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端端可以平起平坐地和我跟他妈妈讨论问题，发表他的见解，发泄他的不满了。这些，我们都能够正确地对待。想一想，端端对我发出的第一次严正的抗议，是在他三岁多的时候。关于第二天是否去公园玩滑梯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有所分歧。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的计划里曾打算去公园游玩一个上午，但我临时接到一个修改稿件的任务，而且很紧迫，我就想取消那个计划。
吃完晚饭，端端问我：“爸爸，明天去公园吗？”
我没有回答。
他又问妈妈：“去公园吗？”
妈妈说：“爸爸临时有了工作……”
不等妈妈说完，他就哭闹起来，一个人跑到床边“叫喊”，气焰十分“嚣张”。
我刚刚从背包里拿出那篇要修改的原稿，很厚的一沓，是我从北京一个著名作家手中约来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文章，很长，角度很大，不太适合我工作的那家青年杂志刊发。老总的意思是能否从中选取某一问题从小视角出发，谈透一点。
这个建议和我本身的想法就有所冲突。
我一直认为我工作的那家青年刊物有点小气，缺乏硬朗，正需要这样的文章冲击一下。
但老总的建议我必须充分尊重。
端端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向我示威，岂不是自讨苦吃。
他用他的方法急于达到目的。
我挺生气。
我把稿子一拍，放在桌子上，对他大声说：“你不要叫了，没看见我要干活吗？”
端端自小知道，我的工作甚至比生命重要。
后来他给我起的外号是：牛式工作狂。
我要干活！这等于最后通牒。端端知道去公园没有希望了，趴在床上哭了起来。
“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不去就是不去了！”
我也有点不依不饶。
还没有等我全部说完，端端从床上呼地站起来，几步就爬上窗台，他“大义凛然”，对我说：“你喊！再喊我就跳下去，让你没有大儿子！”
我一下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最后，我们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我检讨我刚才的生硬态度，当然，端端也为他的不礼貌做出了正式道歉，我们达成协议：明天我的工作一完，我们就去公园；如果我的工作做不完，那就只好推到下一周了。
我们握手言和。
结果，第二天，整整一天端端都处于安静而焦急的等待之中。他几次到我的书桌旁，假装拿东西，偷偷往我的稿子上观看。有一次还小声问我：“爸爸今天弄不完了吧？”
我没意识到这些。
后来，是端端的妈妈提醒，我心里一下感到很歉疚。
我要改动的是一篇很难缠的稿子，让我头疼，我想，陪孩子去公园玩玩，也许可以开拓一下思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我领着端端去公园，他妈妈还准备了照相机，我们拍了许多照片。那天端端很乖巧，很顺从我的意见。可见，你对孩子付出一点点爱心，他也会真心回报的。
孩子总归是孩子，他的心思你一看就穿。
见到卖雪糕的，端端会说：“端端一点也不想吃雪糕，爸爸也不要给端端买雪糕。”
我马上表现很积极，蹲下身去“求”他：“爸爸想给宝宝买一个雪糕，宝宝就答应爸爸吧。”
还等什么？端端听了这样的答复，早已小跑着去卖货亭了，他对各种雪糕的品牌了如指掌，不等我们说什么，自己已经要了一个又大又甜的奶油雪糕。
我的新居离儿童公园的东门非常近，过一条马路就是。
这个公园经过修整之后，环境还算不错，我经常在晚饭后领端端去那里玩滑梯。如果没有硬性的工作安排，每个周日，或者我或者他的妈妈总会领他去公园里玩上半日，所以，端端已经形成了习惯。公园修整后，许多个体业主在儿童活动区开设了各种各样的活动项目。端端喜欢玩的有两项，一是探险宫，一是蹦蹦床。
探险宫太刺激人的神经，我和端端的妈妈都不太喜欢他玩。
所以，蹦蹦床成为我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运动。
夏日天长，吃完晚饭，天还大亮，我们就带端端去公园散步。主要是陪他。
端端要求玩蹦蹦床。
我们就为他交一元钱，然后坐在一边等着他。端端在蹦蹦床里蹦跳的样子像一只袋鼠宝宝，灵活、可爱，蹦蹦床的下边是海洋球，端端在其中钻来钻去非常开心。
没人会意识到危险。
但危险还是发生了。
端端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发生了冲撞，由于他小，应变能力差，一下被撞倒在蹦蹦床的支柱上。他的小腿骨折了！
那以后的三个多月，端端都在家里养病，奶奶已经退休，身体尚可，就负责看护他。
他的腿上打了枷子。
因为这件事，我和端端的妈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深自责，自责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自己太粗心，太大意，对端端的监护不够；再是事故发生后，我们一直没有想到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没有及时维护端端的合法权益。
我们并不是想向对方要钱，只是觉得我们是端端的父母，应该为孩子讨一个说法，要一个公道。
我们至今还这样认为！
——这是我们对孩子应有的一份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