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整合与文化自觉——南方丝绸之路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杨静
一、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西南一直是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地区，而人类学语境下的“地区”不仅仅是政治地理单元，也是学术研究对象的地理分区。正如人类学家王铭铭所说：“在中国人类学里，以福建、广东、浙江为主的‘东南区’，以及云贵高原、四川为主的‘西南区’，自19世纪末以来，在本地、外地、外国学者‘有约而同’或‘不约而同’的努力下，渐渐成为我将称之为‘学术区’的地带。”这里的学术区意指被本地、外地、外国学者研究过，而形成某种学术遗产和学术风格的区域。从海外来看，以美国著名汉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的彝族研究参见彭文斌问、郝瑞答：《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和澳大利亚人类学家王富文（Nicholas Tapp）的苗族研究最具代表性。在国内，又以20世纪7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说和20世纪80年代率先由西南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发起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即“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最为有影响力，如今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外地学者加入其研究体系。李绍明先生在《论西南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一文中认为，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是一条民族走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则是一条条古代交通路线。西南丝绸之路应该是藏彝走廊中的一条通道。而且，“藏彝走廊”主要强调民族关系史，而西南丝绸之路强调中外关系史。段渝先生认为藏彝走廊是连接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的纽带，并且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国际商贸路线、更是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路线，他说：“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就是北方丝绸之路；而它的南方出口，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出口同时也就是进口，古代南北东西的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动，就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经由丝绸之路，中国西部的族群和文化与南亚细亚、中央亚细亚、西亚细亚以及东亚细亚南部即中南半岛进行互动与交流。”
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中外学界对丝绸之路研究已经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20世纪80年代“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南方）丝绸之路”等学术概念的提出，“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指那条从长安出发、向西北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最后进抵罗马帝国的重要交通路线，而是已经成为了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学术概念。相对于北方丝绸之路而言，“南方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及成规模的研究才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还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从李绍明先生《近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中，西南高校、科研机构联手地方文博部门专家精诚合作、励精图治，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和实地考察，获取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大量相关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出土文物和考察报告的展览、宣传画册的印制和发放、大型学术会议的多次举行，无一不显示着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毕竟这还是一个较新的学术领域，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进入学者们的视野，需要深入发掘和探寻。蓝勇先生在《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就目前而言，学术界形成一个误区认为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是古代史为主，特别是认为主要是考古学的课题，所以对近代时段的研究十分少”，同时他还提出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研究内容的全面性和多学科协作综合研究等问题。
南方丝绸之路是指从成都出发经今四川西南，通过今贵州、云南，然后到缅甸、印度、中亚甚至西亚的一条古老交通要道，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伟大的文化遗产，成为古代中国对外联系交往的重要通道和桥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日益得到凸显。已有的考古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学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功能等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奠定了文化物质层面研究的基础，而非物质文化方面的研究还少有涉及。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世居着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创造出了独特的、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类别：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一个民族历代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审美、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客观实物，包括可移动实物（如艺术品、文献典籍、出土文物等）和不可移动实物（如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石刻、壁画等），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有形的、静态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一个民族世代相承的、与该民族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等，包括民族民间文学、民族艺术、民族技艺、民俗活动、传统知识、传统节日庆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与物质形态相依相存，但是它是无形的、活态的。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个民族特殊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它是该民族集体创造的精神财富，因此也被誉为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近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国际社会提出的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概念虽然是新近提出的，其研究的对象却是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研究这些类别的民间文化在原有的学科分工里由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戏剧学、音乐学等艺术类学科分别进行研究，且积累了丰硕的成就。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合性概念的提出正在被证明是一种推陈出新，它把原先分散的对象整合在一个范畴里，正在形成一个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的新领域。在西南地区居住着的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建国以来，学者们从历史学、文艺学、哲学、宗教学、风俗学、伦理学等角度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过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是从某一专门学科的要求来进行的。而把这些遗产当作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从综合的、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从总体的、全局的方面来进行规律性的探索，这在西南地区的学术史上还未有先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文化内涵、综合的人文信息以及整体性和活态性等特点，都决定了它需要跨学科、多角度的学术视野，应用多种研究方法，这种学术力量整合及形成，必然会大大增强学术界对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社会现实问题、实践问题的关怀与关注。南方丝绸之路就像一条纽带，将沿线分布的各民族串联了起来，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也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在同一地理环境之下、有着相似或者相近文化特征的西南文化圈。南方丝绸之路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不仅是对已有的物质文化层面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对已有的民族民间文化分学科研究的一种学术整合，更是为我们全面、立体地研究西南文化圈的整体性特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作为“文化空间”的南方丝绸之路
根据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发表的最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从这个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单一的文化现象，而是特定族群所传承的，反映该族群的生存历史、生活习俗、心理特征以及宗教信仰等多种内容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总和。而这些文化表现形式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文化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埃德蒙·木卡拉认为“文化空间”是一个人类学概念，是指“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形式规律性地进行的地方或一系列地方”。我国在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也对“文化空间”进行了定义：“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者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根据以上表述，对于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文化空间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表现为节庆活动、庙会、歌会、集市等等，如白族“绕三灵”节日，固定在每年4月23日至25日期间举行，空间范围也限于苍山洱海之间和本主庙中。而对于共存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且具有相似文化形态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这个文化空间也可以表现为能集中生动展示某种具有整体性文化特征、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背景相结合的文化圈（区）或者文化线路。也就是说，如果把西南地区所有的民族以及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一个整体文化系统来看，“南方丝绸之路”无疑为我们研究西南地区整体性文化特征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即是一个具有更广泛、更纵深意义的“文化空间”。
把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文化空间的概念提出，是因为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南方丝绸之路具有文化空间所必需的时间性特征。西南地区诸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带有特定时代的特征。如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些民族在形成初期或无文字时代就开始产生并以口头语言方式传承的整个民族精神文化的理论概括和全部物质文化的经验总结的总和。如创世史诗有彝族的《梅葛》、苗族古歌、纳西族的《创世纪》等，都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几乎伴随着这些民族的整个发展历程。南方丝绸之路是西南各民族在发展、迁徙和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贸易、交通要道，也可以追溯到各民族形成之初。关于南方丝绸之路形成的具体时间一直属于学界探寻的重点：《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反映出秦代修建五尺道的信息，成为官方修筑南方交通要道的最早记录。而有的学者认为五尺道在官方正式开凿之前就已经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官方大道之前早有民间通道的存在，而且民间通道是始终存在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被考古发现推向了更为古老的时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出土文物的奇异造型及与本土文化迥异的艺术特征促使学者们将其与印度和近东地区文化联系起来，提出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还有的学者根据考古资料认为这条古道至迟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虽然，南方丝绸之路形成的确切时间还可能会随着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不断更新，但是其悠远的历史是得到公认的。因此，南方丝绸之路为我们探寻西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时间维度。
第二，南方丝绸之路具有文化空间所必需的空间性特征。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发展和传承都离不开其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西南地区在中国版图上偏安一隅，横断山脉、秦岭、大巴山分别从西部、北部和东部对西南地区形成合抱之势，加之南部与东南亚、南亚接壤，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按照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ner）的观点，“一个特定的人群，在其长期活动的地域内，一定会创造出一种适应环境的文化景观”。事实上，西南地区这一空间格局也的确使之成为了中国多元文化中很有特色的一个文化圈，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宋蜀华先生在《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中这样论述“西南”和“西南文化”，他说“西南”大致包括四川东西部、重庆市、贵州、云南、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西南文化”是在自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中游、北方和西北草原、长江流域“三大文化区”板块延伸、碰撞、交融下产生的。它是文化接触的“中间地带”，必然带有浓厚的多民族并存特征。而西南众多民族自古就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资料来看，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一条或多条从成都出发经今四川西南，通过今贵州、云南，然后到缅甸、印度，并由此可达欧洲、非洲诸国的古代路上交通要道，即“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为西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出的“和而不同”特征提供了依据。拉采尔及其弟子们致力于运用“地理方法”去揭示人类及其文化的地理分布，把民族文化发生上的历史关联在一定地区具有的普遍现象，命名为“文化圈”。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最早提出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运用“文化圈”理论，他认为：“全面准确地应用文化圈理论和方法清理面临破坏和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高度评价人类文化创造的不朽价值，在快步跨入新世纪的未来文明的创建中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