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一种理论非本书所能做到，但是尽力去探索解决某种问题的方法还是可行的，本书就是尝试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解决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些问题。
$第三节 文化因素分析在历史时期的应用
——主要以四川汉墓为例说明
笔者认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会在历史考古研究起到以下一些方面重要的作用。
第一，文化分区。
历史时期的分区和史前不完全相同，徐苹芳先生总结了两个特点，而且对分区的方法也进行了探讨。第一，“中央集权下的礼仪制度有严格的、统一的等级规定，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全国各地的礼仪衣冠制度上的文化差异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它同时也成了维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柱。但是，在全国各地民间（或民族）文化风俗方面上却保留着差异，这些差异便构成了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的主要内容。”第二，“社会越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便愈为复杂。因此秦汉以后考古学文化分区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
正如徐先生所说，强大的政治因素并不能完全消灭地理人文和风俗传统的差异。秦汉统治者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实行了一系列制度、政策，确实为汉文化迅速形成并普及全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各地地理环境的相异、历史传统不一、风俗不尽相同等原因，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在高度统一的汉唐时期仍是如此，这种差异已经在各地的物质文化中表现出来，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区分出不同区域的特殊文化因素有独到的作用。通过对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梳理、比较，既可以归纳出不同文化区中的相同因素，这部分因素在历史时期一直占优势；又可以找出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因素，正是这部分因素体现了区域文化特征。历史考古的特点决定了不能按照先秦或者史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如汉代考古学文化，东汉之后在汉帝国范围内多被中原文化所同化，所见多是典型的汉式遗存，各区域的土著文化已经非常少见或者已融合到汉式文化中。文献对区域文化记载也比较少，汉代巴蜀地区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域，但由于交通、行政等方面的原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对巴蜀地区的记载较为粗略，所以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研究四川汉代考古资料，对于了解汉代的巴蜀区域文化特征越发显得重要。
历史时期分区要注意一些特殊器物的归属。四川盆地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很多有特点的器物。如陶俑显然来自于中原文化，但进入四川地区后出现了一些特有或者特别流行的类别，如庖厨、俳优、镇墓等俑；陶仓起源于关中地区，后为秦、汉继承，成为汉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所以四川地区的仓毫无疑问渊源于中原地区，但仓进入四川盆地后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流行筒腹罐式仓，与其他地域明显不同。这些在其他地方少见的器物，完全可以归为地方特色器物。
虽然区域因素器物数量相对较少，但是绝不能完全用数量来衡量其地位，恰恰是这些器物反映了一个区域的文化特色。限于交流，史前考古学文化区划分较为简单，根据物质遗存的异同基本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区。但到了历史时期以后，物质文化高度发达，各区域的联系越来越大，物质遗存共性增加，而此时不同区域之间的划分更大程度上依靠表现风俗信仰、心理特征的遗存来区别，如四川地区的崖墓、画像石墓、画像石棺、摇钱树、西王母形象、镇墓俑、釜、圜底罐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器物，正是这些特色器物反映了四川盆地特殊地理环境、风俗和宗教信仰。以摇钱树为例，数量不多，但无疑是四川地区非常重要的特色器物，对于我们了解四川古代的丧葬信仰、宗教习俗无疑有重要的作用，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读它的有效信息，然后根据这些有效信息复原汉代四川盆地特殊的宗教民俗信仰。
历史时期的物质遗存更为丰富、复杂，分区要困难得多，选择一种良好的方法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仅汉墓就发现5万座以上，仅将已经发表的资料熟悉一遍，就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如果再进行详细的分区研究，难度就更大了。俞伟超对汉文化的分区提出过指导性意见，“西汉时期以长安等关中地区的遗存为中心，东汉时期以洛阳等豫西的遗存地区为中心，概括出典型的、核心型的汉文化面貌，然后依据地理环境划出范围，寻找各区域土著文化和汉文化的交融程度，再进行更大范围的比较，确定汉文化到底应划分为哪几个区系类型”。但他同时也指出“工作量是惊人的，绝非一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分区有特殊的作用，在汉墓的分区中采用此方法，将会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
第二，文化演变和发展。
文化演变要在分期和分组基础上进行，不同组因素来源于不同文化，在分期的基础上可以分析各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交流；而且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于掌握个别外来器物的变化情况也有帮助。四川汉文化形成于西汉中期，以后土著因素大部分消失，其余融入汉文化中，形成区域特色文化。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可以了解土著文化是如何消失和被汉文化同化的。蒋晓春对巴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利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分析巴文化在不同阶段所占的比重，由战国时期的绝对优势到汉代的逐渐式微，而中原的汉文化逐渐强大，最后占据了主要地位，这对研究四川盆地汉文化的形成和转变是一个启发。四川汉墓有两个比较大转折点，一个是西汉中期，一个是王莽时期，西汉中期巴蜀文化转变为汉文化；王莽时期墓葬形制由竖穴墓转变为横穴墓，随葬品也相应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目前对其演变的详细情况和背景并不清楚。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其墓葬形制、器物的演变进行详细的分析，可得出演变的详细情况，然后再结合文献等知识，找出其背后演变的动力。但四川汉墓存在的问题是发掘的资料很多，发表的成果太少，导致墓葬分类、分期、分区等基础性的研究不足，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的工作之上，所以目前四川汉墓最需要做的是整理资料、发表报告，然后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墓葬进行分类、分期、分区等工作，给四川汉墓建立一个完整详细的编年体系，最后在这些基础工作之上进行各种深入的研究。
第三，文化交流。
秦汉以后，国家统一，政令畅通，随着交通工具和系统的改进提高，地区之间交流越来越多，如四川生产的铁剑在徐州出土，漆器在朝鲜发现。对各个地区物质遗存进行分析、比较，可以了解当时各地的文化交流、商业贸易、交通地理等信息。
第四，在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结合文献和其他各种理论方法作进一步的研究。
文化因素分析是一种方法论，只是从考古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工具，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有效信息进一步研究族群、人口迁徙等社会历史问题，甚至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要做到这些仅依靠现有的考古学理论、方法是很难实现的，需要结合文献、其他理论方法甚至科技手段来实现。
总之，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时期的良好应用将会促进历史考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已经有研究者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滕铭予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研究秦文化的发展演变与周边文化之间的交流，吴小平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把汉代青铜容器划分为以秦、晋、楚为主的中原系、以巴蜀和夜郎文化为主的西南系以及以濮越器为主要类型的岭南系三大区系，等等。但是这些文章对文化因素的分析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研究范例，文化因素的归属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未说明依据。
历史考古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时期的应用也不完全相同。笔者参考文化因素分析在先秦的应用和他人的研究，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认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了解、熟悉分析对象及与之有关的内容。要对分析对象所处考古学文化以及相关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是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文化因素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要分析的内容进行比较，而比较的前提是必须要对分析对象有相当广泛的了解。
2.类型学研究。此处的类型学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以区别文化因素为目的，不同因素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这样下一步的文化因素分组就有了基础，然后在不同的型别下，进行式别的划分，可以了解不同因素的演变情况。二，分期研究分期研究可以了解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的发展、演变情况。
3.分组。在类型学研究基础上，将来源相同的遗存划成一个组群。很多文章往往缺乏科学分组的依据，根据直观和经验来判断某种器物归A组或B组，A组来源什么地方，B组来源哪儿，但是缺乏相关的依据，随意性较强。有些文化因素非常复杂，仅凭经验很难轻易地归入某一组，特别是“融合性”或叫“混合性”的文化因素往往是不同观点争论的关键所在；而且由于研究和学习偏重不同，读者不可能对所有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因素都非常了解，省略说明文化因素分组的依据往往会给读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惑。所以文化因素分析方法需要改进这种经验上的判断，提供一种可以进行属性判定的科学方法，让人感觉到有据可依，研究过程科学。
4.进一步分析。利用以上研究结果分析文化性质、分区、源流、文化关系、演变等方面，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或者其他相关的理论方法分析一些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
此处结合自己学习中的一些认识，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应用进行初步的探讨，希望能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论的完善和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起到帮助。目前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理论和方法非常单一，还需要研究者引入和创造更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多视角地来研究历史考古材料，促进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发展。
$小结
峡江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上连成都平原，下接江汉平原，而这两个地区主要通过峡江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因此有学者将这三个地区比喻成为一副杂货挑子，“长江三峡是扁担，它两头分别挑着江汉平原和成都平原两只大箱子，箱子里装着丰富而齐全的‘商品’——文化交流现象、因素和成果”。峡江地区的文化交流虽以这两个地区为主但又不限于这两个地区，以成都平原和江汉平原为依托，向长江中下游、中原、西南地区延伸，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峡江地区对于西南地区说是通往长江中下游、东部大海的一个门户，对于长江中下游来说拥有了三峡就意味着可以深入亚洲腹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峡江地区是长江流域的咽喉要道，也是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因素汇聚于此，导致峡江地区文化面貌非常复杂。这已得到峡江地区考古工作的证明，旧石器时代，此地石器制造技术汇集了我国华南、华北的特点；新石器时代早期主要受江汉平原和湘西山地的同类文化影响，晚期与成都平原宝敦文化有相似因素；夏商西周时期文化因素更加复杂，以三星堆文化为主，土著、中原、江汉平原等文化因素相融于一处；东周时期巴、蜀、秦、楚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汉晋时期虽以汉、晋文化为主导，但是由于此通道在文化交流中日益重要，文化面貌依然非常复杂。
实践证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于复杂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研究具有独到作用，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来研究峡江地区的汉晋时期墓葬考古学文化，将不同文化因素分解出来，会使峡江地区的文化面貌更为清晰。但正如上文所说，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并不多见，而且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有诸多不同，不可能完全照搬，所以本书中的很多工作纯属尝试。
本书将先利用类型学对文化面貌较为复杂的墓葬及随葬品进行剖析，确定其来源，然后按照不同的来源进行文化因素分组，说明各组文化属性，这样文化因素分组正确与否，读者一目了然；然后再参考前人研究成果，以文化演变为依据，对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进行重新分期，在分期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期段各组文化因素的演变、消长，确定不同期段的文化性质；最后结合地理环境、历史文献等材料进行背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