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落是有规矩的。一般情况下，流落在老百姓家养伤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农会干部、妇女会干部、赤色武装队伍人员，这些人都属于格杀勿论者，一律免不了要吃枪子。剩下的红属，处理起来就要细一些，大致也是有章可循的，男壮服苦役，苦役之后由家中交六百六十吊钱保人，女人和儿童则卖往白区，女人做人老婆，儿童做人后代，卖人的钱，便充作保命的钱。老人服不动苦役，插上草标也不会有人买，也简单，交钱放人，但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放，像我爷爷奶奶这样养出四个红军来的老人，都是十恶不赦的，绝对被列入杀头的人员中。人们非常清楚斩草除根、杀一儆百的道理，他们不会对网中的鱼儿有任何怜悯的。
我的大妈是在半夜里扑进大庙的。被抓来的人这个时候都没睡，互相拥挤在墙角处，心惊胆战和哭哭啼啼这时早过去了，人们更多的是忧心忡忡，唉声叹气。有一个班的黄衣兵守着被抓来的人，那些兵在土庙里点了一堆篝火，将抢来的鸡鸭杀了，褪了毛，拿枪条穿了在火上烤，烤好了一人分一块，吭哧吭哧咬得直淌油，一边啃着，一边还说一些粗俗的笑语，打发顺天移动的日头。我的大妈的突然出现把大庙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他们全都被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忽然撞进庙里弄得不知所措。我的大妈哭着喊：“咱爹——咱娘——”我的大妈一边喊叫着一边在人群里寻找。那些兵开始发着愣，把鸡腿鸭脖子横在嘴边，后来醒悟过来，一个兵比其他的兵反应敏捷，他操起枪，过来捉我的大妈。我的大妈没有看见他，她只顾转着圈在人堆里找人。那个兵捞了几下没捞着，生气了，拖起枪，恶狠狠地朝我的大妈砸去。我的大妈没有防备，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防备，她满脑子想的就是找到她的公公婆婆。她丢了他们，她得把他们再找到。杂木做的、汉阳造枪托十分结实，那个兵刚啃过鸡，因为怒气冲冲而使足了力气，这些因素加起来就足以制造出一次强有力的打击了。人们先是听到一声钝物撞击产生的清脆的骨裂声，继而是我的大妈尖锐的惨叫。骨裂声和惨叫声在阴森森的旧庙里长久地回绕不绝，让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我的大妈双手扑倒在地，她的额头撞在了一块青砖上，鲜血汩汩地涌出来。那些兵这时都围了过来，抱着枪好奇地看着在地上抽搐着的我的大妈。我的大妈跌倒在地上仍撑起身子往前爬去，她的一条腿奇怪地拖在地上，她的整个脸都被额上流淌下的血涂满了。她努力朝前爬着，朝人堆里爬着，一边爬一边嗓音微弱地喊着：“爹呀——娘呀——”那些兵都有一些发呆，他们先是有些不明白，后来他们才弄懂了，这个女人，这个执拗的女人是在寻找什么人，她的一条腿折了，她的头被撞破了，但她好像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她仍然没有放弃她的寻找。那些兵他们被她不顾一切的勇敢所感动了，他们不由自主地闪开一条道，看着我的大妈双手抠着香灰渗满的砖缝从那条甬道中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向着大庙里黑黢黢的人群伸出她的双手。
最先是我的奶奶，她从人群中扑了出来，紧跟着的是我的爷爷，他们像喝醉了酒似的跌跌撞撞冲出人群，扑向我的大妈。他们把我的大妈用力往一起拉，但他们拉不动，他们太老了，他们不可能拉动一个腿被打折又流淌了太多鲜血的人，他们索性放弃了，一屁股坐下去，把我的大妈紧紧地搂进怀里，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哭：“娃呀，我的亲亲亲亲的娃呀！”
1995年的某一天，我在省图书馆里查询一些我所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与土地革命战争有关，我在查询这些资料时接触到一组数字，它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小就不喜欢数字这一类东西，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数字太秩序、太铁板、太枯燥，既没有人情味也没有想象的空间，令人乏味和打瞌睡，我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却被这组数字吸引住了。我所看到的这一组数字是记载于一本名叫《鄂豫革命根据地》的书中的，它是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共四卷。数字是关于人的，是关于几十年前我的家乡的土地上消失掉的那些人的。它是这么说的：1933年秋天，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带领下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麻城县乘顺区跟随红军西行的家乡子弟有三千多人，而1933年秋至1934年夏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在五次围剿中，乘顺区被杀掉的人有十一万之众。这组数字构成了一个对比，它们告诉我，至少在乘顺区这块土地上，三千多红军官兵的出走是以十一万家乡父老的生命作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扛着枪举着红旗的红军战士身后，就倒下了三十七个他的父老乡亲！这组数字十分冷静，它在一册红色封面的书籍中静静地躺着，不惊不乍，但它却使我感到了震惊。我不知道当时杀人杀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我却知道了这一点，对于战争而言，那些智谋的指挥官和勇敢无畏的士兵都算不得什么，真正令人肃穆的，该是那些将士身后始终没有干过血水的土地。
我的爷爷奶奶是怎样逃脱掉那场屠杀的，这又是一个谜。1935年农历腊月廿八那一次清乡他们不曾漏网，他们和一百多名红属一道被关进了杨家畈一座土庙中，这是日后被家乡人反复证实过的事。但是，两天之后他们又安然无恙地被放了出来，只是被勒令交纳一千二百吊钱了事，这就让人难以置信了。去年我回乡了一趟，我想弄清楚在那次清乡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杀掉了，又有多少人被放掉了，但是我没能如愿以偿。那几年的清乡像有洁癖的女人梳头一样反复不已，人们早已记不清每一次的清乡情况和屠杀情况了，人们只是对那个年代的屠杀报以余悸未消的恐怖。由于过多的恐怖，他们提起这些事情时会露出一脸的傻笑。人们可以告诉我的只有一件事，像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红属，因为生下了一个区苏维埃主席和三个红军，绝对没有抓住又放掉的道理。
那么，是什么使我的爷爷奶奶避难呈祥死而复生的呢？他们怎么可以逃脱那场必死无疑的命运呢？在我日后收集到的资料里，我查到了一个线索，一份资料表明，当年在乘顺区任绥匪指挥部长官的，是彭家楼镇首富彭福霖的二儿子彭慎澄，他是二纵十七师二团的团长，在乘顺区一带捏有绝对的生杀大权。所有的理由被排除掉之后，我只能认定这一点：那就是我的爷爷奶奶被释放回家是有人授命的，授命者放过了我的爷爷奶奶，当然不是为了一千二百吊钱，而是为了别的。这个授命者，只能是彭家的某个人。
我的大妈是被抬回东冲村的，她的一条腿被士兵用枪托打断了。我的大妈躺在竹椅捆绑成的担架上，四个年轻的后生小心翼翼地抬着她。一路上，缱绻的野白菜和拂拂轻曳的蒲公英盛开着，让人怀疑这是一次由死到生的搬运。我的大妈脸色苍白，额上缠裹着结成了血痂的布带，大量的失血使她美丽的脸庞变得透明起来，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伸出她的两只虚弱的手，一边抓住我的爷爷，一边抓住我的奶奶，她紧紧地抓住他们，一刻也不松手，仿佛害怕把他们再度给弄丢了。我的爷爷奶奶一边一个紧紧跟着担架小跑，他们让我的大妈牵着他们的手，他们也把她的手紧拽着，他们那个样子，就像两个有了依赖的孩子。那架吱吱呀呀的担架，就这么一路不停地抬回了东冲村。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日子是农历正月初一。大别山正月初一的夜晚，如果没有枪声，该是很宁静的，宁静得所有人都能听见一个年轻女子遥远的呼唤声：
“爹呀——娘呀——”
东冲村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受到过清乡的骚扰，仿佛一次悄然的地质变化之后，那里再没有河流淌过，河里的石头再次呈现出它们的安静，在宁静的阳光之下，那些石头默默地躺在河床底，享受着自然的沐浴。如果你不把那些石头砸开，你根本不会看到昔日河流的冲刷给石头们带来了怎样深刻的烙印。
东冲村的人一户接一户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结束了终日的颠沛流离，结束了被狼群追杀捕猎的噩梦，重新成为山水田野中的定居者。当他们推开自己被战火燎烤得发黑的大门，走进自己的家，看见那些温馨如梦的桌椅床凳时，他们禁不住淌下流泪，一起放声大哭起来。
田园的日子再度到来，东冲村的人们收拾干净庭院后，开始召回自家的鸡鸭猫狗，开始翻土地，播下种子，并且，他们开始计算早已荒芜了的日子。没有人对再度到来的安宁做什么追究，也没有人去回忆过去了的那些深渊，甚至，东冲村的那些女人们也不再每日每日都站到自家院子门前的槐树或枣树下，用手搭一个凉棚往村口眺望。黄昏了无声息地划动翅膀从村庄身边经过的时候，人们像扳子的鱼一样地把自己当日最后一点力气留给土地，然后扛着农具，拖着困乏的身子回家吃饭，洗干净孩子和自己，睡觉。春天到来的时候，天空极其清朗，排着队从南方长征而归的大雁扇动着绸缎般的翅膀，留下一声或两声清唳，在雁阵之下，东冲村再没有了往日眺望着的女人的那一道景致，人们已经开始学会接受和习惯新来的日子。
但我的大妈怎么打发掉她在简家最后的那段日子呢？我的大妈，她依然年轻，依然美丽，依然生机勃勃，她被撞破的额头，很快就结了疤，她被打断的腿，在几个月后就长好了，因为严重的骨刺而影响行走且终日疼痛难忍是日后的事。实际上，我的大妈在床上躺了不足十天就下地了，她拖着一条断腿，开始操持我爷爷奶奶的饮食起居，操持老简家的房地鸡狗。她用一条长长的布带把被打断的腿绑在一块长竹片上，然后她拖着那块长竹片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拎水、做饭、洗衣、锄地。她的脸上十分的平静，红润已经回到了她的两颊，甚至在那两朵红云之间，人们还能看到一丝迷人的微笑。有时候她不小心摔倒了，让石头磕绊的或是让牛拖的，她困难地爬起来时仍然保持着那种羞涩的微笑，她掸掸身上的泥土继续做她的活儿。她就这么拖着一条断腿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她的这种姿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成了东冲村新生的一道风景。
我的大妈属于简家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平静的。有关这段时间里的故事我在日后再也没有完整地得到过，它们像一缕不重要的暮雾，稍许的风儿就将它们吹走了，吹得无踪无迹。在更多有雾的日子里，你不知道雾的世界里，哪些是它们，哪些不是它们。也许这正是一种兆示，也许这种兆示是命里注定了的，它们让我的大妈得到了进入简家之后唯一的一段平静的日子，然后，它们就把我的大妈送进了另外一个灾难之中。
我的大妈再度成为人们的话题，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初春的事。那个时候，我的大妈已经不是我的大妈了，她已经成了彭慎清的老婆，并且和这个彭姓乡绅一起生活了十二年了。没有人告诉我再嫁之后的我的大妈生活得怎么样，似乎也没有人知道她生活得怎么样。实际上，当我的大妈埋葬了我的爷爷奶奶，被人用一乘花轿抬进彭家的庄园后，她就消失了，东冲村的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彭家楼镇上的人们也难得见到她，彭家有相当阔绰的深宅大院，有相当谨严的生活秩序，足以把她深深地埋葬掉。
1949年夏天我的家乡解放了。解放了的家乡换了一个崭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对于我的为这个政权贡献了几十万生命的家乡来说，它的意义更为重要。翻身做主的人们在瓜分掉地主老财的土地、房宅、粮食、牲口、浮财之后，自然就会想到他们那些牺牲掉和被屠杀掉的亲人，他们坚决地要求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们坚决地要求杀人。他们热泪盈眶、群情激愤，他们想要用一大批罪恶累累的狗头，来祭悼他们几十万在黄泉之下死不瞑目的亲人的亡灵。
刚解放的那一段日子里，被新政权镇压掉的人很多，那些日子公审大会开个不停，山坳里、河滩上，让人们兴奋不已的枪声响个不停。人们像潮水似的涌来涌去，看着那些恶贯满盈的头颅被正义的子弹打成一个个血葫芦，人们复仇的快乐在那一段日子里达到了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