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莱茨克的模式是针对大众传播的，尽管比较细致严谨，也考虑了传播者个性结构和自我形象对传播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侧重传播过程中外在的社会作用对传播双方的影响。我们认为，第一，无论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还是大众传播，在原理上都共性多于个性；第二，大量事实，包括“话不投机半句多”之类的经验表明，传播双方本身的属性对于传播的影响不亚于社会环境因素；第三，更加重要的是，马莱茨克模式在原理上运用了自然场思想，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并不彻底。比如传播主体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即个性结构和自我形象是属于社会制约因素，还是自我因素？社会共性与个性之间关系，在自然场思想中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
我们也认为用场的思想来说明和分析传播原理更加准确。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传播场及其特性。
任何传播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由不同身份、教养、性格的传播主体间进行的。说话人的语言方式一方面受制于特定的时空、身份、教养及性格等无形因素，另一方面，也即受制于对方的身份、教养等无形因素。从传播效果来看，语言的效果基本上取决于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外的这些无形因素。总是选择那些对方能接受的语言方式是一种潜藏于大脑的语言方式，它们弥漫于现实传播之外，间接却确实参与了现实传播。传播双方之间并不是索绪尔图示那样的真空，而是布满各种潜在语言方式。所以我们认为：
传播场是指存在于有效传播空间的，包括传播主体在内的，有形和无形，却又有序排列的语言形式。任何语言传播都是通过这种语言形式发生和进行的。一但传播发生，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
下面我们根据场的基本特征讨论传播语言场的客观性。
传播场的基本存在。从物质形式来看，用语言进行传播无非有这几种进行方式：最常见的传播是由两个单独的传播主体进行，这是基本传播状态；第二种是一个传播主体与数个传播主体同时进行传播，例如某个人召集一个部门的人开会、传达指示或者向他们进行某种咨询，或者是相反情况，如数人向某一个人请示工作；第三种情况是数人与数人进行传播，如各种谈判。从传播形成的“极”来分析：一对一的传播当然是两极交谈；一人对多人如果是传达、作指示实际上是把这多人视若一个传播主体，也是一对一的传播，如果是咨询、汇报由于多是分别进行，实际上也是一对一的传播；至于多人对多人的交谈一般都是双方都视对方为一个整体，结果也形成一对一的传播。当然，一对一的传播并非完全不存在，例如国际上的多边谈判，但这种情况毕竟很少。由此我们要说明的是，就传播的基本态势而言，无论物质形式如何，生活中的传播一般都呈两极特征。两极特征是自然场的基本特征，传播语言场也是如此。
有了两极并不就是场的存在，正如有了两个磁极，如果相隔太远，磁场力太弱以至于其场的存在为零。而传播语言场的存在还取决于双方是否进入有效传播空间。有效传播空间不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必要的物理空间或一定的物质联系形式)，这里是指交谈欲望、企图和尝试。这就是传播双方要直接或间接发生传播关系，一个人冥思苦想时，把坐在身旁的人视若无物，不会产生交谈的企图，就不会有有效传播空间。这一点是跟自然场以自然空间为条件的不同之处。一个人如果同对方产生交谈的欲望，具有传播动机，他马上就会考虑跟对方说什么、怎么说、何时说等等，这就处于有效传播空间了。有效传播空间实际上是实现现实传播语言场的临界点，它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传播语言场，我们将在下面的场的结构分析一节详细阐释。现实传播最后构筑了整个传播语言场，传播主体，也就是交谈双方的语言行为和具体语言方式都受到场的作用，也就是场力的作用。
场力问题。语言场也存在着力，即传播语言场力或者简称场力。它是指传播过程中双方各种主客观因素对双方语言的具体制约。
在现实传播过程中，人们并非随心所欲，常说的“畅所欲言”也不是说无任何限制，事实上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例如对方如果是一位有教养的女性，说话人就会回避粗俗的字眼；对方如果是一位地位低下者，谈话人会选择不伤害对方自尊心的说话方式；对方如果是个外国人，会尽可能地用对方的语言进行交谈，有修养的人还会在交谈中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卑感小心回避；如果你要辱骂对方，就会选择对对方说来(而不是对你自己)最难以接受的字眼和语言方式。总之交谈中，双方都尽量使用“对方可接受”的语言方式，从而使传播顺利进行下去或产生好的传播效果。这种“对方可接受”就意味着对说话人的限制。这些限制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自觉的。无论自觉不自觉，也无论是语言方式还是非语言方式，都是客观存在，我们就把这种制约称作传播语言场力。
传播语言场力的大小取决于有效传播空间的大小。同样，这里的空间也不是指自然物理空间，而是指双方的传播密度。一般说，场力与传播空间的大小成正比。假设两个传播主体进入传播空间，二者可以是熟识或陌生，可以是有好感、恶感或无先入之见，一旦进入有效传播空间，就受到传播语言场力的作用，当缩小有效传播空间，二者之间一般都是呈现互相吸引或排斥的关系，这说明了场力的作用。
点头之交一般总是说些无关痛痒的话，空间密度不够，场力的作用小，语言方式只受到一般社会规范制约，知心好友间的交谈虽不太受一般社会规范制约，但对对方个性、思想特征等深层次因素制约更大，只是表现得更隐晦，更不自觉，实际上受到的场力更大。这和磁场一样，磁极间物理空间距离与磁场力成正比。
场力线问题。场力线是指场力的基本指向，是各种构成场的因素在场中的动态轨迹，我们称为传播语言场力线即简称场力线。在有效传播空间内，场力线一般有相吸引和相排斥两种基本情况，这和自然场如磁力场的场力线同构，如：
场力线的指向取决于种种复杂因素，如传播主体固有关系或临时关系、传播动机及时机等等，并且是一个变数，随着传播的进行，其指向可能加剧或改变。如战争双方谈判代表的和谈，传播主体间的关系决定场力线的指向排布是排斥的，双方的诚意通过语言的作用可能使其指向趋于吸引，而缺乏诚意在语言上的表现会加剧场力线的排斥趋向。场力以场力线为表现显示语言发生的作用，反过来，传播主体又通过语言对场力并同样以场力线为表现显示能动作用。
同质特征。在传播语言场中，传播主体和语言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说话人和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关系？语境学认为语境存在于言语者（传播主体）之外。而我们认为，传播语言甚至传播主体与传播语言场没有本质区别，是同质的内容，传播主体和语言无非是语言场这种物质密度最大的地方。这里我们有两个理论根据：一是量子力学关于场与实物同质关系的观点，二是沃尔夫假说中的合理内容。前者上节已经阐述过了，这里谈谈沃尔夫假说的有关部分。
总之，在一元论前提下，传播主体只是场中语言密度最大的地方。场与传播主体同质，不同的只是密度，只有场的存在，没有其他实体。
二象性。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特征。这时单个的传播主体是独一无二的，主体传播的语言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个性特征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总可以从传播主体的社会属性的某一方面分析其社会生活普遍规律，他的传播语言又不属于个体所有，而是社会某一现象的普遍特征。共性和个性，是社会学对人分析的基本框架。人的社会经历，先天素质等都有不同，同一社会现象对不同个体的作用也就不同，造成了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芸芸丛生。人性中某些超阶级、超时代特点，同一社会空间或时间、基本相同的社会环境又使人有很多共通之处。二者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这跟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很相似，任何微观粒子有时显示波动性（这时粒子性不显著），有时显示粒子性（这时波动性不显著），这种在不同条件下分别表现粒子性和波动性的特征，被称为波粒二象性。粒子的质量或能量大小与波动性成反比，所以日常见到的宏观物体主要体现粒子性，在传播过程中，泛泛之交印象模糊，人喜亦喜，人怒亦怒，实际上是传播有效空间不足或力场不足，表现得更多的是社会性（波动性）。缩小有效传播空间或强化力线，传播主体的传播语言（有声、无声、身势）就主要表现为个性特征（粒子性）。在一种语言场中表现较多的社会性，在另一种语言场中可能表现较多的个性，甚至与其社会性相反的个性特征。例如莫泊桑作品讴歌美好爱情，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但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载文说，生活中的莫泊桑贪淫好色，他发病时曾口出狂言说自己奸污了全世界的女人，并要上帝染上天花而一命呜呼。也是条件环境（场）的不同表现主体的二重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传播主体是社会共性和个性的结合，其语言也表现出这二重性，在不同的传播场合这二重性有不同表现，并随传播场合诸因素的变化而呈动态变化特征。
最后我们来讨论传播场与跨文化传播原理。就传播模式而言，本身是对传播原理抽象和理论化的结果。人类传播模式经历拉斯韦尔、香农为代表的单向传播模式，到以奥斯古德-施拉姆、丹斯为代表的循环传播模式，再到赖利夫妇、马莱茨克为代表的系统模式，应当说对传播的基本原理把握得越来越准确，表现得越来越充分，模式本身也越来越精致。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跨文化传播原理与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原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只是更加关注传播中文化对于编／解码的作用和影响。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每个人个性的特殊性和文化一词的广泛性，任何传播都是跨文化传播，或者说，任何传播都可以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四节 跨文化传播模式
跨文化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模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是角度上有所侧重。跨文化传播理论认为跨文化传播普遍存在于所有的传播，只不过在其内部研究中被放大了，于是就有了萨姆瓦的跨文化传播模式。此外由于研究侧重不同，跨文化传播研究以文化冲突与调适为核心课题，用以反观传播过程及相关问题，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群体是否可以传播，如何传播，传播中的异种文化如何“跨”，重点在传播过程中文化与编码的关系是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对原符号如何解码等。
常燕荣围绕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出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是：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认知模式和理解模式。
在行为模式方面，他认为拥有行为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主要体现在熟知不同文化中的传播规则。而熟知或者研究的方法，一种是民族志研究方法，即“先描述某一社区中的传播模式，再试图向本地人解释它们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旨在从本地人的角度对传播模式进行文化阐释”；另一种是比较的方法，即采取旁观者的视角，将一种文化作为分析另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参照物并进行比较。
之所以称之为行为模式，是指这些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方法都是从外在的、可观察的行为来进行的。与之不同的是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认知模式不是把传播作为行为过程，而是作为一个认知的过程，由于文化的核心是信念和价值观体系，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的文化之间冲突，在传播中，对陌生人行为的认知偏差造成焦虑、犹豫、偏见等心理因素，从而出现传播的不确定性，影响跨文化传播的实现。要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就要能够预测和控制焦虑和不确定性。这就是古迪昆斯特的“减少不确定性理论”。认知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多采用定量的实证研究法，并发展出一套可操作的分析程序。
跨文化传播理解模式把跨文化传播定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协商建构意义的象征性过程。它以意义建构为重点，强调传播者清楚自己在跨文化处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愿意接受对方的视角进行合作，遵从双方对于行为与阐释的规则，通过相互合作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意义。按照理解模式，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提高要求确定以意义的阐释为中心，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直接观察、深入阐述、系统分析，从参与者的角度对意义进行解释等。
常燕荣是从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方面来阐释跨文化传播模式的，其中可以看到对跨文化传播过程的理解，但重点还是在跨文化传播学习者而不是解释者。相较而言，萨姆瓦的跨文化传播模式更加系统、全面和准确。
按照萨姆瓦等人的解释，这个模式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