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说什么呢，”我努力装出一副嘲笑的样子看着他，“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变成了海神，我就是贪得无厌的大海，我他妈一口气吸光了半个世界。”
“你一定疯了。”他忧郁地说。
“我等着呐。”我吹了一声口哨。
他把目光转开。我随着他的目光看去，他在看他抚摸过的那棵美丽的榛树。
“树叶要掉下来了，”他叹了一口气，“一共七片。”
他说过那句话之后，我就屏住了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棵树。并没有等多久，树叶果然往下掉，悠悠然然。
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
那以后没有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得意地说：“你错了，只掉了六片。”
他皱了皱眉头，说：“你没有看见第七片吗？”
我看见了，有一片树叶，悬在枝头上，欲落未落——如果一定要把它算上的话，倒是可以算第七片。那个时候没有风，有风也许它就落下来了。但是，没有。
他没有在意我的窃笑，把目光移向一边，说：“要摔倒了。”
一个胳膊上有刺青的年轻医务工，愉快地吹着口哨，推着一辆装满脏床单的手推车从院子里走过。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滑倒了，手推车跳跃着离他而去。
“他没事儿，”他说，“看他的人有事儿。”
我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来，屁股下的椅子突然往一边歪去。我坐到地上，下意识伸出手去撑地，地上一块小石头割伤了我的手掌。我把手举到嘴边，用力吮着伤口上的血，回头看，是一条椅子腿断了。
我被弄糊涂了。一开始我们是坐在一条长椅上的，怎么他去抚摸过一次榛树，对树说了两句波谲云诡的话，回来我们就不在一条长椅上了，而且我坐的椅子就断了一条腿。我抬头往四周看了看，那只精灵古怪的蜜蜂并没有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那片悬在树枝上的叶子，悠悠地落了下来。
我目瞪口呆地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百无聊赖地爬了起来，坐回到椅子上去。我决定还是谨慎一些为好，把刚才的话再续上。
“你是说，”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可以离开自己——离开你的躯壳，是这样的吗？”
“从一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有时候我们必须这样。”他坐在那里，目光看着远处，好像进入了一个永恒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表不表示他正在离开自己，离开躯壳，或者他已经离开了，只不过他很快又回来了——如果他曾经离开过的话。
我们又不说话了。他在那里静静地把玩着一片树叶，我无法说清那片叶子是什么时候到他手里的。我知道，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打算听我说话，他只是在那里想着他自己的事情。他有心思，就像那些因为洁癖而绝望的诗人。
我开始喜欢上他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比我见到的大多数人要安静和可爱的人。也许他真的不是病人，有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人搞错了。或者那本来就是一场阴谋，我们不过是这场阴谋中各司其职的一件道具罢了。
“你是干什么的？”这回是我先打破沉寂，“我是说，你的职业。”
“警察，或者环境保护工作者。”他目光有些恍惚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我的问题越来越离谱了，“这个问题重要吗？”
“那倒是。”我同意他的观点，“可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得做点儿什么吧？”
“你认为做得还不够？”他显然被激怒了，“人生下来是为什么？就是鞭笞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要是没有别人折磨，人就自己折磨自己。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人是一种有信仰的动物？”他的声音因为气愤而尖锐，我感觉他在用声音撕开我，“人的信仰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殖器，不断地让它充盈勃起的理由，不断地占有他人的生活，同时在他人的生活中孕育新的占有者。除此之外，人还会做什么？”
“要这么说，”我有些拿不准，“我们活着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你怎么知道活着不是生命的副产品？”他明显不愿意让我缩回去，“也许死亡才是生命的正常形式。”
“我承认，我想把自己杀掉。”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我突然有一种冲动，而且我很绝望，想要流泪。
“你已经把自己杀掉了。”他慈祥地看着我，“你也杀过别人。”他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不说了，去喝点儿什么吧，我请客。这里的病友酒吧办得不错，榨小黄瓜汁和仙人掌汁非常可口。而且，”他朝我做了一个鬼脸，“酒吧里的两位姑娘很热情，她们会给足你够分量的东西。”
我们并没有去病友酒吧喝酒。下午我还要代两堂音乐课，教孩子们欣赏Lvory Coast的《海洋季节》和《航行中的风》。我不能让孩子们失望，这是有悖教师职业道德的。他表示可以理解，送我走出精神病医院的大门。我们就像一对兄弟，亲密无间，互相捉着彼此的胳膊。他在大门口站住了，叮嘱我，一定要善待大街上的乞丐，因为他们都是树变的。我则把那一网兜水萝卜交给他，请他转交给我的朋友。
我在下一周又去了那家精神病医院。不知为什么，整整一周时间里，我老是在心里惦记着他。要惦记的还有那只长着蓝色和黄金翅膀的蜜蜂，以及我的患有遏制类亢奋症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他。我不是一个容易时过境迁的人。在整个中学时代，我不止一次在朋友笑眯眯穿过喧嚣的教室朝我走来的时候热泪盈眶过。我知道水萝卜它有可能是我这一生中对生命的最后报答了。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是谁呢？也许我从来没有脱下过用上好的牛皮和铜铆钉缝制的强制背心，探出头去看过一眼身外的世界。我是一头被上帝宠坏了的几内亚猪。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正在听析室里接受身心动力学听析师的辅导治疗，医务人员客气地告诉我，通常情况下，一个治疗单位大致需要两至三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病员康复成果展览，也可以去接待室翻阅一下义工招募资料，像我这样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非常欢迎加入他们的义工行列。
我去了接待室。我在那里翻阅着印刷精美的义工招募资料。有一位面目和蔼的男性中年医生走了进来，大约他把什么东西落在那里了。我们谈了起来。他很热心地向我介绍义工所需要进行的培训情况，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应变手段。我则提到了他，想从医生那里了解一些他的情况。
“这怎么可能。”医生听我说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吃了一惊，“他根本不说话。他进来七个月了，总是坐在那里发愣，哪儿也不去，一句话也没有说过。”看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他想了想，举例说，“有一次他睡了三天，我们怕他睡死过去，只能把他弄醒。可他怎么也不醒，我们只好抽他的脸，把他抽醒过来。他醒了以后看了看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去厕所撒尿了。”
“也许他不想对你们说，”我说，“对我，则另当别论了。”
关于这个我有足够的证据。我们花高额的电话费和远在异国的人有说不完的话，却对身边的人不理不睬；一个孩子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父母他恨他们，却对一个只认识了两分钟的流浪鼓手说出了他心里最隐秘的死亡恐惧。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说过，这绝对不可能。”医生毋庸置疑地说，“不是他想或者不想和谁说话的问题，他根本就不可能说话。他根本就没有说话的功能——他是一个哑巴。想一想，一个哑巴，他能说话吗？”
我被弄糊涂了。我盯着医生的眼睛，分辨他刚才说的是不是瓜拉尼语或者阿伊马拉语，然后再低下头，探过身子去看了看。医生的白大褂刚换过，还散发着来苏儿的味道，他的胸襟前挂着写有号码的标志牌，上面有他的照片和名字，他肯定不是一个冒牌货。问题是，我也不是冒牌货。我和任何一个器官贩卖组织都没有关系，他们用不着提防我，对我隐瞒什么，甚至编造假话。
医生看我那个样子，皱了皱眉头，走了过来，不由分说把我按在椅子上，从白大褂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微型聚光电筒，掰开我的眼皮往里照了照，然后又让我数他的手指头。我很安静地接受了他这一套检查，直到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把我玩弄够了为止。我想我们都太他妈的无聊了。
“也许这是一种情景假设。POSTULATE，假定某个人物或事件是真实的，特别是用它作为推理的基础，或者试图将其推演为一种必然的真实性质。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不少病例。”医生好心地在我面前坐了下来，热心而负责地分析说，“你刚才说你是一位教师，也许你太敬业了。你是不是把他当成了你的一位封闭型的学生，而你对你的那位学生寄托了太大的希望？”
“我的班上的确有这样的学生，但这和我的学生毫不相干。”我尽可能地保持平静，试图向他解释，“事情是我亲自经历的，他和我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我们说了至少两个小时话，大部分是他说，我听。他说院子里的榛树会落下七片叶子，果然就落了七片，一片也不少，这是我亲眼所见，一个字的谎话也没有。再说，一个从事警察或者环境保护工作的人，怎么可能是哑巴？”
“你在说什么呀？”医生有些不满意了，把聚光电筒揣回上衣口袋，“他根本不是什么警察或者环境保护工作者，我们这家医院里也没有什么榛子树。他连话都不会说，怎么和罪犯或者污水打交道？我们没有种榛子树，从哪儿掉七片榛子树的树叶下来？”他怀疑地看着我，突然不出声了，好像是在判断刚才的检查是否遗漏了什么，我是否像他诊断的那样属于正常状态。
我站了起来，转过身去，朝窗外看。那里是上周我和他坐着谈话的地方。没错，明媚的阳光还在那里，可以肯定干净的空气也在那里，可是，那里没有什么榛子树，那里连一棵树苗也没有，而是一片虚假至极的草地，还有一只熊猫造型的愚蠢至极的垃圾箱。我彻底糊涂了。我转过身来，看着越来越紧张的医生，突然地，脑子里一亮，想到了什么。
“你刚才说，他总是坐在那里发愣？”
“是的，七个月来，他一直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想着一些什么、想了还是没想。”
“那么，也就是说，他不在‘他’的躯壳里，就是有可能的了？”
“什么躯壳？你说他不在什么地方？”
“他的躯壳——他离开了他的躯壳，这样你们就以为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了，对吧？”
医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努力克制着，脸上装出一种不激怒我的神态，慢慢地站了起来。
“我说，你，别激动，尽可能放松，按我说的，轻轻吸一口气，再吸一口，对了，就这样，很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去叫个人来，我们好好谈谈。”
医生这么说着，脸上堆着僵硬的微笑，一点一点退到门口，然后突然抓住门的把手，闪身出去，从外面把门闩上。
我等在那里。
我听见走廊的尽头有尖锐的哨子声响起来，有什么器械绊倒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有人朝这边跑来。
我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