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1年10月，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印裔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V.S.Naipaul）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的印度情结尤为强烈。他曾说过，印度是他的祖先之邦。“由于所受的教育，我对印度十分亲近。我在一个非常非常纯的印度家庭中长大。那就是我的世界。”他曾先后三次赴母邦印度“寻根”，并于1964、1977、1990年分别发表“印度三部曲”即《黑暗地带》（An Area of Darkness,又译《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和《印度：历经百万叛乱的今天》（India: AMillionMutinies Now）。本文拟从奈保尔的印度书写入手，并将其与殖民时期曾经书写印度的西方作家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奈保尔的印度叙事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研究中的深刻意义。
$第一节 奈保尔笔下的印度社会
奈保尔说过：“我从我的过去而来，我就得写我所来之地的历史——写被忘弃的人民。我必须写印度。”他的印度情结使他一次次走进母邦的怀抱亦即神秘古老的佛教发源地。
初次踏上印度次大陆，强烈的“文化冲击”迎面而来，几乎要将奈保尔淹没。在《幽暗国度》的开始部分，奈保尔便为我们展示了因为随身携带的两瓶洋酒被没收而闹出的风波。印度海关呆板机械的官僚作风于奈保尔而言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仪式。取回洋酒的过程也就是感受印度的第一课。慢慢安定下来以后，奈保尔开始以西方人兼印裔后代的独特视角打量印度。
奈保尔印象很深的是印度落后的民间生活场景。印度的乡村到处是狭窄残破的巷弄、流淌污水的排水沟、狭小众多的泥巴屋子、混乱相处的垃圾、食物、牲畜和人。在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旁边的巴士站常被人们当作公厕使用。在果阿，清晨时分，居民们在河边蹲着长长一排方便。他们认为，大便是一种社交活动。他们对禁止污染河水的葡萄牙文广告视而不见。让奈保尔惊讶的是，北方邦一位英俊的穆斯林小伙子竟然将大便作了一番借题发挥。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他自己因为是个诗人，热爱大自然，常常跑到旷野上大便。“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圣雄甘地号召向西方学习公共卫生几十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在奈保尔的疑惑面前，印度人的反应是，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才真的是令人不敢恭维。
印度种姓制度世界闻名。奈保尔的观察没有绕开它。在他看来，同样的种姓制度，在特立尼达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在印度却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在印度，种姓却蕴含一种强制且残酷的劳力分工……在印度，种姓可不是好玩的东西。” 奈保尔以速记员和有留美经历的新上司发生冲突为例说明了这点。结论是：“种姓制度的恶果不止是不可接触制和对污秽之物的印度式神化，还在于它加诸于人的全面顺从、自我满足、不思进取以及人之个性和灵性的剥蚀。”奈保尔对于种姓制度持鲜明的否定态度。
因为对农民的同情和以印度局外人的视角，奈保尔对于至今一直困绕印度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贫困问题非常关注：“印度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印度的贫穷在颤抖。”他引用印度作家的话说：“如今回想起来，我才领悟，透过卡纳克昌德，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印度那颤抖的贫穷。” 他认为，仔细玩味这个特别的措辞“颤抖的贫穷”，它虽然显得有些夸张，但用来描摹印度的贫困却也十分生动：“印度的贫困比任何机器都更加毁灭人性。”在他第二次印度之行中，他观察到，印度农村生活仍然追随着自然的节拍。“12小时的白昼后紧接着是12小时的黑夜。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与远古时代并无两样。”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村的发展带来极端的不公平。印度的贫困问题成为印度政界和学术界所普遍关心和长期争论的问题。奈保尔对此问题的重视有其特殊意义。
在奈保尔的意识中，印度文化里充满了神秘和象征。在跟随香客前往艾玛纳锡洞窟时，他发现，被印度人称为神祗而供奉在洞中的是一根巨大冰冷的阳具。他由此感叹：“印度教的哲学思维是那么高超、繁复，而它的仪式却又是那么原始、单纯。”奈保尔认为洞窟中的阳具是印度的象征。借着西方的视角，奈保尔判定：“被它（阳具崇拜）贬损、摧残得不成人形的印度教徒，却依旧把它的标记看成欢乐的象征。” 这种看重象征的行为即使在民族英雄甘地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身为印度人，甘地不得不跟象征打交道。甘地亲手操作的纺车，似乎不能提升印度劳工的尊严，因为纺车被吸纳进“庞大的印度象征体系”中，很快就丧失了意义。在奈保尔心目中，甘地是印度精神文明的最新象征，他已经被吸纳进印度混沌的精神世界里。以奈保尔的眼光看，不幸的是，在印度，甘地早已经退隐到历史中。感觉上，甘地仿佛活在遥远的古代。奈保尔觉得，印度人将对象征的崇拜天衣无缝地嫁接到对“圣雄”甘地的尊从上，而这又引起了更加不妙的后果：“印度毁了甘地。他变成了‘圣雄’。印度人敬仰他的人格，至于他一生所传达的讯息，则无关紧要。”
在奈保尔看来，印度人不敢正视历史和现实：“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免得被他们看到的悲惨景况逼疯。这种心情我们能体谅。同样的，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痛苦和愤怒呢？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躲藏在宿命论里。” 他还认为，印度人有一种向后看的特性，他们喜好从历史深处打捞今日所需的东西。印度一贯地以旧融新，用老方法使用新工具。他认定，甘地作为古老印度文明的最新阐释者，已将印度导向末路。他说：“印度的危机并非政治性的……这种危机也并非只关涉经济方面。政治或经济危机只是更大危机的一些方面而已。这是属于文明日渐衰朽的一种危机，摆脱它的惟一希望寄托在这种文明加速加倍的衰朽之上。”印度作为一个伟大的东方文明古国，其珍视历史遵从元典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近代的拉姆莫汉?罗易到泰戈尔再到圣雄甘地，他们在向印度引介西学注入新风的同时，从未忘记到自己的经典和传统中去找寻革新印度乃至医治世界文明痼疾的良方。事实上，他们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甘地设计的印度独立路线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奈保尔虽有以极端凌厉的气势警醒印度人不要沉迷于历史之中的用意，但是他把印度文明的希望寄托在其尽快的衰朽之上，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不过，联系到当代印度政治中以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印度教特性”和“印度教认同”为强国之本，他的警示还是有其现实意义。毕竟：“印度教认同”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思想“鼓励了印度教当中出现的向后看的顽固保守状况……不利于提升印度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作为一位来自后殖民地区的印裔后代，奈保尔对于同样属于后殖民地区的印度与前宗主国英国之关系也即印度与西方之关系特别感兴趣。他认为：“直到今天，这个英国依然活着。它存活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和层面。” “印度当下着力信奉的清规戒律和实用技艺皆为舶来品。甚至印度人对于自己文明成就的认识，本质上也是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启蒙之结果。单靠自己，印度不能重新发现或评价自己的历史。”的确，奈保尔指出了英国殖民之于印度社会发展“建设性”的一面。他没有忽视西化大潮前印度本土保守的一面。奈保尔敏锐地注意到，印度人在张开双臂接纳西方的东西时，内心深处却不自觉地排拒这些东西所蕴含的价值观。基于此，奈保尔不无担忧：“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历史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他认为，印度人过分强调民族特性，会导致创造力的消退停滞，而这种状况在印度现实生活中已有反映。奈保尔的结论有些夸张：“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了。”
综上所述，奈保尔关于印度的观察既有深刻准确的一面，也有偏颇失实甚至杞人忧天的一面，这是“文化无根人”直面和思考东方的必然现象。
$第二节 殖民文学中的印度叙事：奈保尔的参照系
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断言：“只要考虑东方就无法回避印度。”在东西方不断邂逅遭遇的历史进程中，印度成了西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历史学家等）无法回避且不断关注的主题。这种趋势从殖民时期一直延伸到当下奈保尔书写印度的后殖民时代。事实上，从吉卜林、E.M.福斯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再到奈保尔，西方英语世界关于印度的主题叙事连绵蜿蜒，值得研究梳理。
吉卜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07年）的英国作家，他于1865年12月30日生于印度孟买，后来在印生活多年。在印期间，吉卜林遍游印度各地，他对印度的风土民情有了透彻的了解。这些都在他关于印度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其作品带有浓烈的殖民心态：“吉卜林将印度问题视为白种人责任的一部分。因此，他竭力论证英国控制和规训新近被征服而不屈服的印度人的合理性。照他看来，英国是为印度自己的利益而来……因此，吉卜林代表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它以冥顽不化的帝国主义姿态对待印度人。”吉卜林的笔下存在两个印度世界。首先是“个人化印度”，这一“印度”给他提供马车和仆人之类的物质便利以及文学声望；其次是“殖民地印度”，这一“印度”仿佛上帝恩赐英国托管，它有许多传奇故事供吉卜林编撰记录。吉卜林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正面表现改变殖民地印度历史面貌的民族斗争。例如，在关涉印度世界的重要小说《基姆》中，弥漫着对印度淡淡的思念愁绪，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冲突已经弥合，种姓林立、信仰风俗各异的印度没有内部冲突，即使俄国人的威胁也只是小菜一碟。在《基姆》中，吉卜林有意隐蔽了大英帝国秩序的挑战者。为了涂抹一幅与大英帝国统治相和谐的虚幻图景，吉卜林将印度民族主义者完全排除在叙事场景之外。《基姆》中唯一一位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印度人穆克吉没有透露出一点民族主义情结。小说中基姆等人所玩的殖民色彩浓厚的“大游戏”（Big Game）也不是用来对付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基姆的所有敌人来自于英属印度边界以外，边界以内歌舞升平。”吉卜林作品中的殖民地印度浮现出一派虚假的景象。我们发现，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是一个男孩眼中的印度,里面充满孩童的趣味。因此，有论者揶揄道，《基姆》中基姆眼中的印度面临两个敌人，其中之一便是基姆的成熟长大。“吉卜林必须在基姆成年晓事以前结束小说。”这与着力表现印度下层贫民生活艰辛与社会潮汐动荡的奈保尔是一明显对比。奈保尔曾这样评价吉卜林：身为大英帝国的代言人，吉卜林“有时会装出一副忿忿不平的模样，大声疾呼，从而产生出一种假惺惺的、咄咄逼人的、自怜自艾的效果，简直就像一出‘戏中戏’。” 一句话，吉卜林没有真正走进印度、走进印度人的生活与心灵世界。吉卜林几成经典的殖民话语是：“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聚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