上因地形而略有差别。如重庆南开中学进大校门的中央大道末端有很高的岩坎，高岩坎之下为大操场，左边教学楼后为大礼堂、男生宿舍；右边教学楼后为图书馆、女生部，依次环绕着大操场排列。蜀光中学中央大道末端为办公大楼，其楼上为图书馆，办公楼后紧相连的为大礼堂，女生部要走过很长的公能路才出现。南开的大操场上有条石头砌成的台阶式看台，雄伟壮观，而蜀光只有一个小的升旗台。就校园整体环境而言，因蜀光位于自贡市郊外的伍家坝，更具有田园风光，大门前有清澈的釜溪河流过，背倚一座小山，校园相当广阔，在体育设施上，蜀光有25×50米的游泳池。然而，围绕教学楼的道路两旁都种有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校园风景瑰丽、典雅优美，拥有完备的生物、化学、物理实验室，两校则是完全相同的。
我在蜀光小学时做了哪些事、读了哪些书都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起来的是，我家住在洞湾（今火车站附近），去蜀光小学要在山梁上走很长的石板小路，然后经过协理公馆（盐务局副局长住所）侧面走到釜溪河边，由小船摆渡到对岸上坡才能到达蜀光小学（今东兴寺小学）。现在仅记得蜀光小学的王准秋、张志洁及汪旦怀三位老师的姓名了。
11岁时我考上蜀光中学，入读女初廿八班。我是第二名，前面一位为王大林，因她不是住校生，故在安排宿舍铺位时我就成了第一名。晚上就寝时，老师点名总是“侯曼西、邓思澄、颜婉秋……”我的床一面靠壁，另一面与邓思澄相邻，邓又与颜相邻，我们三人成为好友。蜀光中学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住校生每人必备两张床单，一张睡觉时用，另一张为白床单，专用于铺床。
早上起床要将被子拿到储藏室的指定位子贮存，将白床单铺在床上，再用特殊的夹板将垫絮的边夹出轮廓。老师每天要挨床评分，评分为红“美”、蓝“美”两个等级（用两枚木质图章上刻“美”字，使用印泥分别为红与蓝色）。如内务差的，老师还要个别谈话。洗漱要到专门的盥洗室，每班有固定的位置，洗漱完后要将毛巾、杯子、脸盆等按一定方式排列整齐。吃饭时为八人一桌，还有老师监督不能讲话。早、晚自习及就寝都要点名，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回家，星期日晚自习前必须赶到学校。
住校、过集体生活对青少年时期生活自理能力是很好的训练，终生受益。
我入学时，韩叔信校长还在任，他对每一位初、高中当年的新生都要单独见面谈话。记得我是被安排在某一天的下午，去时见外面有几个人在等候，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就进去。校长办公室是设在面对办公大楼右边的教务处内，先进入办公楼的大门，右转向前走一段入教务处的门，直接再向前走几步就是校长办公室的小门，在通往校长办公室小门的右侧有很高的呈L形布置的柜台，将欲来办事的师生与教务处的职员隔开。我进入校长办公室后，见韩校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后，办公桌与窗户垂直布置，如伏案工作光线则从左边进入。我隔着办公桌站在他的面前，内心忐忑不安，连室内有些什么东西都不敢抬头看。韩校长说：“你这次是考的第二名，你们侯家在蜀光中学读书的孩子成绩都很好，希望你努力做个好学生。”我说：“我一定要努力。”然后他微笑说：“我想你一定会这样去做，你可以走了，请下一位同学进来。”我记得慌忙中还向他行了一个鞠躬礼，走出校长办公室，紧张得直冒汗。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与韩校长见面，也是他对我唯一的一次鼓励。几句简短的话调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潜力，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
这印证了他因材施教的独特风范，他不愧为蜀光中学的好校长。韩校长因在蜀光服务九年，校董会资助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而卸任，后由陈著常教务主任担任校长。张伯苓、喻传鉴、韩叔信、陈著常四位校长，开拓创建、辛苦付出，使蜀光中学成为南开模式的著名中学，功不可没，永垂史册！
初中时是男女分班的，女生全在女生部上课。
赵春铃老师教我们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她是燕京大学毕业，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架金丝眼镜、着天津蓝色旗袍、外罩白色短袖外套，风度优雅。她使我们知道了燕京大学、英语直接法、文幼章先生等。她的教学很生动，有时要两位同学站起来照着书本念对话，好像演剧一样，多念几次，句子自然就熟悉了。
傅纯克老师教我们初二的代数课，她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原在南京教书，因抗战南京失守，她的好朋友王老师（自贡市培德女中校长）约她来自贡教书。
她是独身，对教学勤恳敬业。她教的代数课习题纸与南开一样，是用200×280毫米长方形白纸，在其上端20毫米处划一条横线上写习题（第几次），在左边10毫米处画一条竖线，竖线外写题号如1、2、3等，每题做完在题的右下方写ANS——（答案）。做好作业以后，将纸对折，在反面写上学生姓名及学号。交作业时，由教室内每一行的最后一人传到前面一人，最后一人的作业为内层，逐次包在其外往前传，直到第一排的学生作业包在最外层，写上行号（如靠窗边为第6行，靠门边为第1行）整理后交给老师。傅老师发作业时就按行号发给每行的第1人，每位同学依次从外层取回自己的作业传至后面一位，全程有条不紊。从收发作业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南开模式的教育，处处重视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1981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做访问学者，见研究生汤姆（Tom）替法倍尔教授（Dr.Farber）批改本科生作业，学生作业就是用这种格式书写和上交的，我真是大惊！原来南开和蜀光写作业的方法早已与国际接轨了！初三时，傅老师还教过我们的英语，她数理、外文都很好。
杨老师（我已不能写出她的名字了）北京大学毕业，教我们地理课。每讲完一个省，就要求绘制一张该省的地图。地图是彩色的，山脉、铁路、公路、河流、省界，城市等都要按图示标准绘制，使用专门的厚实绘图纸，还要画上边框，在图的右下角写上姓名。作业批改方式是在该图的右下角用大写ABCD定成绩，特别好的写成A+。直到今天我还热爱着地理，读书看报只要读到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地名，总要查一下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居美后，大女婿又赠送我美国高速公路详图，我很是喜欢。
史瑞声老师（女）教体育。她的游泳水平很高，曾获当时全国游泳比赛女子蛙泳第四名，在15岁时就能横渡长江位于南京下关至浦口间的最宽江面。全班同学都认为她很了不起，大家的游泳都学得快，连我这个体育不行的人都学会了游泳。
教音乐的老师已记不得姓名了。她穿一件紫红色呢子大衣，头发烫得很漂亮。她编写的教材是纯白色封面上印有蓝色的“乐理讲义”四个字。有一天下午上音乐课，我和同学们中午从大校门摆渡过河去东兴寺街上吃锅盔夹凉粉（川南一带地方小吃），回来时因赶时间边吃边跑，不幸将红油滴在乐理讲义封面上了，真可惜。乐理是讲五线谱，据说简谱是日本人发明的，而五线谱才是国际通用的，它才能充分表达音乐的世界，但同学们中有人说五线谱是“豆芽瓣瓣”。在专门的音乐教室内上课，她的教学很严厉，不时要将同学叫到钢琴旁边面对大家独唱表演，她为唱者伴奏。每次抽到我时，基本发不出音，她也同情我，站了一会儿就叫我回座位上去了。我既无音乐细胞又不努力，终生成为“乐盲”。
初中的“劳作和家事”课是我喜欢的，劳作有专门教室，内设厚重的桌子及长条木凳，供学生制作各种艺术品及器物时施工用。教课的老师是南开来的（记不得姓名了），他教我们做了许多物件。唯一记得起来的是他用教务处的废卷子纸，细心地搓成一根根很细的纸丝，然后用纸丝编制成花篮，花篮的形状很美观，上大下小，篮身为格状组合，孔格错落有序，篮柄弯曲自然，经化学漂白成为极佳的工艺品。而同学们制作的则歪歪倒倒，不过学会了如何制作花篮的方法。家事是缝衣服，做烹调等，女生部后山上还设有家事房，先在教室上理论课和制作方法，然后集中安排时间到家事房演示操作。记得曾做过锅贴饺子及杂酱面等。
我的好友邓思澄喜看张恨水的小说，是黄黄的土纸印的，如《金粉世家》等。颜婉秋爱看武侠小说，书名记不得了，封面有剑仙侠客靓影，内页也是黄黄的土纸，我只看数理化及英文。她二人头脑都很灵活，而我始终是呆呆的，我的成绩节节上升为班上前几名。1948年9月开学不久，中秋节到了，由于不是星期六就不能回家，我很想回家与父母和弟弟们一起吃月饼。班上有位同学出了个点子教我们去请假，因为我们的字写得不好，自己写假条去请假，老师不会批准，而且还要受批评。如请高中的大姐姐帮我们写个假条，代表家长说明家中有急事，今晚需回家一趟，明天早上一定来赶早自习。现已记不起是哪位同学帮我找到高二的谢杨高大姐姐写的假条。其他同学也是由旁人帮写的漂亮字体的假条。请假获得批准，回家过节成功。因“中秋假条”的事特启发了我，字写得好太重要了！父亲也常对我说：“字是打门槌，与人联络别人见你的字乱糟糟的，就觉得你这个人水准不够。”因而特别重视写字，看见谁写字好就照着谁的笔记本抄。我的二姨和四姨已去外地念大学，常与我母亲来信，我看见她们的字写得很好，也将来信照着抄。我要永远铭记谢扬高大姐姐（曾为华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教授），是你的一手好字启发了我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