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04年盛夏的一天，感觉天还不亮，老婆就喊着让我起来。
李江峰，快起来，快起来，你得抓紧去进点货，好几样东西都快没了。
夜里热得睡不着，早晨凉快，正是睡好觉的时候，老婆却吵得让人烦。
对她的声音我一点也不敏感，说再睡一分钟，然后翻了个身又继续睡。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像防空警报一样响起来。
老婆见我躺在那不动，说，快接电话，肯定是找你的。干脆抓着我的耳朵把我拽了起来。我只好拿起电话。心想，大早起的，谁这么烦人，让我连觉都睡不成。
喂，哪位？哦，廖主席。嘿嘿，还没起床呢，去柳青县？现在就走，好，我马上出来在家门口等你。
放下电话，我对着外边喊：老婆，进货我是去不成了，廖主席要我跟他去柳青县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车马上就过来了。
去呗，离了你我还不做生意了。老婆尽管好唠叨，但一遇到我文学上的事情，还是支持的。她文化水平不高，却很羡慕会写文章的人，这也是她当初嫁给我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就着洗手间的水管喝了两口水漱了漱口，又捞了把脸，照着镜子用五指梳把乱蓬蓬的头发尽量收拾贴服。
我走了。我一边换上凉鞋，一边对老婆说。在厨房收拾早餐的老婆跑出来说：马上就好，吃个荷包蛋吧。
我说不吃了，来不及了，总不能让廖主席等我。
我已经换好鞋，拉开门就走。老婆在后边说：出去也不穿袜子，少喝点酒啊，别回老家一趟喝醉一回。
知道了。我说着，腾腾地跑下楼。球，大夏天穿袜子多难受啊。少喝点酒？那肯定是浪费语言，说也是白说。跟老家那几个臭文人在一起不喝多那是天方夜谭，除非你不会喝酒。
廖主席是我们殷都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工作关系在市文联，也算是专业作家。他因为在殷都市文学圈里很活跃，名气不小。不过廖主席年龄比我也就大个两三岁，都算六十年代的人，很投缘，在一起也称兄道弟，并不拘束。
刚在路口站定，气还没喘匀，廖主席的面包车就开过来了。这车刚买不到三个月，虽然是面包车，但车内设施还可以，空调也管用，就是车速稍有点慢。不过像文联这样一个清水衙门，能有辆车就不错了，大夏天挤长途汽车更辛苦。
我上了车说，谁的作品研讨会呀？能让廖主席大驾光临。
廖主席说，你们柳青随便谁的作品要我去我都得去呀，还不是因为有咱李秘书长在呀。
你别往我身上扯，我一个跑腿的哪有这面子？说起来我是作协的副秘书长，可谁知道我连工作都没了，更别提工资了。天天把文学当成事业来做，四十岁的人了还成天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除了老婆和圈里的人能理解，外人还不说我神经病啊。
你可是说过了，以后你可别再找我给谁看稿子写评论了，省得你动不动给我安排活。
廖主席见我拿出两块钱一盒的软包“红旗渠”烟，就扔给我一盒红盒硬包“红旗渠”，虽然都是一个牌子，价钱却差别很大，他这一盒可以买我那五盒。我嘿嘿一笑，说主席的烟档次高，有馒头咱就不吃窝窝，有好的咱就不吸赖的。
汽车从洹滨南路拐到彰德路向南，就出市了。殷都市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闻名世界的殷墟就在城市的西北角。从上师范算起，我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也算老殷都了。可我总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说心里话，当初师范毕业我是想回老家柳青县做一个教师的，可我爹偏偏就迷上了城市，说咱李家几辈子都没出过名头人了，你好不容易考到城里了，想啥办法也得留在城里。他还真说到做到，后来不知道通过哪一门驴尾巴吊棒槌的亲戚，把我留在了市里的搪瓷厂。说搪瓷厂好听，其实就是生产坐式马桶的工厂，不过在1987年这样一个工厂还是很牛的，厂里的工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不比学校里的老师低。我因为钢笔字写得好，还在殷都晚报上发表过文章，就被安排在厂办，写写画画，挺神气的。
刚进厂那阵子，我是真卖力。这都是爹的努力感化了我。从上小学开始，我的脾气就很倔，我可以三天不与我姐说一句话，可以把爹的手打疼了我的屁股上都是手指印却不哭一声，还可以为了一件事三天不吃不喝光睡觉。可自从初中毕业考进了师范，看着爹第一次送我时的情景，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爹有点驼的背，好些天不刮的胡子，瘦削的脸上深深的皱纹，都在我脑海里刻下了无法抹掉的印记。特别是他为了把我留在城里所做的一切，我虽然没有现场看到，但我能想象爹讨好别人时可怜兮兮的表情。他的笑总是讪讪的，仰着脸看着别人的脸，说话小心翼翼的，总是说一半留一半，后边的一半留给别人说。
办完我工作的事，爹说，为人要活道，不能太别，在城里更不好混，这可不比在家里，都让着你，这里可没人让你。
我点点头，第一次感觉爹竟是这样有思想，简直就是一个哲学家。
在厂办其实还是很轻松的，写写画画的事情是很有限的，最主要的就是做厂长的通讯员，说服务员更贴切。为了报答爹的厚爱和厚望，我做了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当厂长坐在办公室的时候，茶已经泡好摆在老板桌上他右手最容易拿到的地方了；当他拿出烟准备点火的时候，啪的一声打火机打着送到他的嘴边了，火苗调的不大不小；厂长很爱出汗，当他喝了茶额头上爬满汗珠的时候，湿毛巾递过去了，夏天是凉的，冬天是热的；我还掌握了厂长的各种生活习惯。比如吃饭，他特喜欢吃猪头肉、猪蹄和羊肉，吃的时候还喜欢沾着醋，就着大蒜，而且肉要切成方块。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私下给服务员交待清楚，安排好，总是让厂长满意。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对厂长尽心尽力，厂长对我也够意思。没出一年，就让我做了厂办副主任；又过了半年，厂长把原来的厂办主任调到销售部，我就主持厂办的工作；又过了一年，我就做了厂长助理，还进了党支部任组织委员；进厂的第四个年头，我就当上了副厂长，在厂里也是一人之下数百人之上了。
工作做得不错，婚姻这事却让我头疼。刚开始，感觉自己是个人物，牛皮哄哄的，真的说到谈婚论嫁，我瞪眼了。条件好一点的嫌咱是农村人，条件差的我又看不上。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成了困难户。幸亏我经常有文章发在晚报上，厂里还真有人把我当人物看，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刘玉秀。她那时是生产统计员，人长得平平常常，乍一看很一般，细端详起来很耐看。细皮嫩肉的皮肤，浓而细长的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尤其是圆润的下巴和平直的嘴，给人的感觉就是本分。当这个刚过二十岁的技校毕业生向我示爱的时候，我大概是市场行情太疲软了，也不顾自己是个球副厂长了，激动得像个没谈过恋爱的毛头小伙（其实那时我也没真正谈过恋爱，也就是相处过几个有好感的姑娘）。
刘玉秀很快就成了我的老婆。厂长费了好大劲才给我解决了一个五十多平米的小两居。虽然在最高层五楼，但这样我已经非常满足了。我们的女儿是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偷偷来的。本来与老婆说好等两年再要孩子，谁知道我的种子和老婆那块地那么好经营，结婚两个月老婆就开始吃不下饭呕吐，她妈一见就说肯定怀孕了。一查果真是，没办法，就要了。
市场真是无情的，我以前只是感觉这是一句话。当我们的搪瓷厂一天一天活不下去，最后不得不关门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句话，这还关系到很多人的命运。厂一关门厂里的人就没戏了，不管是厂长副厂长还是工人，都回家呆着吧。说是下岗，其实谁都知道再也上不了岗了。散了伙各找各的路，还得吃饭。
我和老婆就在殷都桥师范门口开了个小商品店，虽然挣不了大钱，顾住生活却绰绰有余。
在厂里的时候，因为一直没有中断写作，诗歌、散文、小说都写，加上我们厂离市文联很近，自然联系就多，加入了市作协，后来在几家大杂志上发了几篇短篇小说，又加入了省作协，还被推选为市作协副秘书长，参与编辑文联内部刊物《殷都文学》。在很多不知情的人眼里，我俨然就是文联的人。其实我自己清楚，我只是一个享受低保的下岗职工。
但我愿意干。一说文学，我的眼马上就亮。平时，生意上除了帮老婆进进货，跑腾跑腾工商税务等部门，我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我的正常生活，基本上就是写作，时不时与包括文联在内的几个文友在一起聚聚。孙犁先生说文人宜散不宜聚，可我们一聚就忘了孙老先生的话。聚在一起喝酒打牌，洗头按摩。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一起讨论文学，互相看作品，提看法，还要编每月一期的刊物。要说，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够滋润了。
02
当县委宣传部的白色桑塔纳把我和街坊吴赛男像产下两枚蛋一样丢下的时候，村街的槐树下站着几个人，其中就有我爹，我非常熟悉的爹——花白的乱蓬蓬的头发，时常带着讪笑的瘦削的脸，好些天都不刮胡子的下巴，微微弯曲的背，总是背在身后的两只胳膊。我一眼看见了爹，爹也一眼就看见了我，他的脸登时就绽放出灿烂的笑。我知道那灿烂的笑是因为我，我是他的骄傲。
秘书长怎么跟吴老师一块来了？爹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疑惑。他对我的职务一直很敏感，特别喜欢当着外人的面叫我的职务。我在工厂做办事员的时候，他不知道打听了多少人弄清楚了叫干事，就叫我李干事；后来我做了办公室主任他就叫我李主任；我当了副厂长他叫我李厂长，厂子破产了他还叫我李厂长；后来他去城里听到一个业余作者喊我秘书长，就百般问我这秘书长是个什么职务，我被他纠缠得实在没办法，也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就说出来是市作家协会的副秘书长，他一听不得了，就开始叫我秘书长了，其实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秘书长纯粹是个鸡巴虚名。
我说在县里开会碰见吴赛男就一起来了。爹就对几个半老头子说，吴老师现在也是作家了，也归秘书长管了，一副很满足的样子。我无可奈何，也无话可说。
跟爹一起站着说话的几个半老头子都跟我和吴赛男打招呼，嘴里叫着我的小名三峰和吴赛男的小名四妞。爹马上不愿意了，说他们都是国家人，哪能叫小名？江峰这会都是秘书长了，市作家协会的秘书长，那管的可都是作家，是文人，个个都比老超爷有学问。几个半老头子都笑了，一个说都是自己人还恁客套。
我早已习惯了爹对我的称谓，只是笑，也不纠正他。他喜欢怎样叫就怎样叫吧，他是爹，只要他高兴我又何必多管闲事？爹提到了老超爷，我跟着爹回家走的时候就问了一句，老超爷还好么？
死了，一个月了，他近门的侄儿孙儿给软包装处理了。爹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暗淡。
软包装？我有些不解。人怎么能软包装处理呢？我只知道我们老家柳青县的烧鸡牛肉有软包装的（用铝箔袋或透明袋把真空处理过的烧鸡牛肉装起来）。
连领席子都没用，用破被子一裹就埋了，好歹是个文人，好赖得弄个棺材吧？再玄总得弄几块木板打个匣子，也不能软包装处理吧？
爹好像在质问我。我点点头说，就是。
老超爷亏呀，那么高的学问，临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轻得就像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爹无限地惋惜，他虽然就像蚂蚁尿到书上一样识（湿）不了几个字，对读书人却是高看得不得了，包括对他的儿子，也就是我。
在爹居住的乱七八糟的屋子里，我的眼睛好大一会才适应了里边的光线，这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盖的房子，窗户小得就像一个椅子面。爹拧开了三个扇叶都是黑乎乎的吊扇，吊扇先发出几声嗯嗯的鸣叫，然后又咔哧咔哧动了几下，才开始有规律地转动，屋子里便发出哗哗的响声，随处乱放的旧报纸破衣服在吊扇带来的风中颤动，更显得杂乱不堪。这就是缺少女人的家的主要特征。我的母亲几年前把我爹撂下自己去做“地下党”了。
在吊扇咔哧咔哧的轰鸣声中，爹又给我说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老超爷写了很多书。我问都在哪里？爹说都让他的侄儿孙儿拉到地里烧了。
“都烧完了吗？”我有点急。
爹看我着急的样子，说：“我本来想去说说让他们别烧，说不定咱家秘书长有用，我去了又怕他们说我为了喝涮酒，就没去。要知道你有用我说啥也得去不叫他们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