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西征的第一个对象，是与蒙古同期发展起来的中亚强国花剌子模国。花剌子模王阿老丁·穆罕默德执政期间（1200～1220），他们的领土已扩张到南起印度河、波斯湾，北抵锡尔河、黑海、里海，东至帕米尔，西至阿塞拜疆、库尔德山！但花剌子模并不满足于控制河中、阿富汗和伊朗。1217年，野心勃勃的穆罕默德进军巴格达，想取代哈里发；同时，他还打算吞并中国。1219年，成吉思汗灭金后，认为时机已到，乃率20万大军征略花剌子模，当年10月兵临讹答剌城。成吉思汗在这里分兵四路：一支攻城，一支沿锡尔河上溯，一支顺流而下，另一支由他和他的幼子拖雷率领直趋布哈拉，以断花剌子模新旧都之间通路。花剌子模防线因而被一举突破，穆罕默德仓皇逃窜，在蒙古人的穷追下，死于里海一荒岛。接着，成吉思汗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子，围剿穆罕默德之子扎兰丁，扎兰丁败走印度河。追击穆罕默德的蒙古哲别、速不台军，则在马赞兰德转而南向，攻掠伊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之后再奉命北征钦察，遂于1222年越高加索山进入南俄大草原。1223年，在卡尔卡河大败钦察和俄罗斯联军。之后，抵达第聂伯河、克里米亚半岛。同年底，由里海北部东行，与回师大军会合。
成吉思汗此次西征的战场，遍及河中、阿富汗、西北印度、北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高加索、南俄草原。蒙古军所到之处，稍遇抵抗，便烧杀屠城夷为平地，如讹答剌、布哈拉、撒马尔罕、玉龙杰赤、塔里寒、也里、马鲁、你沙不尔一系列城市，均化为废墟。
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军中。按其遗嘱，三子窝阔台继任为大汗。1234年蒙古联宋灭金；1235年，蒙古库里尔台会议决定由拔都率王子西征欧洲，速不台为副帅。
1236年拔都率军过乌拉尔河；速不台征服伏尔加河地区。1237年年底侵入俄罗斯，次年1月焚毁莫斯科城，2月攻陷弗拉基米尔城。1240年底，古都基辅陷落后被蒙古人毁灭。次年春天，蒙古兵分两路西进：拔都进攻匈牙利；察合台之子拜答尔进攻波兰。1241年拜答尔击败波兰军，焚毁了王都克拉科夫城。紧接着渡过奥得河，兵围西里西亚。4月9日在利格尼兹附近击溃波兰、德国和条顿骑士团的3万联军，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阵亡。4月下旬进入捷克摩拉维亚烧杀抢掠，锋芒直指奥地利。6月在阿罗木次军的一次偷袭中，拜答尔阵亡，蒙古军乃南下匈牙利与拔都会合。
1241年3月，拔都主力突破了匈牙利喀尔巴阡山防线，击溃匈牙利王别剌的6万大军，攻陷佩斯。蒙古军在匈牙利驻守两个季度，肆意蹂躏其国土，直至1242年2月，蒙古军得知窝阔台去世的消息奉命班师。回程中，拔都在伏尔加下游以萨莱城为都，建立了钦察汗国。
拔都西征在欧洲引起了极大恐慌，德国号召组织十字军，英国政府禁止船队入海捕鱼……
蒙哥掌权的时代（1251～1259）是蒙古发展的巅峰期。虽然蒙古已坐拥东起高丽，西至俄罗斯，南达淮河，北抵贝加尔湖的庞大帝国，但犹未满足。乃指派二弟忽必烈引军南下，三弟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他自己则亲征中国。旭烈兀西进的目标有三个：消灭伊斯马仪派教长国、巴格达哈里发，征服埃及。
1256年初，旭烈兀渡过阿姆河，攻取了马赞德兰和该地各大城堡；年底夺取了首府阿剌模忒堡，从而宣告伊斯马仪派教长国的灭亡。1257年旭烈兀在哈马丹时派人到巴格达招降，被哈里发拒绝。1258年2月在蒙哥军的强攻之下，巴格达陷落，哈里发穆斯塔辛被裹在毯子里让马乱踏而死。1259年，旭烈兀向叙利亚进军，1260年大马士革开城降敌。正当旭烈兀打算进攻埃及之际，军中得到蒙哥在四川被打死的凶信。旭烈兀立即率部东归，至大不里士时获悉忽必烈已登上大汗之位，遂顿师不前，以观形势。此时蒙古在叙利亚的守将怯的不花军，被埃及歼灭，旭烈兀的西征至此结束。此后，蒙古内部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汗位争夺战、封地争夺战、利益争夺战，兄弟反目，叔侄动兵，空前绝后的蒙古大帝国开始走向没落。虽然在以后一百多年的岁月中，伊儿汗、帖木儿帝国挟蒙古之余威，继续对世界进行了一系列扰乱：屠掠印度德里、洗劫大马士革、生擒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将土耳其人逐出安纳托尼亚……但毕竟已属强弩之末，世界又渐渐恢复了秩序。在这场欧洲人所谓的黄祸中，感觉切肤之痛的首先是华夏民族——1279年忽必烈大汗灭南宋王朝，入主中原。
蒙古人从极度落后的蒙兀室韦原始部族，走向军事大帝国，统治了欧亚两洲的绝大部分土地。然而它所毁灭的对象，大部分都比它的文明程度高。它杀戮、抢劫、焚毁；它发动的战争只有一个结果：死亡与倒退。
这就是使世界一直耿耿于怀的蒙古人的西征。
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中，和平，一直就只是两次战争中的间歇。和平的稳定性，就像荷叶上的一粒水珠。
公元374年，匈奴人从中亚经过里海侵入了顿河、第聂伯河流域。他们很容易就征服了那里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紧接着就打向了黑海北岸。惊惶失措的西哥特人向罗马寻求保护，罗马皇帝允许1.5万多名西哥特人越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地区，在罗马帝国境内躲避袭击。此举相当于向一支侵略军发放了入境签证！20多年后，这些日耳曼人就从巴尔干半岛登陆意大利，洗劫了罗马！公元451年，匈奴国王阿提拉率50万大军，由班诺尼亚直扑高卢。罗马名将阿埃齐联合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在卡塔洛温平原展开大会战；次年匈奴人再次进军意大利，罗马皇帝瓦伦廷请教皇利奥一世前往匈奴军中求和……
整个欧洲一片狼藉，战乱导致的流血浸湿了太多的土地，世界腥不可闻。人类的暴行终于遭到了天谴——黑色瘟疫以无人能够抵挡的死神之翼，在公元541年笼罩了大地。
最先遭到瘟疫袭击的地区，是罗马帝国行省埃及。有点“黑色幽默”的是：瘟疫选定的第一个登陆点，是所有征服者——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入侵埃及时不约而同地选择的培琉喜阿姆——就连亚历山大都是从这里入侵的。瘟疫眨眼间便摧毁了这座港口城市，以及附近的亚历山大。随后，它横渡苏伊士运河，直捣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在短短两年间，就把帝国三分之一的臣民变成了腐尸，帝国首都则死亡过半。经历了这场灾难的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描绘了黑色瘟疫是如何杀人的：“在有些人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涨，继而是咽喉不适，再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中消失了。有些人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由此引发了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摘自David Keys：《大灾难》）出生于以弗所的历史学家约翰，是这次灾难的另一位见证人，据他说：“实际上，上帝的满腔怒气都化作了一台榨汁机，毫无怜悯之心地蹂躏、挤榨着上好的葡萄：许多城市的居民……四处的房子，大也好、小也罢，漂亮也好、舒适也罢，全都在刹那间变做了居住者的坟墓。而房子中的仆人们和主人们，躺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同时都在自己的虚弱之外突然觉出了死亡的气息。”（同上）
在罗马帝国的任何一座城市，街头到处可见无人埋葬的腐尸，它们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不时涌出一股股脓水；它们的眼睛通红，手朝上高举。尸体叠着尸体，塞满了街角、门廊和教堂，并且在那里腐朽变绿。在乡村中，约翰说：“我们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呻吟着的村庄。地上铺满了尸体；路边小店一片漆黑，孤寂与惊骇充斥了每一个碰巧走进其中又离去的人的心。而被人遗弃的牲畜四散在山间徜徉，根本无人看管。”
曾经辉煌无比的君士坦丁堡，是这次黑色瘟疫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那些平常睡在大街上的贫民，一天之内就会死去5000～7000人；高峰时每天死去1.2万到1.6万人。政府官员分散在码头、十字路口和城门清点着死者人数。但很快他们就统计到了23万具，而且根本无法继续这项工作，所以干脆不再清点。从那以后，尸体就直接被拉出城去。“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时两个人正在交谈着，其中一个突然就摇晃起来，跟着就倒地死去；有些人死在他们工作时；还有些人在市场上购物，商品和钱还没过手，其中之一已经死了……
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多余的墓地，即使有，谁又愿意那么费事地去埋葬死人呢？不得已，大量的尸体只好先运到海滩，再装船向海里倾倒。于是从城里到海滩的路上，就出现了运送死人的庞大担架队，摩肩接踵来回奔忙。运送队必须把尸体一层一层地叠好，可是有些尸体已经腐烂，跟席子粘在一起，最后他们不得不用棍子直接叉住尸体搬运。那些流着脓水的尸体就一船一船地被倒进了海里，漂浮在海上像一层厚厚的浮沫。即使采用了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尸体，仍然不能赶上死亡的速度。为此，查士丁尼(F. A. Justinianus，483～565)皇帝决定挖掘一些巨型坟墓，他命令按每座坟墓容纳7万具尸体来设计建造。负责这个工程的大臣是西奥多。皇帝告诉他，要多少黄金都没关系，但要快。于是西奥多大把大把地给工人发钱，要他们提高处理尸体的效率。每运送一具尸体，西奥多发给五六个、甚至九十个第纳尔——这真是个讽刺，其实那时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时死亡，也许晚上，也许明天早晨；人死了，钱还有什么用？但是毕竟，后死的人应该为先死的人尽点义务啊。因此一些人站在深渊似的大坑里面，把尸体一排一排地码放整齐，一层一层地压紧；一些人在上面则把拉来的尸体往下扔，由于工作量太大，他们顾不得手里抓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将军还是教士，他们看也不看，只是一个劲地往下扔，有的被扔下时摔成了几块。就像腐烂的葡萄，碎尸和完整的腐尸湿漉漉地挤在一起，挤得很紧……
作为幸存者，约翰以沉重的笔触写下了他在这次灾难中的感受——
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当我，一个不幸的人，在想要把这些事件一一记入历史档案的时候，有很多次，我的思维都被麻木黏滞住。而且，出于很多原因，我想将它完全忘却：首先，就算是所有的口舌加起来，对它也无法描述；此外，还因为当整个世界都在摇晃、走向崩溃，当一代人的生存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了的时候，就算是能够记录下这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又有何用呢？而记录下这一切的人，又是为谁而记录下这一切的呢？但是，我接着又想，用我们的笔，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上帝惩罚我们的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这总不会错。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到的可怕的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约翰在这里所说的瘟疫，仅仅是公元541年～543年流行的那一次。而同样的瘟疫在欧洲和亚洲流行过无数次！那位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就经历了四次瘟疫的袭击，丧失了绝大部分亲人。在他58岁时，刚刚从第四次瘟疫肆虐中挺过来，但是那最后一次他仍然痛失了女儿和外孙。被上面所说的那次瘟疫席卷后，光君士坦丁堡一城，人口就从50万锐减到了六七万。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在6世纪～8世纪的两百多年时间内，地中海东部先后在这些年份被瘟疫袭击：541～543；555；558；560；567；572；581；586；592；599；607；615；639；673；687；697；716；725；735；745。袭击西欧的年份为：547；551；571；582；584；588；590；591；640；664……
瘟疫不只在西方，瘟疫也在东方；不一定在战乱之后，也可能就在战乱之中。
东汉末期的中国，正是兵燹、饥馑、瘟疫交相肆虐的黑暗时期。张仲景之所以著《伤寒论》，是因为他庞大的家族死于瘟疫者达三分之二：“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哀之弥深，乃穷究医道以图济世活人。伤寒，就是流行在当时的霍乱、肺炎、痢疾、流感。由于疫情非常严重，百姓为疾病所苦，但却缺医少药，苦苦挣扎在生死之间。
瘟疫以外是兵燹。东汉至桓、灵、献时期，刘氏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军阀混战，并兼屠掠无辜，天下汹汹，到处都是血光之灾。旱魃、蝗虫、疬疫不断，屡见天谴，已致连昏聩颟顸的皇帝都害怕了，忙不迭地下诏“罪己”。延熹九年（166），桓帝向天下公开检讨，宣布减免税赋：
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
——《后汉书·孝桓帝纪》
此后几十年中，灾情疫情不断，《后汉书》屡有记载：
建宁四年（171），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熹平二年（173），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光和二年（179），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致医药。
光和五年（182），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正月，大疫。
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
一方面是瘟疫作祟，致使“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另一方面是饥馑为害，以至于“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的人吃人地步。仿佛这样悲惨仍嫌不够，其时天下武夫“各拥强兵”，横行国中。建安元年（196），连朝廷百官都到了挖野菜充饥、且需躲避乱兵袭击的境地——
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后汉书·孝献帝纪》
朝中官员尚且性命不保，何况百姓！赳赳武夫成了“天下英雄”，枪杆子比什么都有道理。董卓之乱，竟杀得洛阳方圆数百里连鸡犬都不剩，真到了流血漂橹、尸骸如山的地步：
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
——《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上有董卓乱政，加以天灾瘟疫，中华大地“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秽臭道路”。董卓败亡之后，情况没有丝毫好转，各拥强兵者假征剿黄巾之名，动辄尽屠全县乃至全郡人口，“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直杀得尸塞泗水，水为不流！
天灾，人祸，战乱，瘟疫，是战争与和平两大时期中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当死亡以这种方式毁灭人类时，人类是可怜的、无助的，人类不得不死。这是人类的被动死亡。
人类也可能主动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