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二娃嘁了一声，要是那就把我得罪了，我坟上的草都埋人了！我刚毕业的时候，跟你一样教书，只不过你是在县中学，我是在乡中学，当时我是那所乡中学文凭最高的，可他妈的口才太差，茶壶里煮汤圆倒不出来，往讲台上一站，老半天嗝不出一句话。人家开始还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就把我看白了，说我是冒牌货。两年半过后，乡中学就把我踢了，踢到哪儿？踢到那个乡最高一座山上的村小里！在那山上撑持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教师实在教不动，要回家了。他姓包，是学校唯一的教师。我是春节过后上山的，从早上开始爬，天黑得差不多才到。整个一座破庙子！包老师等着我呢，听到脚步声，他迎出来了，哪像个教师呀，脸那个瘪，背那个驼，头上稀疏的白发在寒风中颤动，全身只剩下个骨头架子了。他把我领进篾笆墙围成的寝室，指着床上的枯草说，吴老师，这枯草我就不带回家了，留给你，山上冷哪。随后他用干枯的手摸了摸我带来的被子，说这被子薄哟，你睡觉的时候，把四边拶紧，免得透风。然后他又从一口破木箱里摸出半把挂面，说吴老师，我没啥欢迎你的，就留了这半把挂面……
这故事徐瑞星不知听他讲了好多回了。每次他都讲得那么投入。
他说瑞星你知道我当时想干啥吗？我想跪下去，把面前的老人叫声爷爷。从小到大，没有哪个外人像他那样瞧得起我和关心过我……
吴二娃起身去餐桌上扯了张纸巾，擦抹被泪水打花的眼镜。
徐瑞星说算了二娃，别去想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吴二娃重新把眼镜戴上，接着说，那所学校加我这个教师在内，全校只有十五个人！不是人呆的地方啊，学校离村子远，后面又是乱坟岗，晚上一个人睡在那里，听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害怕呀！秋风一吹就下雪，稍不留心校舍和寝室就被雪压塌了。教了一年多，我神经上就出毛病了，刚上五分钟课，我就把讲桌上的铃铛举起来摇，下课了，下课了！学生还没跑出教室，我又开始摇铃铛，上课了，上课了！我并没疯，我只是这样来发泄。又过了半年多，我想这不行啊，这会误了孩子们，我不想待，走了行不行？我走了，说不定还会来个像包老师那样负责的人。于是我就走了，没给任何人打一声招呼……你说我油滑惯了，这话不对，现在想起在那山上的作为和后来的逃跑，我心里还愧疚。我对不起那里的家长和孩子。
徐瑞星说我不是在给你道歉嘛。
吴二娃将厚而小的手掌一挥！用不着，完全用不着，因为我后来真的变得油滑了。我离开那山上，等于就是甩掉了公职，毬钱没一分，就去县城里闯。什么事没干过？去河码头当搬运，在城里挖下水道，当棒棒军，甚至去城背后的项山为人掘墓穴，都干过！那时候我知道你在县中教书，可哪敢去找你呀？不过，那么一阵胡搞，倒把我胆子搞大了，话也逼出来了，灰飞烟灭的雄心，也就跟着复活了。于是我到了新州市。当时根本没想好要干什么，也是机缘凑巧，我来的时候，恰逢新州商报招记者，我去参考，一考就中了。新州商报招的是临时记者，把我们不当回事的，没有固定工资，只是根据我们的上稿率算钱。
我念大学时毕竟读了那么多书，更重要的是，我在底层混了那么些年，这下全都派上用场了，我采写的稿子，上头版的多得很，可我挣的钱还是比人家正式职工少几倍。我那时候还是光棍一条，想找个女人呀，成个家呀，没钱怎么成家？我拼了命表现，希望商报把我调进去；那时候我不抽烟的，但我身上随时揣着中华烟，见到领导就发。这又怎么样呢，人家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于是我想，不能在商报一棵树上吊死，我既给商报写稿，也给晚报写，还给时报写，只不过多备几个笔名罢了。后来，商报知道我这么干，领导把我找去大骂，人家不是骂我油滑，也不是猪狗，而是粪便！可他们又离不开我，继续让我干。只是依然不调我。我也不是好惹的，自那以后，我就不仅给晚报和时报写稿，还把商报的策划透露给他们——说白了，我当起了线人，也就是奸细！
徐瑞星的心里砰的响了一声。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吴二娃接着说，晚报把我挖了过去，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但我告诉你，我在晚报照样当线人！我把晚报的策划又透露给商报和时报，他们再付我一笔不菲的酬劳。你对办报不熟悉，不懂得现在的报纸都是策划出来的，谁策划得好，谁就有发行量。策划是生命线。我这么一搞，商报领导反而对我客客气气的了，那个骂我是粪便的人笑着对我说，狗日的吴二娃，你真是一株铁线草！他说得好！瑞星你生在县城，不知道铁线草是啥玩意儿。那是一种呈藤状的草，哪里有土哪里长，农民锄地的时候，一锄将它挖去，扔在荒坡上，这没关系，哪怕是石骨子坡地，只要有一丝土星，它就要长给你看！反正，只要不是被牛羊吃了，不是被剁成浆了，它就能生长！你说它贱也可以，说它生命力强也可以，随你的便。
这些事情，徐瑞星还真没听说过。他拍了一下吴二娃的肩膀，说二娃，兄弟，我佩服你，跟你一比，我觉得自己过得太平庸了。
吴二娃又恢复了自信，说别给我灌迷魂汤，我有几斤几两，未必我自己还不清楚！刻在我脸上的就只有两个字，左脸一个卑，右脸一个微，合起来念就是卑微。
说这话的时候，吴二娃在自己脸上用指头一笔一画地刻，这让徐瑞星不由地涌起一种酸楚。他说哪里呢，你现在是名记者了。
哼，名记者，那都是过去时了。任何“现在”都是过去时，我们说“现在”的时候，它就已经过去了。就这么回事。我只相信未来，但我又对未来没有把握。谁能把握住未来呢？你徐瑞星把握得住吗？你跟第一个老婆结婚的时候，就知道她那么年轻就会死吗？你儿子丁丁那么聪明，你把他当成金包卵，可你知道他的未来吗？你如果不好好生生给他积攒些钱，将来怎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光是把他送到大学，也会把你磨死！眼下看起来你的钱够花，过几年就不够花了，这家里又只靠你一个人挣，到时候，你就知道喊天了。
徐瑞星无力地笑了一下，说我这人，不习惯把事情考虑得那么远。
吴二娃没有顺着徐瑞星的思路说下去，直截了当地问，那天黄川怎么给你讲的？
还怎么讲，他不是来掐尖儿的吗，他让我把我们二中尖子生的家庭电话和住址提供给他。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他说没说你提供一个给你多少钱？
还没谈到这个份上。我也不想谈。
吴二娃沉吟片刻，瑞星，你可能确实比我高尚，我打心眼里敬重你。但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你没扭转过来，我在教育系统采写过好多稿子，知道许多尖子生家里都是很穷的，快高考才来摘桃子的人——照你们的说法，是掐尖儿——往往能给他们优厚待遇，把他们从经济困境中解放出来，这有啥不好？我觉得，只要对学生有好处，就算不上卑鄙；像我，把好的策划提供给别的报社，让大家比拼，让读者有更丰富的东西可看，我也就觉得自己算不上粪便。你说呢？
徐瑞星没表态。吴二娃站了起来，说瑞星，我是认你作哥儿们才给你讲这些的，你自己考虑吧，想通了就给我来电话，直接给黄川去电话也行。
他没有吃饭，走了。
徐瑞星把他送到门口，望着他下楼的背影，摇了摇头。
春雨绵绵。
新州城位于川东北大巴山南麓一片广阔的河滩上，四周大山围困，加上汤汤巴河水穿城而过，因此每逢雨季，到处都湿洇洇的，飘荡着深蓝色的雾霭，让人感觉天永远也不会晴了，所有人都要霉死在这低洼的山谷之中了。
南城的二中与北城的五中一样，都是市里数得上号的好学校，二中办学的年头还比五中早好些年，校园内树木成林，春风一吹，枝芽绽放，在细雨中流淌着嫩黄的光芒，可这并没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洋槐树丛中，耸立着灰色的教学大楼，底层大厅里，迎面立着块巨大的倒计时牌，上面写着距高考还有多少天，字迹如血。这块牌子，每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就竖起来，它不说话，却是最有威慑力的指挥棒，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着它转。全校师生匍匐在这块倒计时牌底下，忘记了梅雨，也忘记了春光……
这天早上，徐瑞星刚进大厅，教务处桂主任就从旁边的传达室蹦出来了。看样子他是在等徐瑞星，而且等得很兴奋。他蹦到徐瑞星身边，把他撞了一下，就往外走。桂主任跟吴二娃体形差不多，随便一碰，就让人感受到他厚实的力量。徐瑞星跟着他走。直到穿过篮球场，再过两条林荫道，来到一个僻静的小花台前，桂主任才停下，问徐瑞星，上午没课吧？徐瑞星说没课。桂主任踮着脚，认真地向周围瞅了瞅，发现确实没人，才拿肥胖的手掌蒙了嘴说，我们搞到了一条大鱼！说到大鱼两个字时，用的是气声，显得格外锋利，像已经把大鱼切割开了。桂主任是学校的红人，侯校长很倚重他，他也确实能干，对人又没什么坏心眼，但他有个习惯让教师们不大喜欢：爱说悄悄话。哪怕多人在场谈着同一的话题，他也会突然凑到某一个人的耳边说上几句。其实那些话是大家都知道的，根本不值得当悄悄话来说。
不过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是搞到了一条大鱼！徐瑞星比桂主任高出一头，他把头低下去问，哪里搞到的？一说她名字你就知道了，桂主任声音颤抖地说，张泽君！徐瑞星哦了一声，不是兴奋，而是被镇住了的样子，就是全国物理竞赛得第七名那个女生？桂主任说是呀，就是她！徐瑞星说她不是保送生吗？桂主任说保送啥呀，五中根本就不同意她保送——现在是我们不同意她保送。她自己也想参加考试，那女子壮志凌云的，说她不仅要上清华，而且要以全省状元的身份上清华。
直到这时候，徐瑞星似乎才反应过来：张泽君是黄川所在五中的尖子生！
桂主任说，我们把她放在你班上，你要给我像大熊猫那样保护好啊！
徐瑞星却在那一瞬间有些走神。他带的是理科火箭班，像张泽君这样的理科人才来了，肯定是交给他，这没说的。可恰恰因为这一点，使他走了神。
桂主任捅了他一下，你别太高兴，我告诉你，要是中途出了差错，她被人从我们这里挖走了，我找你算账。
徐瑞星说那当然，那还用说么！
他还是有些走神。花针样的雨丝扎进他的头发和眉毛，在里面银亮地闪烁一下，又消失了。
桂主任说快走，侯校长早已经去那里了。
徐瑞星以为要往校园外走，往年这时节掐了别人的“尖儿”，只要父母要求陪读，就在校园旁边给他们租一套房子，房租费、水电汽费，都由学校负担，此外每月再给一定生活补助。但桂主任没往校门口方向去，而是拐几道弯，进了红楼。学校为了向外宣传时说起来好听，把什么都取了个富有色彩气魄宏大的名字。所谓红楼，就是教职工宿舍楼，灰不溜秋的，与“红”根本不沾边。红楼分为A、B、C三座，A座修的时间早，房子旧，设计是前苏联那种火柴盒式，因此至今都无法将它变成商品房，还是照以前的规矩，分给谁谁住，只是房租逐年提高。到A座二单元四楼三号门口，桂主任站住了，轻轻地敲。徐瑞星记得，这套房是老校工唐先翠的，唐先翠已退休十多年，老伴于几年前去世了，而今她孤家寡人，听说她在成都有个女儿，但女儿工作忙，回来看她的时候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