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天早晨，当钟声从沿岸各处村庄的教堂响起，许多名流贤达带着情妇重返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尽情挥洒着欢乐。
那些年轻的女人喝着他的酒，赏着他的花，同时说：“他是个走私烈酒的。曾经有人打探出他是兴登堡[47]的侄儿，是那个杀人魔王的近亲。他把那人杀了灭口。摘朵玫瑰给我呀，亲爱的，再替我倒点酒，我的水晶杯在那边。”
我曾在一张火车时刻表的空白处写下那年夏天去盖茨比家做客的那些人的名字。这张时刻表现在很破旧了，折叠处就要裂开，上面印着“此表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我依然能看清那些暗淡的名字。和我笼统的介绍相比，这张时刻表能让你更清楚哪些人接受过盖茨比的热情招待，而回赠给他的，却是对他的一无所知。
来自东卵的有切斯特·贝克尔夫妇、里奇夫妇，我在耶鲁就认识的一位姓邦森的男子、韦伯斯特·西维特医生，就是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淹死的那位。还有霍恩毕姆夫妇、维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布莱巴克全家，这家人总是聚集在角落里，看到外人走近，他们就会像山羊生气那样鼻子朝天。此外还有伊斯梅夫妇和克里斯蒂夫妇（其实是哈贝特·奥尔巴赫和克里斯蒂先生的太太），以及埃德加·毕弗，后来有人说，他的头发在某个冬日下午毫无原因地变得像棉花那样白。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迪维也是从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白色的灯笼裤，在花园里和某个姓艾迪的混混打了一架。从长岛更远地方来的有夏德尔夫妇和施雷德夫妇、原籍乔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亚勃拉姆斯夫妇、费斯贾德夫妇和瑞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锒铛入狱前三天还在这里，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倒在碎石车道上，右手被尤利西斯·斯威特太太开的轿车给碾了。但希夫妇也来了，此外还有年近七十的怀特贝特、莫里斯·弗林克、哈默赫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鲁加，以及贝鲁加的几个女孩。
来自西卵的有珀尔夫妇、穆拉迪夫妇、西希尔·罗巴克、西希尔·肖恩、纽约州参议员顾里克、卓越电影公司的幕后老板牛顿·奥启德、埃克豪斯·科恩和他太太克莱德、唐·施瓦茨二世和亚瑟·麦卡蒂，后面这几个多多少少都算是电影圈的人。还有卡特利普夫妇、本伯格夫妇和艾尔·穆尔东——那个后来杀死自己妻子的穆尔东就是他的亲兄弟。此外还有投资者达方塔诺、埃德·勒格洛斯、“酒鬼”詹姆斯·费雷特、德琼斯夫妇和恩尼斯特·莱利——这些人是来赌钱的，费雷特要是走进花园，那就意味着他输得干干净净，而且第二天联合拖拉机公司的股票将会大起大落，这样他才能把老本捞回来。
有个姓克里普斯普林格的因为去得很频繁，大家都说他是“房客”——我猜他可能真的是无家可归。戏剧界的来宾有古斯·魏兹、贺拉斯·奥多纳万、莱斯特·梅耶、乔治·达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也有从纽约来的客人，比如说克罗姆夫妇、巴克海森夫妇、邓尼克夫妇、拉塞尔·贝迪、柯立甘夫妇、凯勒赫尔夫妇、德瓦兹夫妇、斯卡里夫妇、S.W.·贝尔克、斯默克夫妇和年轻的奎因夫妇，他们现在已经离婚，还有亨利·帕尔默托，他后来在时报广场地铁站自寻短见，跳到行驶的火车前面被撞死了。
本尼·麦克伦纳汉每次来都带着四个女孩。虽然每次来的人不尽相同，但这些女孩的打扮大同小异，所以一眼看上去你会觉得她们以前都来过。我记不清她们的芳名了——好像有杰奎琳，或许还有康修拉、格罗迪雅、茱迪、茱恩什么的。她们的姓氏不是悦耳动听的花草名字，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国大资本家的尊姓。如果你追着问，她们会承认是某个大人物的亲戚。
除了上面这些人，我还记得福斯蒂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此外还有贝迪科尔家的几位姑娘、年轻的布勒伊尔（他的鼻子在战争中被子弹打飞了）、奥布鲁克伯格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哈格小姐、阿迪塔·菲兹彼得、曾担任美国退伍军人联合会主席的朱维特先生、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和一个据说是她司机的男子，以及一位皇亲国戚，我们都管他叫公爵，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原先知道，但现在忘记了。
那年夏天，这些人都去盖茨比的别墅做客。
七月底某天早晨九点，盖茨比的豪华车沿着崎岖的车道驶到我家门口，有三个音调的喇叭发出一阵动听的乐曲。这是他第一次光临寒舍，但我已经两次参加过他的宴会，坐过他的水上飞机，而且还应他恳切的邀请，多次使用他的沙滩。
“早上好，老兄。既然我们说好一起吃午饭，我想我们不如同车进城吧。”
他在挡泥板上稳稳地站着，那姿势显得很轻松，带着美国人特有的潇洒——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小不干重活，也可能是因为热衷于参加各种紧张激烈的体育比赛，美国人的行为举止中自有一种自然大方的风度。但盖茨比身上的潇洒风采常常被局促不安的表现打断。他没有完全静止的时候，要么是脚不停地拍打着地面，要么是手焦躁地张开又合上。
他发现我羡慕地看着他的车。
“很漂亮，对吧，老兄？”他从挡泥板上跳下来，以便让我看得更清楚。“你以前没见过这辆车吗？”
其实我见过。每个人都见过。这辆车是奶黄色的，镀镍的地方闪闪发亮，极长的车身线条非常优美，车里有衣帽箱、食物箱和工具箱，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反射出十几个太阳。我们坐在绿皮座位上，车厢被几层玻璃隔起来，感觉像坐在温室里，就此启程前往城区。
过去一个月来，我已经跟他聊过大概五六次，让我失望的是，他这人口风很紧。我原本以为他是个神秘的大人物，但这个印象渐渐消退了，现在我觉得他只是某个开在我家隔壁的豪华饭店的大老板。
可是这次同车却让我感到很窘迫。我们的车还没开到西卵村，盖茨比就已经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的手也犹疑不决地拍打穿着褐色西装裤的膝盖。
“喂，老兄，”他突然打破了沉默，“你到底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有点始料未及，于是含糊其辞地搪塞了几句。
“好吧，我准备跟你说说我的人生，”他打断我的话头说，“我不希望你听了那些闲话之后对我有误解。”
原来他也知道那些别人在他家里引为谈资的流言蜚语。
“上帝作证，我要对你说真话，”他突然赌咒似的举起了右手，“我是中西部一户有钱人家的儿子，家里人现在都过世了。我长大是在美国，但上学是在牛津，因为许多年来，我的先辈都是在那里受教育的。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他说话时瞟了我好几次——于是我明白乔丹·贝克为何会认为他是在说谎。说到“上学是在牛津”时，他含糊其辞地支吾过去，好像是觉得有点说不出口。由于这点让我起疑，他说的话我都不信了，我甚至于怀疑他这人到底是有点邪门的。
“中西部什么地方啊？”我漫不经心地问。
“旧金山。”
“原来是这样。”
“我的家人都死了，我继承了大笔财富。”
他的语气很沉重，仿佛整个家族的突然消失迄今仍让他心痛不已。刹那间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又觉得不像。
“起初我像年轻的印度王子般生活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就像巴黎、威尼斯[48]、维也纳啦，成天就是收集珠宝，主要是红宝石，猎杀凶猛的动物，自娱自乐地绘几幅小画，试图借此来忘记一件不久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伤心事。”
我费了好大力气，强行抑制住笑声。他说的谎话未免也太老套了，让我忍不住想起一幅滑稽的画面：有个戴着白头巾的印度“阿三”，像木偶戏里的小丑，在布洛涅森林[49]追逐着老虎。
“然后就是打仗了，老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解脱，我费尽心机想干脆死了算了，但我这条小命似乎有神仙保佑。战争开始时，我接受了中尉的任命。在阿贡森林战役[50]中，我率领机枪连的残部，勇猛地向前突击，距离敌人只有半英里之遥，而我方的步兵在我们身后半英里便寸步难行。我们在那里激战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架刘易斯机枪，战斗结束后，我方的步兵终于能跟过来了，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德军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师的旗帜。我的军衔升为少校，每个同盟军政府都给我颁发了军功章——甚至包括黑山，就是亚德里亚海边上那个小小的黑山！”
小小的黑山！说到这几个字时，他提高了音量，还点点头——带着微笑。这笑容似乎表示他理解黑山多灾多难的历史，同情黑山人民英勇不屈的奋斗，也十分感激这个撮尔小国热情地给他嘉奖。这时我的疑心已经被惊奇取代，感觉就像正在匆匆翻阅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块系着绳子的金属牌，把它放到我手里。
“这就是黑山给我发的那块。”
我吃惊地发现这东西看上去竟然像真的。这圆牌上用斯拉夫文写着：“丹尼罗勋章，黑山国王尼古拉斯。”
“翻过来。”
“献给英勇非凡的，”我念出上面的文字，“杰伊·盖茨比少校。”
“还有件玩意也是我随身带着的。我在牛津上学时的纪念品。是在三一学院拍的——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51]。”
那张照片上有五六个年轻人，穿着光鲜的校服，站在拱廊下面，拱廊之后可以见到许多哥特式建筑的塔尖。里面有个人就是盖茨比，看上去比现在稍微年轻一点点——手里拿着一只板球拍。
原来这都是真的。我看见他在威尼斯大运河畔有座宫殿，里面挂着许多五彩斑斓的老虎皮；我看见他打开满满的珠宝箱，用明艳夺目的红宝石来抚慰他那颗破碎痛苦的心。
“今天我要请你帮个大忙，”他说着心满意足地把两件纪念品装回口袋，“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你知道吗，我喜欢招待陌生人，是因为我想要在迎来送往中忘记我的伤心事。”他犹疑了片刻，“今天下午你会听说这件事的。”
“吃午饭的时候吗？”
“不，要到下午。我碰巧知道你下午要跟贝克小姐去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贝克小姐了吗？”
“没有啦，老兄，我没有。但贝克小姐人很好，愿意跟你谈谈这件事。”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会是什么，但我没有兴趣，而是感到很恼火。我请乔丹喝茶，可不是为了讨论杰伊·盖茨比先生的事情。我敢肯定他要请我做的是非常离谱的事情，刹那间，我真后悔当初踏足过他那人满为患的草坪。
他再也没有说话。离城区越近，他就显得越是矜持。我们驶过罗斯福港[52]，在那里瞥见许多涂着红腰线的远洋巨轮；又穿过一处贫民窟，碎石路两边是许多二十世纪初就有的酒馆，虽然仍有客人，但镀金年代[53]的繁华已经褪尽。接着垃圾场在马路两边展开，路过威尔逊先生的汽修厂时，我瞥见他太太气喘吁吁，卖力地抽动着加油泵。
轿车两边的挡泥板就像张开的翅膀，而我们就像撒播光明的天使，飞也似的开过半个阿斯陀利亚[54]——只是半个而已，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间前行，我听到一阵“突、突、突”的熟悉声响，有个气急败坏的警察骑着摩托车驶到我们旁边。
“没问题，老兄，”盖茨比大声说。我们把车停下来。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卡片，在警察眼前晃了晃。
“原来是您，”警察摘下帽子敬了个礼，毕恭毕敬地说，“下回认得您啦，盖茨比先生。这次真对不起！”
“你给他看什么？”我问，“那张牛津的照片吗？”
“我曾经帮过警察局长的忙，他每年都给我寄圣诞贺卡。”
我们驶上大桥，但见阳光穿过钢架，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照耀出一道闪烁的光线，而纽约在对岸高高耸立，那座座白色的大厦和糖块般低矮的楼房，尽是人们用没有铜臭的钱发愿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望去，这座城市总是那么新奇，依然如初见那样，充满了人世间所有的神秘和美丽。
有个死人躺在堆满鲜花的灵车中超过我们，后面跟着两辆拉起了窗帘的轿车，再后面那几辆车看上去没那么肃穆，载着的应该是死者的朋友。那些朋友看着我们，眼里充满了悲伤，他们的上唇很短，看上去像东南欧人。他们在出殡的日子居然有幸目睹盖茨比这辆豪华的轿车，我真替他们高兴。我们驶过黑井岛时，有辆轿车超过了我们，开车的司机是白人，车里坐着三个打扮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看到那些家伙不以为然地朝我们翻白眼，我不由哈哈大笑。
“过了这座桥，那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心里想，“无论什么事情……”
连盖茨比这种人物都有，别的更不需要大惊小怪了。
酷热的正午。我走进第四十二街一家风扇开得很猛的地下餐厅，去找盖茨比吃午饭。眨眼把外面街道的明亮挤掉之后，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他在候座区，跟另一个人在说话。
“卡拉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夫希姆[55]。”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犹太人抬起他的大头，用两撮长得极其茂盛的鼻毛来问候我。隔了片刻，我才在阴暗中找到他那双小眼睛。
“……于是我又看着他，”沃夫希姆先生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猜我做了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事呢？”我礼貌地问。
但他这句话显然不是对我说的，因为他随即松开我的手，用他那很具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钱交给凯兹堡，然后说：‘没问题，凯兹堡，假如他不闭嘴，半分钱也别给他。’自那以后，他就闭上了他的臭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