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知怎么脑子进水，几次三番把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说成《城乡暴力团》。估计是被微博上祖国大地此起彼伏杀声连天的各种城乡暴力拆迁团给整的吧，哦也，城乡暴力团，笑纳。
我的朋友南岛有一天在微博上抒情：“理想的城市要有咖啡馆、沙龙、歌剧院、梧桐树与革命。”听上去这哥们好像还没从巴黎的春梦中醒过来，那么除了咖啡馆、沙龙、歌剧院、梧桐树与革命，还得有老佛爷打折的LV吧？“革命”二字实在容易引发歧义，于是我的妹妹火蜥毫不客气地在微博上质疑南岛：“革命不是理想城市的特质，打个比方，不断革命的城市就是一个不停割掉痔疮，割了又长的屁股。”
话糙理不糙，没错，理想的城市最不需要的，就是动不动就大卸八块的革命。而镰刀是割不了痔疮的。
北京和北平拦腰斩断，在经历过三次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革命之后——50年代拆城楼城墙，60年代打砸抢，而90年代以来权力与资本联手，至今仍在不断革命中。中国的城市规划如同专割痔疮的江湖游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割了再长，撕了再贴，那些贴满游医广告的电线杆子就是城市的图腾柱。
著名新锐建筑师马清运前几年赤裸裸鼓吹过一个“城市的过期与再生”的理论，所谓“过期”等于作废，所谓“再生”则是革命的近义词。马提出了一个无比诗意的理论：城市应向农业学习，像农民播种耕作收割一样去规划城市，“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农业文明有一天将会复兴，世界上会出现‘什农城’（agricity）。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当然也就没有投入智慧。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
哦也！相当哦也！这一番话精彩得令人发指，没有比这更能道破中国城市改造乃至整套“中国模式”的实质了：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也就意味着现在对过去的删除。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张白纸，好画最美的图画。别看某些新生代建筑师多么时髦，骨子里还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因为土地是公有的！”——地产商和政府部门以及建筑师神圣三位一体，将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中国城市第三次革命浪潮的实质，某些建筑师的可笑在于不单纵身一跃加入这一利益共同体，还要站在人类文明的牌坊上高唱革命赞歌。马清运理论的新意是用乡村乌托邦来给城市涂抹润肤霜，殊不知如今农村早就沦为城市的痔疮。农业文明有一天将会复兴？我只知道眼下的现实是城市对农村的删除，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删除，暴力对文明的删除。中国地产广告的上联是：诗意的栖居；下联是：野蛮的拆迁。
十年前，一位朋友给我看过一份宣武门菜市口一带“打造世界传媒大道”的规划案。朝阳区玩CBD，西城区弄金融街，海淀区搞中关村，那宣武区就折腾世界传媒大道吧。宣南一带原本就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传媒发源地，如今附近也有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你压根没听说过的《中国水利报》《中国医药报》等等报社，如果再把国外媒体驻京办通通都给吸引过来，俨然就是一北京舰队街了。
但请问这个号称要扔下三百亿倾力打造的世界传媒大道如今死哪儿去啦？菜市口这砍头的地方现在被五马分尸，宣南在“世界传媒大道”的时代也几乎一命呜呼。十年前的菜市口，骡马市大街和南横街一带的几十家清末民初报馆尚能觅得不少旧址，但世界传媒大道的牛皮刚吹出去不久，五四时期传媒司令部《每周评论》位于米市胡同六十四号的旧址竟然就惨遭拆迁，连共产主义革命老巢都可以被端掉，那还有什么不能端掉的？官方搞笑地说是“异地迁建”，但听说过坟墓迁建，没听说过故居旧址可以迁建的，要不干脆把《每周评论》迁到嘉兴南湖去？要这么干的话，不如把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一网打尽，让他们结成七十二家房客，把他们一股脑通通塞进一个名为“天下第一楼”的名人故居世界大观，再把清末民初所有名报名刊旧址通通迁入新华社算逑。可以考虑在新华社盖一个酒楼，每一个包厢用清末民初的报馆名字来命名，比如“每周评论”包厢，专供新华社社论组使用。我这规划还行吧？
一想到一帮被跨省追剿的“反动”记者在世界传媒大道末路奔逃，我就觉得世界传媒大道应当荣获世界超现实主义城市规划大奖。当年我就开我朋友的玩笑：搞世界传媒大道，总比在八大胡同搞“世界风月大道”强吧？那么崇文区搞啥好，世界文学大道？有趣的是，不管宣武还是崇文，在行政上现在都撤销了，所谓“文攻武卫”，宣武区和崇文区这两个老字号如今把自己的名字都给革没了，可见城市规划的革命加速度，取决于红色橡皮公章，而连公章也是随时过期作废的。用马清运的话来说：“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规划。”左手擦右手改，右手改左手擦，城市在他们手里就是一张被擦皱擦破的白纸。
邓云乡回忆30年代厂甸庙会，叹惜没有纪录片拍下当年盛景。如今倒是有好些关于前门的纪录片（如欧宁的《大栅栏》，张亚璇的《前门前》等），但拍的却是拆迁运动中旧城的葬礼。80年代邓云乡写老北平时还依稀能寻得一些旧物旧踪。经过90年代以来的新革命，不管是厂甸还是琉璃厂，不管是天桥还是前门，如今几乎通通只留存于故纸堆老照片了。所谓城市的过期与再生，代表作当推前门，但是重新改造后的新前门还没几年便气息奄奄，商业步行街门庭冷落，只有全聚德仍然像一个巨大的布袋在把游客不断往里塞——这家全聚德何止老字号，简直是“老子号”，正代表了这个老子吃相天下第一难看的新时代形象。
如今鸟枪换炮，不用纸张，擦改起来更快，一拍脑袋一动鼠标，城市再生和猝死就像魔兽僵尸一般儿戏。擦和改的快速轮回之间，地价房价腾云驾雾直上云霄。如此城市再生，居然被马清运誉为“向农业文明学习”，只能说地价房价有如亩产万斤放卫星。尽管如今前门引入洋人做时髦规划，似乎跟义和团精神正好完全相反，但前门在全球化时代经历的，恰恰是1900年义和团火烧几千家店铺以来最大的浩劫。
来听听三首北京的挽歌吧：何勇的《钟鼓楼》，诱导社的《新疆村》，左小祖咒的《平安大道的延伸》。
在北京这个世界最大的停车场，如今要踩个单车比开车还要奢侈。想当年何勇那句“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姑娘漂亮》）堪称泡妞指南，而搁现在，踩着单车不单看不到被迷雾吞没的夕阳，而且踩出去没几公里，你老人家和姑娘的脸上就会变得黑又亮，招苍蝇。钟鼓楼一带确实是我最热爱的北京地段之一——或许没有之一——然而，据说官方也在动念头想把那一带规划成文化旅游广场。这不是没文化的问题，因为归根到底文化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美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中国城建规划的一大动因是炒地皮，这是官僚资本的一大命脉，建筑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奢谈文化美学理想，是很容易装逼的。
诱导社的《新疆村》回忆了八九十年代甘家口新疆村。这个维族人社区被海淀区政府命名为新疆村，后来却又因治安问题被拆迁而消失。新疆村属于农业人口以及少数民族进入城市聚居的典型例子，而其短命也典型地暴露了城市管理水平和宽容度的缺失。马清运只是将“农业文明”当成一个拙劣的比喻来加以利用，而最终城市“向农业文明学习”的结果，却是通过分隔乃至驱逐农民来获得“再生”。请问到底是人在割稻子，还是人像稻子一样一茬一茬地被割？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是以剥削农民和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建筑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号召向农业文明学习，就不只是装逼那么简单了。
作为世纪之交北京新造城运动的一大成果，平安大道就像一把长剑，为这座城市做了一次痛快淋漓的剖腹——不知是剖腹产还是剖腹自杀。《平安大道的延伸》就是革命时代的安魂曲，堪称新世纪北京的市歌。在这条仿古大道上，左小祖咒歌唱沿街的小人物和流浪汉，歌唱被剧变时代所删除的爱。现在删除过去，未来删除现在，一场真空的革命钢管舞，最后拍卖旧底裤。把真的推倒，然后造假；把旧的删除，然后仿旧。官方为重修永定门城楼，居然炮制噱头，向市民征集当年拆除旧城墙城楼时遗留的残砖，这个关于古城墙砖的浪漫轮回故事真令人顿生“拍丫一板砖”的革命豪情。
天安门国家博物馆前，在“城市过期与再生”的心脏地带，一座孔子雕像拔地而起巍然屹立。“文革”时老家曲阜差不多被彻底荡平的孔老夫子这下该踏实瞑目了吧？他老人家腰间竟别着一把剑，立于主席卧榻之侧，不知主席能否安眠？在耐克前门店黯然宣布暂时停业之际，孔夫子昂然在天安门开了旗舰店。这何尝不是“城市过期与再生”的最佳广告？
然而没过多久，天安门的孔子像就被拆迁了。孔子在天安门仅仅当了几天的卫兵。无辜的孔子，堪称“城市再生与过期”理论的代言人，他老人家搬进天安门又撤离天安门，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行为艺术。
柏桦《现实》诗曰：
这是温和，不是温和的修辞学
这是厌烦，厌烦本身
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
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
请允许我篡改：
这是暴力，不是暴力的修辞学
这是厌烦，厌烦本身
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快的
长夜里，收割绝对出于必要
长夜里，速度不应省掉
而春天也可能正是冬天
而孔夫子也可能正是荆轲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