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江南赋役改革的历史背景
一、江南重赋问题
（一）江南重赋由来已久
江南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商业繁荣，人民富裕，向来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至明代，国家税收对其地区的仰重，更到了惊人的程度，苏松常镇地区作为江南财富的中心，重赋在所难免。
有关明代苏松地区重赋的问题，早已得到包括时人在内的大部分共识。如历任景帝、英宗、宪宗、孝宗四朝的明朝名臣丘濬在其《大学衍义补》中说：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
张居正的同僚赵用贤，在对苏松地区赋税情况进行考证之后，也说：
臣考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江南财赋为天下剧，详其利害，别其标本，大概在于此疏中矣。而嘉、湖、杭、苏、松、常此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它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
同时，有说法认为，张士诚据吴时骄奢无度，加之战争的耗费，使得其不断加征赋税。其时，苏州府的税粮就曾达到一百万石。而明太祖朱元璋围困九余月才破苏州城，破城后，太祖愤慨于吴人对张士诚的归附与支持，于是定下重税，以责罚他们。
这种说法广泛存在于各种正史与时论中，《明史》载：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曾在《野记》中也写到：
太祖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盖惩一时之弊，后且将平之也。
尽管将苏松地区重赋归罪于太祖迁怒一说多为现代学者所质疑，但其所表现出一个事实：苏松地区繁重的赋税一直以来都呈上升趋势，即使在较轻的明初，即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额。故而明代昆山人叶盛在《水东日记》中说：“苏在元，粮三十六万，张氏（张士诚）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另外，籍没豪族富民田为官田应该也属事实，在下文将详细阐述。在苏松地区的赋税上，又“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根据梁方仲的统计数据，即使在洪武时期，苏州的土地占全国土地的1.1%，而所纳税粮就占全国税粮的9.5%；按照每亩纳税粮数额来计算，苏州每亩田所缴纳的赋税是全国平均数的8.54倍，清代学者沈彤不无感叹地说：“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强。”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也引丘濬的话说：
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二）官田与民田
重赋问题，虽然是整个江南地区的赋税表现，但并不是每一亩田地都要缴纳非常高额的赋税。江南田赋的征收，又要分官田和民田两种情况。关于这两种情况，《明史》有这样的说明：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
官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不能买卖，只能由国家租给农民耕种，并收取一定数额的地租。尽管官田的种类繁多，但江南官田的来源大体主要有两种，即前代遗留和明初籍没。后者即如上节曾提到太祖籍没苏州富豪田土，苏州官田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松江府志》说：“国初，有因兵燹后遗下土田无主者，有籍没张士诚者，有籍没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谓官田。”
民田，则是私人通过继承、垦荒等形式占有的土地，所有权属于个人，可以买卖，要按时向政府缴纳田赋。
官田与民田虽一字之差，但其租税差额悬殊是巨大的。尽管明代曾有明确规定官田和民田的税收比重，却往往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实际上，明初民田每亩大概收税三五升，土质差的下田甚至不足一升，而官田则会达到四五斗至一石，甚至有二三石。可以说，官田的赋税是民田的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在土地以官田占大多数的苏州地区，赋税主要是由官田承担。故《明史》载：“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至顾鼎臣时期，情况依然如此，主持江南改革的欧阳铎就曾亲眼目睹过高的官田租税，他说：
民田每亩正米五升，官田重者每亩正米五斗，是官田一抵民田十。而又从粮起耗，每升一合，则官田一抵民田十一矣。就使东乡田瘠亦不应若是，其悬绝者而不令作区处。
同时，对民众来说，官田税虽重，但是在租种后缴纳，且容易租到。而赋轻的民田则卖价高，是一般农民所不能承担得起的。因此，贫苦的农民只能租种官田，一遇收成稍减，即变得更加穷困。嘉靖时刑科给事中徐俊民曾描述过这种现象：
夫民田之价十倍官田。穷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粮重，每病取盈。
（三）耗米
农民的负担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不可忽视，即为耗米。最初江南的税粮是由粮长征收运往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后，由于路途遥远，采用了民粮军运，由军船代收粮户的税粮运输，而粮户则需要支付运费和耗损，称为“耗米”。耗米最初根据运送的远近决定，“远者不过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宣德五年（1430），曾有规定耗米“每石不过加一、加二、加三，多者坐赃论罪”，尽管如此，已经给人民加重了负担，诚如嘉靖时霍韬曰：
苏州赋额之定于初，因贼虏张士诚之旧，固已过重矣。后以漕运之费正粮一石复加耗五斗，是重中又加重也。乃于交纳细粮，复需二石或二石八斗，乃纳一石，是加重之中，又倍加重也。故凡粮长之私取夫民也不知几倍，小民所以益困也。
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在宣德周忱改革前，大户是不缴纳耗米的，周忱谓“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皆不肯纳粮，纵纳亦非白粮，且无加耗，不肯远运”。他们的消耗，只好从小户平民身上找补，进一步加重了平民的负担。另外，霍韬所说私取的问题更是耗米的弊端，由于数量无法统一规定，就给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纷纷往上抬高。耗米实际缴纳之数，早就超过了规定，甚至有超过正米征收的情况出现。时人陈士元曾谓“今之俗，则里胥或藉耗米名色害及纳户”。如弘治、正德时松江人顾清家有田四十四亩，山地十六亩，总共应该缴纳正粮一石六斗二升，但加耗甚至达到了十二石九斗，因此他说：“是正税一石，而征八石有奇，从古及今，未闻有此制也。”顾清为弘治六年成进士，授庶吉士编修，并曾为侍读。官员家庭尚且有如此的赋税，更遑论贫民。
（四）租税逋欠
由于各种沉重而不均衡的赋税政策，已经大大超出了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人民往往饿着肚子也不能缴纳足额，因此，尽管朝廷频频为江南减负，并派出官员催征，但逋赋现象还是广泛存在。以苏州府为例，从考成严格的洪武初期就开始拖欠税粮，自后拖欠的数额更加巨大，顾炎武曾描述过这种现象：
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拆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
可以看出，短短的十几年间，拖欠的税粮已经超过数百万石，面对此种情况，朝廷也往往无计可施，只好宣布将拖欠的税粮减免。最终只好是地方“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朝廷“空负取盈之名，而终无取盈之实”。
不仅如此，大量拖欠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由于去年尚未缴完，又该缴纳今年的税，新旧税款往往会混为一谈，长此以往，无论纳粮者还是征收者都无法准确知道该缴纳的数额，形成了“小民之膏血无存，则有司之智勇俱困，甚至挪垫以塞责一时，此盈而彼缺，旧补而新亏。在民之拖欠依然，在官之支收反混”的情况。而这种混乱，又给了各种贪官污吏浑水摸鱼的机会，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看出，江南特别是苏松地区的重赋现象，是由各种复杂的原因造成的，重赋的主体主要是官田，而耗米更是不少于赋税主体的存在。对于贫户来说，因没有能力购买田产而不得不租种官田，而重赋和耗米则更加剧了其贫困加剧。同时，他们还是混乱税收政策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长此以往，贫者益贫。总之，江南的重赋使得地区发展受到阻碍，人民困苦，朝廷也空背负了暴敛的罪名，实际上并未得到太多的好处，反而破坏了赋税政策，并提供了各种贪腐适宜的生长条件，滋生了各种舞弊现象。无论对朝廷还是对地方，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江南的重赋引起了各时期官员的重视，在明代顾鼎臣之前，就已经有了不少有关江南赋税改革的举措。
二、嘉靖前江南赋税改革
由于江南赋税对于全国的重要性，明政府对江南地区的赋税问题十分关注。一方面，要保证江南税收的正常收取，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江南百姓的压力，不使其因重赋而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有明一代，在江南地区进行了多次赋税改革，由于本书主要研究对象为顾鼎臣，所以仅提出两项改革进行分析：
（一）周忱赋役改革
宣德五年（1430）周忱的改革，可以说是在嘉靖之前，江南地区赋役制度改革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项，其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平米法
平米法主要针对的是耗米无法统一定额、并主要由平民承担的弊端。宣德八年（1430），周忱推行《加耗折征例》，规定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均得加耗，方式为论粮加耗。或者“每秋粮一石加耗六斗七升”，或者正粮“每石征平米一石七斗”，多者“至一石九斗”。
相对于之前的大户不缴纳耗米的情况来说，平米法使得小户不再承担大户的耗米，相对拉平了官田民田之间的差距，在不影响国家税收的情况下，对租税苛重的官田，有所减轻。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此，赵用贤评论道：
知官田系国初抄没，其税至重，民力不能办。民田起科止于五升甚轻，又其时大户恃强不出加耗，偏累小户。故将民田每亩例加耗米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亏欠。
推行了平米法后，国家税收甚至一度有大幅度增加：于是苏州一府，增粮一百余万石。通杭嘉湖苏松常镇，共增粮四百余万石。
但平米法推行的基础仍是现有的赋税量，上文说过，官田本身较之民田的赋税要高数十倍，其征粮的数额本身就很大，在此基础上论粮加耗，租种官田者本身的负担并没有降低太多。从国家税收有大幅度增加就可以看出，平米法只是增加了大户纳粮的数额，并没有过多地削减平民的粮租，因此大户及朝中反对者以多征和滥用耗米的说法来攻击周忱。
2．济农仓
由于周忱对当时混乱的税收和漕运政策做了改革，使之能行之有效的管理。这样，每年的税粮能正常缴纳，还能有所节余，周忱将节余部分统一起来，建立“济农仓”。“济农仓”有效弥补了里甲支费的不足，减轻了农民的各种杂税负担，赵用贤同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有余则入济农仓以备赈济，谓之余米。遇农民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不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繇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又属郡有荒歉，亦拨余米以补不足。盖其时粮虽加于民，而其补助余积之利，悉归于民。民自征赋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见他役之及。官府亦无科索之扰，故甚便之。其后户部以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而归之官，于是征输杂然，逋负始积矣。
3．折色
为进一步达到赋税均平，减轻粮长负担，周忱还规定，在征收田赋时，“七斗至四斗则纳金花、官布，轻赍折色；二斗、一斗则纳白粮、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则轻重而为之损益”。税粮折银价格固定，且往往低于市场价格，所以使缴纳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又由于缴纳高田赋的，都为官田的租种者，此做法，进一步使官田民田的差额缩小。
（二）朱瑄改革
弘治八年（1488），巡抚朱瑄在松江府华亭、上海实行“分乡论田加耗”，其主要内容是在正米的基础上，区分以不同的地区，来进行耗米的征收，比如在华亭县的加耗原则为：东乡每亩加耗一升，中乡斗三升，西乡斗五升。随后，又将是否沿海纳入考虑范围，规定：华亭县东乡每加耗斗一升，中乡斗三升，西乡斗五升。后中乡亩加斗四升，西乡加斗五升。东乡又分沿海不沿海，沿海亩加一斗，不沿海加斗一升。
上文说过，周忱平米法仍基于官田与民田的差异，对大户的限制重，对平民的优惠少，况其规定无论是论粮加耗还是论土地数量加耗，对贫瘠土地的租种或所有者来说，是雪上加霜的打击。而朱瑄的做法则不再着眼于官民田差异，而是将土地的肥沃贫瘠作为征收多寡的标准，这样，租种贫瘠土地的贫困者的赋税数额将有所减轻，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者的生活压力。
然而朱瑄的做法，则失在过于简单，因为土地的肥瘠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对地形复杂的江南地区来说，更是无法一概而论。仅在两个县执行，就已显得困难重重，更无法在大范围内推广。同时，朱瑄淡化官民田差异的做法，显然也得不到朝廷自上而下的支持，因此，朱瑄的改革，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朱瑄的改革，本来是江南赋役改革中的一个小插曲，本书将其特地提出说明，是因为朱瑄与顾鼎臣有着特殊的关系。事实上，朱瑄是顾鼎臣夫人朱氏的父亲，即顾鼎臣的岳丈。朱瑄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对于土地实际情况的关注显然影响到顾鼎臣，在之后顾鼎臣关注的改革中，贫瘠土地也能享受到赋税的减轻，这不能不说受朱瑄的影响。
三、嘉靖间官员对江南赋税积弊的认识
江南地区繁重不均的复杂赋税情况，加之明王朝管理的混乱，监管不力等情况，江南地方豪强狡吏得以上下其手，利用政策的漏洞，不断倾轧贫民，为自己牟利。而江南农民的贫苦生活，也不断得到众多朝廷官员的关注。在顾鼎臣之前，就有许多官员就江南赋税积弊提出自己的担忧，顾鼎臣则对此更加深有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