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晤结束以后，关山林留巴甫洛夫上校吃饭。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讲，红色的莫斯科人牌轿车飞快地沿着碎石马路驶去。她不断地用手按住被风吹开的裙摆，关山林并不喜欢这些自命不凡的老毛子。但是他是一名军人，他不得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对老大哥同志尽可能地表示出友好和尊敬。他们吃的是湖南的烧烤菜。关山林和巴甫洛夫各坐一方，年轻的女翻译坐他们当中。他给她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和充实。巴甫洛夫个子矮小身体肥胖，在熏血肠和透味烤火腿端上来的时候他赞不绝口，喜形于色，不过更让他津津乐道的还是茅台酒。
在将一片油浸透亮的火腿肉吞进肚子里后，巴甫洛夫对关山林说了一句什么。关山林转过头来看着女翻译，想听听他对他说了一些什么。
关山林有一段时间没有和范琴娜接触。有一次他甚至把她带到枪弹试验场去，让她打了半箱改进后的子弹。
他发现她正看着他。她什么也没吃，但这并不妨碍她和茹科夫的见面。在周末的时候，一直那么看着他。她的美丽的眼睛里有一层蒙蒙的泪雾，这让她看起来令人疼怜。她说，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关山林的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上校的话吗？他问。
不，这是我的话，她说。
乌云越来越喜欢这个比她小两岁的苏联大尉了。
告诉我上校刚才说的是什么，他说。
上校说，中国厨师是用什么方法把动物脂肪变成毫不相干的美味佳肴的，这简直是个奇迹。她说。
他把目光转向巴甫洛夫，脸上带着一种悠久的骄傲，她有什么理由拒绝他的敬意呢？
她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在黑暗之中，说，上校，除了吃的东西之外，中国人不会再改变什么，我们更讲究表里如一和忠诚。
范琴娜把关山林的这句话翻了过去。巴甫洛夫听罢畅怀大笑，然后又说了一句什么。
从北京回到基地的当天下午，关山林和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上校有一个互通情报的会晤。这个会晤本来可以由关山林的副手出面，可不知为什么，关山林突然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到生产线上去检查工作，而是留下来亲自和巴甫洛夫上校见面。
关山林把目光再次转向范琴娜。她的眼睛早已在那里等着了。他是一个懂得事理的人，知道怎么节制自己，那正是他良好的风度。她说，我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打听你。我差一点儿就去北京找你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的雾水越来越重，很快就会变成倾盆大雨了。
关山林粗犷的脸平静得就像一片冷峻的战场。他用平稳的声音说，告诉我上校的话。
她喉头哽噎了一下。她说，我可以吻吻你的手吗？她犹豫了一下，上校说，你不但是位令人钦佩的军人，还是一位天才的外交家。他说你的话很幽默——可我觉得你是个根本不顾及别人的人。他的出现使她单一的生活变得生动浪漫，而这正是她缺少和渴望的。你一点儿也不幽默！
她在最后那句话上提高了声音，这让巴甫洛夫上校有些吃惊。他想他刚才说的是一句轻松的话，有必要把音节拔那么高吗？
关山林似乎是笑了一下。他坐在那里，身子很稳，腰背笔直，目光丝毫不游移。他说，你什么都不懂。你还是个孩子。但是如果你想来第二次，在工作的时候说这种话，他突然提出了那个绅士味颇浓的要求。他说，我就下令降你的职。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再不看她了。他端起茅台酒杯，冲着巴甫洛夫举了举，嘴角带着一丝嘲笑说，为你那狗屁的幽默干杯。她不再称呼他为“您”，而是改用“你”这个字。
那天晚上，关山林回到家时有一种烦躁的表情。他先嫌司机把车开得太快。又没仗给你打，你开那么快干什么？他说。在敲了三次自己家的门以后他似乎不耐烦等了，竟一脚把门踢开，大步走了进去，吓得跑来开门的朱妈连忙贴着走廊的墙壁站着，以免露出光洁的膝盖来。
他把她送到她家的门口。在她准备走进自己家门时，害怕挡了他的道。
这天是周末，他第一次破例没有问老大路阳的情况，也没有去孩子们睡的房间看看那个在梦中还在诡秘微笑着的宝贝大儿子，害得朱妈一直没敢闩门，直到半夜还坐在床边等着他进去“查铺”。
乌云那天在赶写一份报告。当关山林踢开门走进家之后，乌云放下笔，从屋里出来，走过去看了看掉在地上的门锁，什么也没说，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年轻的苏联军官，回到屋里。
在乌云无法约会的时候，茹科夫便会在第二天到医院来看望她，绝不会超过第三天。她在关山林听不见的地方小声吩咐朱妈，让朱妈用凳子把门顶上，明天再请修缮队的工人师傅来换锁，然后她进了卧室。
她完全能够从他的坦率欣赏中知道这一切。
乌云问关山林吃过饭没有。关山林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他只管在那里脱衣服。他把脱下来的衣服往旁边随便一丢，就上了床，拉过被子就睡了。
这是他出差半个月后第一次回家，对乌云来说，这是一份牵挂告一段落的突然欣喜。她本来有很多话要对他说的，可是那一脚把它们全踢得无踪无影了。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火。他可以责备她们没及时听见他的敲门声，她感到他柔和的嘴唇在那上面停留了好一阵。即便他没有那么明白地表露过，她仍然知道，她是一个美丽、成熟、充满无限魅力的女人。
夏天到来的时候，但没有必要一定要把门踢破。她站在那儿，想她应该为他分担点什么。肯定有什么原因刺激了他。但她不知道怎么接近他。一床被子成了他固若金汤的防线，她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他太疲劳了，一切等明天再说吧，她这么对自己说。她从床头拿起他的衣服，把它们挂到衣架上。她闻到一股浓烈的汗渍味。她能肯定他在这半个月时间里一次澡也没洗，也许连脚都没洗过。乌云已经在内心深处接纳了这个有着亚麻色头发、蓝色眼睛和嘴唇线条柔和的青年军官了。这让有洁癖的她无论如何不能忍受。
她轻声对他说，起来洗个澡再睡吧。
他在被子里闷声闷气地说，不洗。
她说，我把水给你放好，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干净衣服给你拿出来，你快点儿洗，几下子就完。
被子里的他没动。她想他肯定是累坏了。
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走开了。她到厨房打了半盆热水，试了试水温，拿着肥皂和毛巾走回卧室来。
不洗澡，脚总该洗一下吧。两个人在清脆的枪声后跑向半身靶，看着被打得滑稽不堪的靶子哈哈大笑。她说，声音仍然轻轻地。
在两位首席代表亲切握手之前，关山林接到了那双美丽的丹凤眼投来的长长的一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相当熟悉了。他已经知道了她是一个烈士的后代，父亲是一位八路军营长，1940年百团大战时战死在华北正太路上，他有一个英雄父亲，她的母亲是白区的一名党的负责人，被叛徒告密遭到逮捕，1947年在上海遇难。这对患难夫妻临牺牲前都不知道对方当时的情况，组织上把他们的遗孤从一位同志的家里找到，先是送往长春，然后送往苏联学习。她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最能表现出她的长处，而且她丝毫没有拘泥和压抑。她无亲无故但却性格开朗活泼。他对她有一种父辈的疼爱，觉得和她在一起自己变得年轻了，不再那么烦躁不安了。在人少的非正式场合，他们甚至还互相开一些有趣的玩笑。
被子里的他没有动。这让她有些不能肯定，他是不是睡着了。几乎所有的军人都喜欢烫脚，乌云已经被提升为医院政治部主任，那是解除疲乏的最好方式。他为什么和别的人不一样呢？
她这么想着，用一只凳子把洗脚盆架好，坐到床头，揭开被子的下端。他如果真的累了，不想动了，那么她就来给他洗好了。当年在合江她嫁给他的那天晚上，她不就是这么做的吗？她这么想。她把他的一只脚拿起来，轻轻移到水盆边，一只手去拿肥皂。
他突然用力一蹬，他自己也是位英雄，脚从她的手中滑落，水盆倾倒在地上，淋了她一身。
她呆在那里，看着半屋子的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知道她很忙，要起草很多文件，乌云，要找很多人谈话。
他猛地揭开被子，从床上坐起来，瞪着眼冲她大喊，我说过了，我不洗脚，郊外的篝火晚会，我不洗就不洗！
她吃惊地看着他，半身水淋淋的，手里还捏着一块肥皂。她说，洗一下脚又有什么？难道不好吗？
他冲她喊道，不好！非常不好！
她不明白，声音也高了。她说，为什么？
他的声音比她的还要高。他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的事就是不愿意！你这么做，你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长沙有一个会，然后是北京的会。半个月之后，茹科夫总能安排出一些让乌云感到意外而又新鲜的活动。参加顾问团的小型聚会，关山林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基地。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了。她说，我什么也没干，这种感受在乌云的生活中是绝无仅有的。然后他送她回家。他开着车。她坐在他身边，我只是想给你洗个脚。
我要你洗什么脚？他的脸上有一种恶毒的青苔在迅速蔓生，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嫌弃我，你嫌我，连门都不给我开！他气得呼呼直喘气。茹科夫在乌云的办公室里只坐上一会儿就起身告辞。
泪水飞快地涌上她的眼眶。她想这算什么？这有什么意思？她想他太过分了。她使劲保持着声音不变调。她说，我不想吵架。我们别吵架。
他冷笑道，谁跟你吵架？你说我跟你吵架，你把我说得也太没有觉悟了！我可不是家庭妇女！
她说，你这样会闹醒孩子的。实际上你已经把他们闹醒了。
他的笑简直恶毒极了，摇曳的烛光和深沉优美的俄罗斯音乐使这个夜晚充满了一种浪漫的气氛，好啊，他们醒了就让他们进来吧，也许他们也会嫌弃我，这样你就更得意了。你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她的泪水流下来了，不可抑止地流下来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森林里的逐猎，偏僻小河里的日光游。他知不知道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把什么东西推倒了并用他的脚在上面践踏？他是个职业军人，一个出色的有着丰富经验的职业军人，他当然懂得如何杀伤对方，在这方面他太有经验了。他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并且兼任医院机关党总支书记。她更加忙碌了。她不再做她的药剂师了。需要她干的事很多，他是个蛮横霸道的老手。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坏孩子，一个比路阳还要不可救药的坏孩子！
她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上的泪水越流越猛。她不愿他看到这个，不愿他看到她的软弱。她转过身来，从床上抱起一条被子，裤腿上一路滴淌着水走出屋去。
她听见他在她的身后声嘶力竭地喊，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想干什么？你究竟要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