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钥匙的时候，苏卫红看见阿娣正立在门前，背后是那扇生了锈的铁门。她还是那样，不说话，只对着苏卫红傻笑，露出一口白净的牙齿。
“怎么不开门进去呢，外面这么大的风。”苏卫红说。阿娣一直都有家里钥匙。
听了这话，阿娣也不说什么，还是傻傻地笑，并伸出了一只手。
阿娣作为女孩子长得不算好看，主要是额头和下巴都比较短，最好看的地方是她笑的时候露出的那排细小的牙齿。这样的牙齿配上瘦小的身子，总像个还没发育的孩子。如果她自己不说年龄，别人看不出她已经二十岁了。
苏卫红知道阿娣等在门口帮她提东西。过去一直都是这样。阿娣把苏卫红手里的塑料袋接过去。整个身子贴着墙壁，让苏卫红先进，自己在后面跟着。这种感觉苏卫红很受用，又像回到了做演员的时候，总有很多人鞍前马后跟着。铁门“咣当”响过，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台阶。苏卫红的家在八楼。每次爬到一半，停在楼梯上，她都想发火。丈夫当初不听她的劝告，图省钱，捡了这样一个地方，还当成宝，理由是空气好，物价便宜之类。几十米以外就是八十年代村里盖的各种厂房，租给了香港人台湾人做来料加工。看到周围的环境，苏卫红就觉得窝囊，感觉自己活在垃圾堆里，后悔不如当初过到香港嫁人。可这一切又能怪谁呢，苏卫红心里很烦。好在后来阿娣来了，总是在楼下等她一起走，除了帮她提东西，两个人还能说说话。这样一来，楼道就显得没那么黑，八楼也不觉得有多么高了。
有一次，买菜回来的阿娣对苏卫红说，“大嫂，有一件衣服特别适合你这种中年人。”阿娣去的是六约市场，那里除了有米有菜，还有一些便宜的衣服和女工们喜欢的毛线。因为到处都是年轻的女工，苏卫红才三十多岁，就被这些外来妹说成了老人，每次买菜都是被阿姨阿姨叫着。现在听阿娣又说她是中年人，苏卫红心里很不舒服，脸上露出不悦。“你不能到其他市场吗。难道深圳只有那个地方才卖菜吗。”
阿娣低下头，不说话。类似的话，苏卫红已经说过多次。可她还是喜欢去六约市场。市场开在工业区里，东西便宜。更主要的是阿娣愿意看见那些同龄的女工们。她们的普通话还有那种无拘无束的打闹都吸引着当时还不能入厂的阿娣。
每次听了牢骚，丈夫都不做声。外地人多了，房价越来越离谱，他们只能住在城市的边上。起初的时候还可以听到青蛙的叫声和遇见几只大摇大摆行走在人行道上的母鸡，确实有点浪漫的意思。可现在只能听见女工们上下班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见到从空中飞下来的垃圾袋和饭盒。尤其是晚上十一点之后，是下班的时间，女工们的声音汇成翻滚的大水，冲击着苏卫红越来越脆弱的神经。
失眠的晚上，苏卫红会冒出一句狠的：“为什么不用铁丝网把工业区隔开呢，让她们永远也不要出来。”社会治安最不好的时候，她晾在天台上的衣服和被子转眼就没了。还有去年的中秋，一条街挤满了工人，黑压压的一片，空气仿佛要爆炸。苏卫红想走到对面买点急用的东西都困难。
外地人来了之后，把深圳关外弄得一塌糊涂。她是深圳本地人，优势不仅越来越少，反而成了劣势。比如有人说，你们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作为演员，这可是基本功啊。外省人越来越多，都去追超女、追流行歌曲，古老的粤曲没人听了。团里的人个个都有怨恨，当然都在抗拒讲普通话。还有，领导经常这样说，大学生全是外面来的。言下之意，是本地人文化程度偏低。等等这一切，让苏卫红觉得风光不再，今非昔比，再也不像十年前，只需用国语和粤语就把人分出等级。那时，她当然属于上等人，所以有理由不学国语。对着那些讲国语的人，她的眼皮甚至都可以不抬一下。
“你看看，我们现在反倒被这些打工妹挤到城边上住了，我看早晚有一天会是无家可归。”这是她对丈夫发牢骚时说的话。
阿娣是苏卫红老公的表妹，老家在广东韶关粤北的边远山区。看着村里那些人个个都跑到深圳、东莞去打工，本来就学习不好，就更不想读书了。没到办身份证的年龄，还不能马上进工厂，初二刚开学，就跑来深圳帮做演员的表嫂苏卫红带孩子。苏卫红比较放心阿娣做事，虽然没什么文化，手脚却干净，从来不贪心。做事有些慢，分不清主次，可对她和孩子非常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