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不同时期墓葬发现与研究重点，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为文献记载时期。
三峡景观奇特，众多旅途经过或是专门慕名前往的文人墨客多为三峡那雄壮幽奇的景观所吸引，留下了数量巨大的作品。据统计仅关于三峡的诗作就有4000多首，因此又有人称之为“诗歌三峡”。关于三峡的早期作品有宋玉的《神女赋》和《高唐赋》、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盛弘之的《荆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唐宋以后，众多的诗词歌赋名家过往三峡，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李白、杜甫、陈子昂、张九龄、孟浩然、刘禹锡、寇准、三苏、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欧阳修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欧阳修的《峡州至喜亭记》等。这些文献虽然很少有直接记载或科学研究汉晋墓葬，但是对于了解古代峡江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风俗、宗教信仰等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研究峡江地区墓葬文化现象的一个必备基础，因为墓葬文化现象与周围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习俗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毋庸讳言，目前峡江汉晋考古研究并未充分利用这些文献，而是偏重于类型学和分期研究，当然这和峡江地区汉晋考古刚刚起步有关。利用峡江地区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结合近年获得的大量考古资料来复原峡江地区社会、历史将是峡江考古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有些文献直接记载了汉晋时期墓葬资料。《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为落牛滩，径故陵北，江侧有六大坟，庾仲雍曰：‘楚都丹阳所葬，亦犹枳之巴陵矣。’”后经发掘并未发现巴陵，却发现许多楚墓、汉墓及晚期墓葬。还有些崖葬的记载，陆游《入蜀记》记有：“二十二日，发巴东，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窦在峭壁绝高处，人迹所不可至，然仿佛若有榄楯，不知所谓夫子何者也。”劭伯温《闻见后录》卷三十：秭归棺木峡“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小历历可数”。许缵曾《东还纪程》：奉节风箱峡“数仞绝壁中，叠置木匣如风箱甚多”。孟郊《峡哀二首》：“树根锁枯棺，孤骨袅袅悬。”等等。地方志关于墓葬材料就更多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些文献为今天的墓葬考古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多已得到考古工作的证实。
这些文献多是在游历过程中记录下来，并非出于研究目的，大部分语焉不详、不求甚解，更不用说科学的考古研究了。此种情况持续至20世纪30年代。
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之前（20世纪70年代以前），汉晋墓葬考古初步发展。
1887年巴伯氏在重庆发现空石棺一具，并在旁边得石器一件，因而推断为石器时代，其年代显然有误，郑德坤先生认为是“汉墓之发现石器”。峡江地区科学的汉墓研究始于1932年，美国人罗岑斯顿氏（Loransten）在万县建筑房舍时发现一座汉墓，后将墓砖捐赠于华西大学博物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学者迁居重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峡江地区墓葬考古学的发展，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许多汉墓。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国立中学农学院、江北培善桥、沙坪坝等地发现多座汉墓，此时发现的汉墓时代多为东汉，墓葬形制有砖室墓、崖墓。郑德坤、葛维汉、卫聚贤、郭沫若、常任侠等学者对这些墓葬的时代、形制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考古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地区为配合基建发现了许多汉墓。50年代为配合三峡工程的规划曾经对峡江地区进行过调查，也发现了一些汉晋时期的墓葬。60年代未见相关的资料。
自30年代初，峡江地区不断有零星的汉晋墓葬发现，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讲，墓葬资料较少，影响不大，且多限于重庆市区附近，重庆以东少有发现。墓葬多为汉代，三国两晋的墓葬几乎未见。
但是毕竟科学的墓葬考古工作开始了，并获得初步的发展。
第三阶段，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时期（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
葛洲坝水利工程始于1970年，1988年竣工，为了配合水库的建设，此间调查和发掘了一批汉晋时代的墓葬。此时期的发现仍以汉墓为主，但三国两晋时期的墓葬材料逐渐增多。主要的墓葬有冬笋坝汉墓，宜昌前、后坪汉墓，重庆临江支路西汉墓，巴东东瀼口东汉、六朝墓，涪陵三堆子东汉墓，涪陵东汉崖墓，重庆市水泥厂崖墓，忠县涂井崖墓，秭归卜庄河汉墓，宜昌、巴东也发现有几座魏晋墓葬，此阶段的墓葬材料后被收入《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三峡考古之发现》，其中以宜昌前、后坪和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最为重要，下面予以简要介绍：
为了配合葛洲坝水利工程，宜昌市博物馆等单位在前、后坪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100多座战国、秦汉时期墓葬，其中大部分为汉墓，墓葬形制有土（岩）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出土了大量的器物，以陶器居多，陶器组合以鼎、盒、壶、仓、灶、井模型器为主，另外还有铜、金、银等器。其遗存受秦、楚文化影响为主。
1981年四川省文管会在忠县涂井清理了15座崖墓，墓葬形制有单室、双室、多室三类，出土了大量的器物。陶器有罐、釜、甑、壶、钵、盆、碗、灯、灶、井、水塘、房、动物及俑等，瓷器有碗、碟、盘口壶、四耳罐、唾壶、水盂、洗、坛等，铜器有釜、甑、壶、钵、盘、洗、摇钱树等，另有少量的铁、银、骨、琉璃器。其中的摇钱树、白毫相俑、铜佛像、陶房模型、胡人俑等备受关注。尽管四川发现大量汉墓，但可以判定为蜀汉、两晋的并不多，这批崖墓资料对于魏晋墓葬考古以及研究汉墓向晋墓的演变都有重要的意义。
此阶段的考古发掘主要是配合葛洲坝水利工程，葛洲坝库区分布于鄂西沿江地区，所以此时峡江东部发现的墓葬较多，峡江西部的发掘仍主要是配合城市基建，墓葬发现相对较少。
研究性文章有所增多。悬棺葬和忠县涂井崖墓是此阶段的研究热点。悬棺葬研究自80年代初期以来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各种文章从不同方面对悬棺葬进行研究，成为一个“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课题”。忠县涂井崖墓出土了一批重要材料，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朱小南先生从出土的陶房来分析三国蜀汉民居的时代特征，更多的文章则关注墓中出土的白毫相俑、铜佛像，并结合其他地方佛教遗物研究佛教的南传。赵殿增、袁曙光对巫山出土的鎏金铜牌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初步的解释，认为铜牌中的阙和画像砖（石）中一样，应为仙界的天门。罗二虎先生对四川崖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涉及峡江地区。
此阶段墓葬考古的主要特点是在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的带动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以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为汉晋墓葬大发现时期。
三峡水利工程中的文物考古调查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博物馆对三峡库区沿线进行了两次调查、勘探，以后还对一些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如中堡岛、朝天嘴、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但直到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之后，大规模的调查与发掘才真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