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理论有时也被称为“忽略理论”，它跟中国古代水墨画的留白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的作品中，海明威会选择忽略或者隐藏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让读者在字里行间亲自去领会。卡洛斯·贝克尔认为这种极其高明的技巧得益于海明威在创作短篇小说上的丰富经验，他在写短篇小说时“学会了如何以最少的字词来获得最多的意蕴，如何删节语言和避免无用的动作，如何只说出真相，但又总是隐藏着弦外之音”。这种特殊的写作理念和技巧使得他的作品很容易遭到误读，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太阳依旧升起》。这本小说出版之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评论家，无不认为作者的主旨是阐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年那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成为“迷途的一代”，乃至海明威后来不得不亲自写信给佩金斯，指出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地却永远长存”（“太阳依旧升起”来自《圣经·旧约·传道书》，之前的句子，正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贾克、布丽特等人虽然身心破碎，但并没有迷途——在基督教的语境中，迷途意味着丧失对上帝和生活的信仰。
海明威的文学之路可谓极其顺利，1926年的《太阳依旧升起》令他声名鹊起，而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在1929年出版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则直接让他跻身当年美国最顶尖的作家之列。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九任馆长、先后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大诗人阿基巴尔德·麦克拉什曾这样概括海明威的文学生涯：“二十五岁成名，三十岁已经是大师。”随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有者与无者》（To Have and Have Not），并在1940年完成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杰作《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几个月内卖出了五十万册，让他的文学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到1950年前后，海明威的日常生活和文学生涯双双陷入了低谷。长年酗酒的陋习和喜欢冒险的个性让他的身体有了很多伤病，他的膝盖和额头都受过重创，而且患上了偏头痛、高血压、糖尿病等顽疾。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知交好友逐渐零落，叶芝、菲兹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詹姆士·乔伊斯、葛茱德·斯坦、麦克斯韦·佩金斯等人先后谢世，这让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抑郁。他的文学创作则陷入了凝滞期，1946年动笔写《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虽然五个月内就写完了八百页，却始终未能定稿，整整修改了十五年，直到死后才得以出版。《穿过河流，进入树林》尽管获得约翰·奥哈拉极高的赞誉，但大部分评论却是负面的，不少人断言海明威已经丧失了写作的能力，甚至连他的妻子（第四任）玛丽也不喜欢这部小说。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时刻，海明威写出了他毕生的巅峰巨著——《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的故事很简单：有个老人独自在海上捕鱼，接连几个月没有收获，后来他钓到一条很大的旗鱼，跟它缠斗了两天两夜，用鱼枪把它刺死；但在返回的途中遇到鲨鱼的袭击，缺乏帮手和工具的老人虽然杀了几条鲨鱼，但旗鱼被其他鲨鱼吃光了，等他进港时，旗鱼只剩下一副骨头。这部小说的文字也很简单，全部加起来仅有两万七千个单词，印制成书不足一百二十页。但就是这部简单的小说，出版之后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初版的《老人与海》在1952年9月1日发行，首印虽然只有五万册，但它同时刊登在当天的《生活杂志》，众多读者为了尽早看到这部小说，竟然在两天之内将五百多万份杂志抢购殆尽。不但普通读者喜欢，评论界也异口同声地赞赏《老人与海》，认为海明威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八个月后，这个故事让海明威获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其实早在1941年，《丧钟为谁而鸣》就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提名，却因为在最后时刻遭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的激烈反对而和这个著名文学奖失之交臂。十二年过去，海明威终于用《老人与海》无可争议地奠定了文学大师的地位，并在第二年10月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瑞典学院的授奖辞是：“奖励其大师级的叙事艺术，新近体现在《老人与海》中，以及其对当代文体的影响。”作为世界最顶级的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对单部作品的奖励，而更像是终身成就奖。截止到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总共颁发给108个人，授奖辞中提到作品名称的仅有八次，包括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A History of Rome）、卡尔·斯皮特勒的《奥林匹亚之春》（Olympian Spring）、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等。这些作品无不是长篇累牍的皇皇巨著，像海明威这样，主要凭借连三万个单词都不到的作品获奖的，在1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当真是仅此一人而已。究竟是什么让《老人与海》如此特殊呢？
这当然跟小说所展现的惊人叙事技巧有关。经过三十年的笔耕不辍，海明威的叙事艺术在1951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老人与海》中的文字呈现出返璞归真、大繁若简的至高境界。和《太阳依旧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相比，《老人与海》在极简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平均每个句子的长度不足15个单词，而且除了少数几个表示古巴口音的西班牙语词汇，所用字眼也都极其常见。
也许有好奇的读者会问，难道作家用简单的句子和词汇也算是高明的文才吗？许多对海明威的作品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以文笔艰涩繁复著称的威廉·福克纳曾经不无调侃地说，海明威从来不用那些要让读者去查词典的单词。但只要翻开《非洲的青山》，我们就能看到海明威并不缺乏写长句的能力——书中最长的句子超过四百个单词。《老人与海》之所以这么写，是作者刻意的选择。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其行文的简单与朴素非常有欺骗性，而且隐藏着非常丰富的信息，真可谓是深奥的简洁，下面不妨通过几个详细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例如小说的开篇提到老人的眼睛“有着海水的颜色”（第003页），这个貌似寻常的描写很容易遭到读者甚至评论家的忽略，但正如海明威研究专家杰弗雷·赫利希-梅拉（Jeffrey Herlihy-Mera）指出的，它其实隐含着非常重要的线索。由于蓝色眼睛的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地区，古巴当地人的眼睛是褐色的，而老人又说西班牙语，所以他是来自西班牙的侨民。下文提到老人经常跟男孩讲述他年轻时去非洲的经历，而且会在夜里梦到加那利群岛的白色山峰，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海明威曾写信给《纽约客》的记者丽莲·罗斯，指出“老人是个天主教徒，出生于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但他把老人这个身份当成水面下的冰山，并不予以直接揭露，而是通过表面的文字去暗示。
又如书中多次提到老人对棒球运动的痴迷，粗心的读者很容易认为那仅仅是老人的嗜好。海明威的真实意图是借助这项运动来给小说提供一个大概的时间框架。在小说的第013页，老人和男孩聊起了美国的棒球联赛，这时男孩说：“伟大的西斯勒的父亲从来没穷过，像我这么大时，他已经在大联盟打球。”男孩口中的“伟大的西斯勒”即是狄克·西斯勒，其父亲乔治·哈罗德·西斯勒是著名的棒球明星，他初次参加比赛是在1915年，那时是二十二岁。也就是说，《老人与海》中的男孩其实年纪并不小，已经有二十二岁。这也解释了男孩何以有力气“提着木箱，箱里有一卷结实的褐色钓索，此外还拿着鱼钩和带长柄的鱼枪”（第007页），还能抓到两条很好的鱼（第088页）。
再比如处于故事核心的那条大鱼，海明威自始至终没有具体地点明它的种类，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旗鱼。但通过小说的描写，“估计有一千五百磅重”（第069页）、“从头到尾有十八英尺长”（第088页），读者很容易认出这是身长可达四米以上、最终超过一千八百磅的旗鱼科枪鱼属的大西洋蓝枪鱼。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深奥的简洁必须有真实性作为支撑。其实海明威曾在《午后之死》中详细地解释过冰山理论的奥妙：“如果作家对他要写的故事有足够的了解，他就可以忽略掉一些他知道的事情，然后只要他写得足够真实，读者将会强烈地感受到那些事情的存在，仿佛作家已经把它们写出来。”而真实性正是《老人与海》的另一个艺术成就。
《老人与海》中对海上生活的描写都有事实的依据。海明威在小说中描写了许多鱼类，有飞鱼、鳅、旗鱼、鼠海豚、灰鲭鲨、柠檬鲨等，他对这些鱼类的形状和习性的描写有着海洋百科全书般的精确。至于墨西哥湾暖流的路径、当地信风的风向等，也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同。但更了不起的是虚构的真实，老人和大鱼死磕了两天两夜，又跟鲨鱼缠斗了一天一夜，海明威将这漫长过程的每个关键动作都交代得宛如电影的慢镜头般清楚，用瑞典学院的安德斯·奥斯特灵的话来说，“就在我们眼前上演”。实际上，海明威的文字看似简单，但却有着惊人的表现力，而且又极其准确，几乎每个单词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连词与词之间的次序也绝不容许有分毫的更改，否则就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性，具体的例子请参见本书附录的《谈谈<；老人与海>；的三种译本》，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这部小说能获得斯德哥尔摩的青睐，除了大师级的叙事艺术之外，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顽强拼搏的精神也起到关键的作用。文如其人这句话，至少对海明威而言是适用的。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又喜欢拳击、斗牛和狩猎，是个不折不扣的硬汉。他这种酷爱冒险和暴力的性格在早期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太阳依旧升起》中的贾克·巴恩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里德里克·亨利，还是《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伯特·乔丹，无不是极富男子气概的英雄式人物。甚至连安德斯·奥斯特灵也在当年的颁奖典礼上说：“诚然，海明威早期的作品有其残暴、愤世和冷酷的缺陷，这有悖于诺贝尔奖对理想文学作品的要求。”但《老人与海》却有着明显的衰年变法的痕迹：海明威这次要探讨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并试图传达一种永不言败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以往的作品，尤其是《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本质上是对暴力和残酷的揭露，弗里德里克·亨利惶恐地在卡波雷托的泥泞中浴血战斗的场景，以及罗伯特·乔丹奋不顾身地在西班牙的群山中炸毁大桥的画面，无不令读者深深地体会到人与人之间那种互为地狱的恐怖。而且这两部小说均以悲剧收场：凯瑟琳因难产而在血泊中去世，留下亨利独自在雨中凄然地返回旅馆；而乔丹虽然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却逃不过沦为俘虏和被处死的命运。
但在《老人与海》中，读者看到的只有温情。老人和男孩的深厚感情就不说了，连露台酒吧的老板马丁也经常给老人免费的饭吃，而老人则对他的邻居满怀感激，认为“我生活的这个乡镇很友好”（第082页）。人在这里变成了大写的人，对应着的是自然。
在海明威之前，有不少美国作家已经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亨利·梭罗和约翰·缪尔，但很少有文学作品会把环境保护视为严肃的话题——毕竟现代环保运动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许多海明威研究专家并没有意识到，《老人与海》可能是最早倡导人类有节制地开发自然的文学作品。小说中，老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友好的，他多次称旗鱼、飞鱼甚至黄林莺是他的朋友。他对自然的掠夺仅限于满足维持生存的需求，那条上钩的大旗鱼已经足以让他“整个冬天衣食无忧”（第079页），对自然贪得无厌的索求是老人所反感的：
“那鱼也是我的朋友，”他说，“我从来没看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么大的鱼。但我必须杀了他。幸好我们不用去杀死星星。”
想想看啊，要是人每天必须努力去杀死月亮，那会怎么样呢，他想。月亮会逃走的。但想想看人每天必须努力去杀死太阳，那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真是天生幸运啊，他想。（第053页）
星星、月亮和太阳当然是相对地球而言的，老人这段心理活动乍看之下似乎荒诞不经，但海明威其实想表达的是对地球资源枯竭的担心，这在20世纪50年代，不得不说是极具先见之明的。
然而《老人与海》之所以成为经典，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贯穿全书那种永不认输的乐观主义精神。老人已经八十四天没有打到鱼，但“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未消失”（第006页）。等终于钓到了旗鱼，却发现那条鱼太大了，他既没有帮手，也不在健康状态，很难收服他：
老人见过许多大鱼。他见过许多上千磅重的鱼，有生以来也抓到过两条，但都不是一个人抓到的。现在他孤身一人，在这望不到陆地的远海，而他要对付的这条鱼，却是他见过最大的，比他听说过的还要大，糟糕的是他的左手依然僵硬得像抓住东西的鹰爪。（第044页）
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竭尽所能，苦苦和大鱼缠斗了两天两夜，终于将其刺死。不幸的是，老人在返航途中遭遇鲨鱼的袭击，他尽力抗争，累到吐血，最终只收获了一副旗鱼的骨架。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在小说的末尾，他仍然准备和男孩再次出海。这正是《老人与海》最激动人心之处。奥斯特灵曾经很好地总结了小说的主旨：“这个故事是一曲颂歌，它提倡哪怕结果一无所得也永不屈服的奋斗精神，赞扬失败之中的道德凯旋。”
当然，作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的丰富性并非这篇导读所能穷尽，它还有着更为广阔的诠释空间，比如整个故事和《圣经》的关联。但这座冰山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庞大部分，就留给读者通过阅读去亲自感受了——我相信这将会是一个很愉快和充满惊喜的过程。
《老人与海》出版将近六十年，海明威与世长辞也已超过半个世纪，如今回头望去，我们恐怕无法赞同约翰·奥哈拉当年的评价，毕竟文学创作是一个非常多元的领域，很难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可以说明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比罗伯特·彭斯更出色，或者威廉·福克纳比查尔斯·狄更斯更优秀。但如果从开风气之先和对后世作家文体影响的角度来看，说厄尼斯特·海明威是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应该是个经得起推敲的论断：因为无论是约翰·麦克斯韦·库切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文豪，还是尼古拉斯·斯帕克斯这样以言情小说著称的畅销天王，有难以枚举的作家明显受到海明威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他那种简洁的文体和生动的对白。
坦白说，国内对海明威的认识，以及对其作品的接受，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和这位伟大作家的重要性不相匹配。我翻译《老人与海》，初衷在于帮助读者更加真切地领略海明威高超的叙事艺术；假如这个小小的愿望能够实现，则幸甚，幸甚。
李继宏
2011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