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分期
峡江地区汉晋墓葬的分期工作已做得比较多（见第一章），总结前人的成果，一般将峡江地区汉晋墓葬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蜀汉时期、两晋时期。前人的分期研究已经比较详细、深入，没有必要再从基础工作做起，此处主要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书的研究目的，将一些期段合并，以便更好地体现不同组文化因素的演变。具体分期如下：
第一期，西汉中期—晚期，约从元狩五年（前118）行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五年（5）。此时峡江以甲组文化因素为主，墓葬形制有土（岩）坑墓AⅠ式、AⅡ式；陶器有甲类平底罐、A型壶、A型瓮、A型鼎、盒、A型豆、钫、钵、井、甑、盆、盘、纺轮、部分人物俑；铜器有蒜头壶、壶、钫、尊、洗、镜、带钩、勺、灯、熏炉、卮、耳杯、盘、奁、泡钉、环、簪、铃、印、车马器件，钱币有半两、五铢；铁器有剑、杵臼、削、刀、锯、锄、钉，其中大部分铁器出现于西汉晚期；其他还有石板砚、铅梳、耳珰等。乙组墓葬形制有BⅠ式、BⅡ式土（岩）坑墓，陶器有圜底罐A型、B型瓮、B型仓、B型勺、AaⅠ式釜、AbⅠ式釜、Ac型釜、B型豆；铜器有A型釜、釜甑、鍪；铁器有鍪、釜等。丙组有B型鼎、B型长颈壶、C型仓、C型和D型灶等。庚组墓葬有崖葬，器物有D型陶仓。其他几组因素少见。从以上几组文化因素来看，无论是器物数量还是种类，甲组都占有绝对的地位，甲组代表的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再具体一点是以受关中地区影响为主，如蒜头壶、平底罐、盆、盒等器形都直接来自关中地区的影响，甲组很多器物和中原地区同类器物在形制上非常相似，可见此阶段还是被动模仿，创新不多。乙组、丙组、庚组多是继承早期文化因素，乙组主要继承巴蜀文化因素，丙组是继承楚文化因素。
第二期，王莽执掌大权—东汉早期，约从居摄元年（6）至明帝永平十八年（75）。此阶段甲组墓葬形制除上期土（岩）坑墓AⅠ式、AⅡ式，新出现砖室墓、洞室墓；陶器有甲类平底罐、A型鼎、A型壶、A型豆、A型瓮、B型和A型灶、盒、钫、钵、井、甑、盆、盘、灯、熏炉、魁、卮、耳杯、案、排水管、房屋模型，俑有武士俑、舞俑、乐俑、抚耳俑、执物俑、狗、羊、马等；铜器有壶、壶、鸭形铜尊、提梁壶、簋、洗、耳环、印、灯、勺、带钩、镞、镜、铃、镯、指环、钗、纽扣、车马饰件、泡钉，钱币有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铁器有刀、剑、削、匕、镰、犁、铲、锯、棺钉；其他还有金银手镯、指环，石板砚，耳珰，此期甲组有了很大的变化，进入汉文化另一阶段，出现并很快流行砖室墓，陶器种类增加，鼎、盒、壶组合不再完整，杯、案、盘等一套祭器盛行，俑类数量和种类增加，新出现了家畜俑，流行莽钱，洛阳地区对峡江地区影响增加。乙组墓葬形制有土（岩）坑墓BⅡ式，新出现了崖墓，器形基本和上期一致，只是A型釜演变成AaII式、AcII式、Ac型釜，新出现了一些有区域特色的器物，如镇墓兽、子母鸡、第一类鎏金铜棺饰等。丙组基本和上期一致。丁组出现了B型铜釜。己组新出现了胡人俑，体现域外文化对峡江地区影响增加。庚组，新出现了硬陶罐、坛等器物。
第三期，东汉中期—蜀汉前期，约从章帝建初元年（76）至诸葛亮病死（234）。甲组砖室墓盛行，陶器器形基本同于上期，但数量有所增加，流行釉陶器；俑类特别繁盛，种类和数量继续增多，有武士俑、乐俑、舞俑、侍俑、家仆俑、马、狗、母鸡、公鸡、猪、鸭、鸟等，体积增大，有很多人物俑在40厘米以上，制作规整，艺术性较高；铜器种类和数量有所减少。乙组文化在此阶段有了大发展，器物数量和种类大幅增加，崖墓盛行，多室崖墓常见，圜底罐A型、B型瓮、B型勺、B型仓依然存在，但釜发生变化，演变成AaIII式、ABIII式釜；区域特色器物流行，镇墓兽（俑）比较常见，新出现摇钱树、西王母俑、说唱俑、第二类铜棺饰（鎏金铜牌饰），钱币有蜀汉所铸的传形五铢、太平百钱。丙组仍无多大变化，东汉晚期出现白毫相俑、瓷器，此时瓷器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少，仅见罐、盏、碗等。丁组新出现立耳陶釜。己组器类增加，胡人俑有吹箫、吹埙、武士等形象，摇钱树上出现铜佛像。庚组变化不大。从以上各组演变情况可以看到，甲组所代表的中原文化仍然在峡江占据主导地位，但乙组所代表的本地文化逐渐兴盛，文化区域性增强。丙组所代表的长江中游文化影响增加，己组虽然不是峡江对外交流的全部，但足以反映域外文化对峡江地区的影响继续增加。总之，由于各地交流增多，峡江地区文化面貌更加复杂。
第四期，蜀汉中后期-西晋中期，约从蒋琬执政（246）至李雄在成都建立政权（304）。此期甲组墓葬发现数量相对于上期大大减少；陶器数量和种类减少，仅见A型壶、A型瓮、甲类平底罐、甑、钵、魁、熏炉、灯以及房、塘等模型器，仓、灶、井组合已经消失；陶俑不仅数量大大减少，质量也远不如上期，体积小，制作草率；铜器以小件器物为主，容器消失；铁器减少，仅见刀、剪、锄等。乙组因素也在萎缩，崖墓仍有发现，出现土（岩）坑墓AⅢ式，陶釜演变成AⅣ式，摇钱树少见，具有区域特点的陶仓、说唱俑、鎏金铜牌饰、鍪等器物消失，钱币有太平百钱、直百五铢、传形五铢。丙组的B型长颈壶、C型仓、C型和D型灶不再出现，陶器数量和种类减少，但瓷器数量逐步增加，种类有盘口壶、钵、盏、罐、碗、碟、坛、唾壶等。另外几组文化因素都呈衰退趋势。此期甲组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乙组代表的本地文化逐渐衰落，而丙组代表的长江中下游文化势力增强，最主要表现是向峡江地区输送了许多瓷器。长江中下游文化在峡江地区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总体来说峡江地区仍然以中原文化为主，已经表现出向下一阶段文化过渡的趋势。
第五期，西晋后期—东晋结束，约从李雄政权至东晋灭亡（420）。甲组因素在峡江地区继续减弱，陶器仅有甲类平底罐、纺轮、钵、案、楼、塘几件器物；俑类仅见击鼓俑、狗；铜器数量也在减少，器类基本与上期相同；铁器进一步减少。乙组变化不大，与第四期基本相同。丙组影响增加，不仅墓葬形制受到长江中下游的影响，而且瓷器数量猛增，器类有罐、唾壶、碗、鸡首壶、盘口壶、盖盂、碟、盘、蛙形水注、虎子，还出现滑石猪。戊组出现了螺旋形金饰物。其他各组不见。此期甲组衰落，丙组盛行，瓷器代替陶器成为主要的随葬品，汉文化向晋文化的转变正式完成。
通过以上各组文化因素不同时期的变化，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甲组属于汉文化，西汉前期汉文化尚未完全形成，这为各地传统文化兴起提供了一个机遇，所以西汉前期各地区域文化特色明显、文化面貌比较复杂，至西汉中期汉文化正式形成，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及全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峡江地区也不例外，西汉前期先秦文化因素还占有相当的地位，西汉中期以后，汉文化在峡江地区占据绝对地位。虽然本书将关中、河南等地统归为中原地区，但是不同时期中原不同地区对峡江地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西汉中晚期，关中地区对峡江影响较多；王莽时期甲组发生较大的变化，受以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文化影响增加，出现砖室墓，流行杯、案、盘等祭器，东汉早期与王莽时期有较多的相似性，继续王莽时期的变化，再参考乙组、丙组墓葬、器形的变化，所以将王莽时期和东汉早期归为一个大的期段，此时峡江地区的甲组紧随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的演变进入第二阶段。东汉中期至蜀汉前期，甲组在峡江地区达到鼎盛，发现的砖室墓最多，陶器种类和数量最多，俑类最为发达。蜀汉后期至西晋中期，甲组逐渐衰落，墓葬和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减少，但是还占主导地位。西晋中期以后，甲组在峡江地区彻底衰败。
乙组，为区域文化因素，西汉初期，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在形成之中，所以峡江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早期文化有一个短暂的复兴，乙组势力较强。西汉中期以后，汉文化在峡江地区正式形成，峡江地区的大部分早期文化因素很快消失，只有少部分顽强存留。至王莽时期、东汉早期有了一些变化，新出现了一些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因素，如崖墓、摇钱树、铜棺饰、镇墓兽等，但不常见。东汉中晚期，乙组才真正有了大发展，崖墓、摇钱树、镇墓兽、铜棺饰较为流行，并结合其他地区文化形成了一些新的器物，如说唱俑、庖厨俑、西王母俑等，区域文化兴起。蜀汉后期，乙组文化因素衰落。
丙组，代表长江中下游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变化都不大，以继承早期楚文化因素为主，只是在东汉晚期，出现了一些瓷器。蜀汉后期至西晋中期，瓷器数量和种类进一步增加，在峡江地区的地位日渐重要，但和甲组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西晋中后期，瓷器盛行，丙组正式在峡江确立主导地位。
其他几组因素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晚期，其他时段少见。
$第二节 汉晋文化演变
从以上的分期及各组演变可以看到，西汉中期以来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变化最明显的是蜀汉后期至西晋中期这个阶段，相对于其他期段，此段时间最短，但却最能反映峡江地区剧烈的文化变动，这也是本书将这个阶段单独划出的主要原因，此前为汉文化，此后为晋文化，界限非常明显。其次为西汉中期，汉文化在峡江地区形成，受论述时间的限制，本书并没有表现出这个变化，可参考蒋晓春的研究。此两次变化分别标志着汉文化、晋文化在峡江地区的确立。
峡江地区的文化转变基本上与中原和其他地区是一致的，但时间和方式稍有不同。俞伟超先生对于汉晋墓葬制度的演变做过总结：“商周秦汉的埋葬习俗，可以以汉武帝前后为界限，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成熟形态即通常所谓的‘周制’，‘汉制’是后一阶段的典型形态。‘晋制’的出现，又标志着另一新形态的最终完成。”此处论述的主要是诸侯王与列侯墓，实际上中小型墓也存在着这样阶段性的变化，大量的中小型墓葬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以后韩国河先生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这三种墓葬制度的发展轨迹。其他一些学者也作过论述，但多是针对某一时段，如黄晓芬通过研究墓葬内部结构的演变，强调“汉制”的形成，蒋晓春主要论述了峡江地区“汉制”的形成，李梅田论述了中原地区“晋制”的形成。吴桂兵对晋制也进行过讨论。
这些著述不仅推动了汉晋墓葬制度演变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于研究汉晋文化的演变也有很大的帮助。墓葬制度虽然只是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方面，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主要依据墓葬及其随葬品的变化。本书正是通过峡区墓葬形制、随葬品的变化来分析峡江墓葬制度的演变，从而进一步掌握汉晋文化在峡江地区的演变。
目前对于“汉制”和“晋制”或者是其所反映的汉文化和晋文化研究，多是从一个很长时间段来总结其特点，如一般认为“汉制”应包括以下几个特点：厚葬的盛行；家族墓、夫妻同穴合葬墓、多代合葬的流行；开通型墓代替密闭型墓；生活实用器、明器代替礼器成为随葬品的主要内容；墓内、外祭祀空间的确立；用帛画、壁画、画像石（砖）等装饰墓葬。这些确为“汉制”特点，但却是汉代墓葬不同时期的特点，其中的家族墓、多代合葬、模拟庄园经济明器、祭奠器物组合、壁画墓等实际上都是在东汉才真正流行的，确切地说应该是东汉墓葬的特点，而用这些标准去判断其他地区墓葬性质，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答案。例如西汉中期峡江地区很明确已属于汉文化了，但用以上的标准去判断，峡江地区墓葬还不属于汉文化的范畴，这并不是以上对于“汉制”特点总结的错误，而是汉文化和其他考古学文化一样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是不同的，西汉的墓葬和东汉的墓葬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这就要求加强汉文化或者晋文化自身演变的细部研究，才能真正表现汉墓的演变的规律和特点。
所以本书对于峡江地区汉晋墓葬的演变研究既关注汉、晋文化形成时重大转折变化，也注意汉晋文化（主要是汉文化）形成后内部不同时期的细节变化。下面分为两个大阶段来进行叙述：
第一阶段，汉文化的形成及其演变。
西汉前期，真正的汉文化并未形成，俞伟超先生认为此时考古学文化有以下一些特点：“中国人”之称所示统一性加强的大范围的新族群的形成；承自秦制的政治制度和其他；承自楚地的黄老思想；六国文化遗风的复苏。从俞伟超先生的总结可以看出，此时的汉文化正处于一个形成时期，文化多元、面貌复杂。具体到墓葬制度上也处于一个形成时期，韩国河先生将此时墓葬制度特点总结为承周制、袭秦制、融楚俗。公元前316年峡江部分地区已为秦所占，此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但并未见到真正的汉墓。
西汉中期，汉文化形成，迅速普及全国。此时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变化和中原地区基本一致，成为汉文化的一个区域，上文对甲组的论述已经证明。
汉文化形成以后，在峡江地区又有三次变化。第一次为王莽时期。此时最大的变化，是砖室墓出现并流行，也有人认为在西汉晚期峡江地区已经出现了砖室墓，但是材料较少，一些墓葬断代的主观因素较强，至今还未发现确切的西汉晚期砖室墓；另一方面，从峡江地区发现一些王莽时期的墓葬来看，过渡性很强，有些土坑墓仅在墓底铺砖，或在墓壁上砌出砖圹，没有砖造墓顶，未形成横穴墓葬，也就是黄晓芬所说的“室墓”，所以笔者主张，峡江地区砖室墓出现于王莽时期。中原地区很早就出现了砖室墓，但在王莽以前并未影响到峡江地区，整个西汉一直流行土坑墓。横穴墓形成之后，墓内空间扩大，开始出现墓内祭祀习俗，随葬器物也随之改变，杯、案、盘等祭器流行，而西汉时期流行的鼎、盒、壶组合逐步瓦解，反映庄园经济的陶俑等随葬品开始出现。洛阳地区对峡江墓葬影响加强，关中的影响减弱。总之，王莽时期墓葬的变化开启了汉墓的另一个阶段。
其实不仅是在峡江地区，整个南方地区都存在这种变化。南方地区基本上都是在两汉之际才开始出现砖室墓，原因何在？这可能和王莽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有关，虽然王莽的改革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对于全国墓葬文化变革可能起到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