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什迪对“英联邦文学”这一术语的反感有其复杂的原因。首先，这与他强烈的政治意识有关。在他看来，迄今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大英帝国统治四分之一地球的物质殖民所致。现在英语的如日中天不单是大英帝国的一份遗产，它还来源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超强优势。他把这第二种促使英语兴盛的因素称之为“语言新殖民主义（linguistic neocolonialism）”。事实上，与英语的兴盛相一致，英联邦文学正是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对英联邦范围内的文学进行研究，它把英语文学建构成反对“地方”性的英联邦文学的规范，寻求一种理想的政治文化共性。这一立场使得它对背离英语文学“伟大传统”的现象非常反感。霍米？巴巴曾将研究英联邦文学和历史者指斥为古板的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其他批评家在英联邦文学的背后看到的是英国的新殖民文化安排。拉什迪自我解构不掉的第三世界文化背景使他对此不无警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同年出版的小说《耻辱》里对巴基斯坦的独裁统治大加针砭，在此前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中对被他称为“黑寡妇”的英？甘地总理在印度实行“紧急状态法”极力讥讽，与他对“英联邦文学”的反感有其政治思想的一致和呼应。
其次，拉什迪的反感还与他那带有强烈解构意识的世界文学观有联系。拉什迪曾经在1997年4月4日阿姆赫斯特学院授予他名誉学位的演讲中说，独立后印度的英语创作是“帝国的混血儿（Empires bastard child）”。他道出了印度文学的复杂特征之一。尽管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在英语运用上还存在争论，但至今为止印度政治和文化精英对英语的娴熟运用有目共睹。印度已经有了英语文学，确切说是英语语言文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毕竟也是印度文学。这和“英语文学”之间没有调和性。因此，英语可以视为印度的文学语言，由于泰戈尔、奥罗宾多和拉贾？拉奥等作家的努力，印度英语文学已经骄傲地独立门户。尽管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英语语言文学要比印度等国的历史悠久，但倘若将世界各地相对年轻的英语文学贯以“英联邦文学”的称呼，这只能是一个丑陋不雅的名字。在此意义上，拉什迪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英联邦文学’不过是是奉‘英语文学’为正统，或是像我的那位朋友一样，将英国的英语文学作为中心，使世界其他地区的英语文学边缘化。”
信奉“英联邦文学”的人们认为，文学是民族性的表达。他们幻想在帕特里克？怀特那里发现澳大利亚性，在多丽丝？莱辛那里寻觅非洲性，在奈保尔那里邂逅西印度性。拉什迪本人便常常苦恼地被人问起究竟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人们生造出“印度出生的英国作家”来界定他的身份。他认为，试图将作家局限在护照里来认识是愚蠢的。照拉什迪看来，“民族性”也好，“身份界定”也好，其实都天真地以为世上还存在一种“本真”（Authenticity）的东西，他将此种“本真”称为带有异国情调的幼稚而陈旧的妖怪。信奉“本真”者固执地以为存在一种同质性的不变传统。但以印度为例，它的传统文化精华也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是各种古代文化如莫卧儿文化与当代美国可口可乐文化等成分的混杂体（a mélange of elements）。因此，拉什迪说，寻觅民族本真性的最荒诞之处在于：“它完全错误地以为存在一种纯粹的东西，一种可以利用的未经融合的传统。对此信以为真的只有那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总之，“英联邦文学”遇到他的这番解构主义挑战，其大厦似乎已经倾斜。拉什迪高歌猛进的结论是：“到了承认中心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了。”
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部分。它兴起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盛行于七十年代，在西方知识界反响巨大。身在欧陆的拉什迪恐难幸免它那激进思想的波及和浸染。解构主义在与结构主义比较中显出它的特点，即以无中心反中心，以文字对抗语言，以解构消解结构，以游戏抗衡严谨等。这里的“中心”指权力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结构主义“权力中心”论信奉金字塔一样自上而下的结构，而解构主义的权力观则是蜘蛛网式，无中心的平行组织。这一思路与拉什迪呼吁不能维持“英联邦文学”的“中心”不谋而合。逻各斯中心主义信奉语言贬低文字，坚信有一种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宇宙精神，语言是其神圣载体。与解构主义者的语言观相呼应，拉什迪认为：“不能赋予语言以绝对价值……语言用于表述那些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并未认识到语言的这一无能，语言就变得实在讨厌、咄咄逼人且欺人视听。”这种近似于中国“言不尽意”的思想，使拉什迪站在与解构主义并肩作战的同一战壕里，对着结构主义的语言观猛烈开火。
借重这种解构主义思想，拉什迪不光是在诗学观中消解“英联邦文学”的权力中心，还在文本创作中消解西方话语的权力中心，有时甚至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这以《撒旦诗篇》为最典型。很多人认为，他在小说里用西方对先知（Muhammad）的蔑称“Mahound”来称呼先知，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径。他辩解说，《撒旦诗篇》的主要目的是移居者从对手即东道主那里收回语言表达权，借以挑战西方的话语中心权。萨拉丁头上长角是西方对于移居者妖魔化的象征。这与西方以妖魔化的Mahound来贬称先知一个道理。被妖魔化者怎么办呢？在美国，被种族主义者给予的侮辱人格的称呼“black”（黑人），却被黑人引为自豪，将它当成“美丽”的代名词。黑人们将侮辱转化成斗争的勇气和力量：“黑人们都乐意而自豪地使用别人轻蔑地赠与的名字。”拉什迪由此得到启发：“他们有表述别人的权力，我们只能屈服于他们的描画。如果移居团体被别人称为恶魔，那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就是恶魔。如果恶魔并不必然是恶魔，天使也就并不必然是天使。”由此可以明白，拉什迪是以怎样的动机和什么手段得罪了视先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伊斯兰世界，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世上存在所谓“神圣”的东西吗？拉什迪坚决予以否认。他说，观念、文本甚至人都可以人为地神化之。“敬神无异于被它所麻痹。神圣的理念在任何文化中仅是一种最保守的思想，因为它试图将变化、进步和革新等其他一些理念变成令人遗憾的东西。”这些话除了可以用来解释他对先知大胆亵渎的世俗化处理外，还可间接地说明他对西方权力话语的抨击解构。
六
最后再看一看拉什迪关于英语解殖问题的论述和实践。解构主义诗学观否定意义的终极性，倡导意义的游戏性。这种观念认为，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淹没了文字的强劲功能，转而提倡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历史次序和等级差别，用文字的差异性说明文学和文化的开放性、边缘性，多重性和多义性、否定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论。它强调文本是无限开放的世界，可以对文本采取“对立”、“分裂”、“拆散”等方法建构新的文本。拉什迪用他的文本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拉什迪，有人说：“单是研究他对解殖英语（decolonizing English）的贡献就足以构成一篇专题论文。”拉什迪“解殖英语”与《逆写帝国》的作者思路一致，都是一种解构“神圣”和“去中心”的姿态。阿什克罗夫特等人主张以“排拒”和“挪用”手法质疑英语（English）这个大写词语神圣而合法的中心地位，并呼吁世界文坛展现小写而多元的英语(englishes)。人称拉什迪魅力之一来自于他在文本中进行的“语言体操（gymnastics with language）”。这种别具一格的“语言体操”艺术地展示了他“解殖英语”或“解构英语”的企图。先以《午夜诞生的孩子》为例说明。在小说里，拉什迪采取了以下方法进行“语言体操”游戏：一、将北印度方言天衣无缝地镶嵌在英语句子里：“‘Chhi，chhi，’Padma covers her ears，‘My God such 啊dirty-filthy man ，I never knew！’”二、将方言词组放在英语句子中：“Hey bhaenchud！ little sistersleeper， wher you running？” bhaenchud即为sistersleeper 之意。(第320页)三、译写印度习语：“donkey from somewhere！”（第118页）四、连用旧词表达新义：“teacupkissery”(第264页)五、生造畸形英语词：“Whatdoyoumeanhowcanyousaythat.”(第272页)“I swear Iswearonmymothershead.”(第282页)六、巧妙省略追求滑稽效果：“Sir an animal sir！”“I yelp：‘Aiee sir an animal an animal please sir aiee！’”(第277页)七、颠覆传统语法：“Who am I？ Who were we？ We were are shall be the gods you never had.”（第319页）再举《撒旦诗篇》为例：“Were bhaibhai！”(第438页)“think that such a fufufuck function，which is to be most ista ista ista istudded， will be good for their bibuild up cacampaign.”这里将function（功能）变为fufufuck便暗含粗俗的贬义，而将build（建构）进行解构变为面目全非的bibuild，不正契合了解构主义的美学旨趣吗？
可能因为拉什迪带有解构色彩的“语言体操”太为显眼，论者认为，他的文本重要特色是“玩弄文字游戏和拨弄句子结构，试图改变殖民者关于移民的一些偏见”，而其最终目的是：“借助这种复调音乐式的语言呈现，以乘机积极地重新建构分裂的移民身份。”这样来看，拉什迪的“语言体操”显然是大有深意的，他的语言战略起点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那样：“在我看来，语言可能是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众多因素之一……理解自身亦即产生身份认同。”拉什迪的“语言体操”采取“复调音乐”形式，这是因为他深信，文学的长处在于它是进行对话的场所，是展现语言斗争的地方。他说：“在任何社会里，文学都是这样一个所在，我们在自己大脑的隐秘处，可以听见各种声音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谈论世间万物……世上不管哪里，文学对话的小屋一旦关闭，文学大厦之墙迟早就会坍塌下来。”他的文学对话观使他和倡导复调小说理论的巴赫金接上了思想轨道。拉什迪的作品完美地证实了巴赫金的理论。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一切都存在于同一空间，相互作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意在提倡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各种文学因素的融合，如反讽、幽默、夸张等各类手法和口语、俚语、方言等各类语言的相互联系。这和解构主义有相似性，强调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方式颠覆理性思维结构。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什迪文本的确达到了这一境界。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语言竞争的时代，在小说这一理想世界中，各种互相冲突的语言频频聚首，借助张力和对话，小说不仅把彼此水火难容的各式人物，还将互不相干的历史年代，社会状况乃至东西文明等统统汇聚一处，“展示人类生活的真实一面”。抛开某些争议因素，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拉什迪在小说中展示了人类生活真实而迷人的一面，而这又与他的“语言体操”艺术密不可分。
拉什迪自己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如果你是来自一个黑人聚居区的人，你会发现，别人描述你的气势要远远胜过你对他们的描述。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一场斗争，因为我们被人描述并被逼进死角，因此，只要可能的话，我们必须利用自己的描述摆脱困境。他承认：“这就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之一：我在勉力进行描述的斗争。”他还承认这是一种政治性的、类似于“逆写帝国”或曰“帝国反击”的“描述反击（a description back，或译“逆向描述”）”。他的反击是成功的，至少让第一世界某些傲慢者看到了文学狂欢化所奏出的“复调音乐”。鉴于拉什迪在世界文坛的突出表演，论者认为，作为作家，拉什迪对当代文坛的影响不可低估：“他的创作已经影响了整个一代作家，正是这些人现在组成了文坛‘逆写帝国’（empire writing back）的阵容，形成崭新的英国和后殖民文学规范。”在受拉什迪影响的作家中，包括了印度海外作家维克拉姆？赛特等人。他们与拉什迪一道指引着英语后殖民文学新方向。
当然，对于拉什迪的成功，也存在质疑的声音。有人尖锐地指出，尽管拉什迪口口声声利用英语创作征服英语，从而达到异军突起并“反击帝国”的目的，但其效果令人怀疑：“使用主人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以主人的语气说话，会与主人妥协而达成共谋。”拉什迪的某些言论也给他的目的抹上了一丝暗淡色彩。他在1984年的访谈中告诉别人，他开始创作时只能使用一种语言即英语。他虽然也讲乌尔都语，但是，这种语言存在一些问题。他说：“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语言，它也只能适合以我自己不能适应的方式来运用，如创作玄奥抽象和抒情浪漫的作品。它的语法，句法非常僵硬刻板，不像英语那么柔和流利。这样看来，它不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语言……在日常会话方面很难使用乌尔都语。它很适合在月亮上使用。”应该承认，拉什迪关于乌尔都语这种巴基斯坦国语（一部分印度人也使用之）的论述是有问题的。实际上，纯正的乌尔都语语调起伏很大，它柔韧并存，且婉转甜美，用这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传世名作。如果借用美籍华人学者刘禾评价印度学者、文化翻译理论研究者妮南贾娜的话来说明拉什迪的个案，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她无意间让欧洲语言作为主方方言（或者客方方言）享有一种决定意义的特权。如果这位后殖民批评家继续在其有关东西方语言相互作用的论述中强调欧洲语言的重要性，并且使那一历史/故事的没有说出的部分仍旧处于不可名状的状态，那么在她本人许诺的重写历史的道路上，她究竟能走多远呢？”拉什迪、妮南贾娜的困境也同样反映在霍米？巴巴身上。巴巴的重要使命是从内部摧毁西方中心主义堡垒，他的策略是从内部使其失去本真性，进而消解其权威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巴由于身在西方，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所以有人批评他不知不觉间重复了那些“新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思维模式之于第三世界的话语霸权。再回到拉什迪身上，问题或许可以这样提出：如果他继续借重英语这一强势语言在西方文学内部“逆写帝国”，那么，他解构西方强势话语的脚步究竟能跨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