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兴明说，议事会是成都市在进行城乡一体化试验中出现的新事物，目的是把过去的“代民做主”改变为“让民做主”，是让老百姓参与各种决策的一种组织。村支书是议事会的召集人，27个成员都是村里的“精英”，由老百姓海选产生，办事公正，大家信任。村里的财务、规划都要公开，“议员”们要收集群众的意见后进行讨论。村里千元以上的开支村委会必须造预算，预算必须经过议事会讨论，如果被否决就不能开支。除此之外，有了议事会后，解决问题的途径也简捷了，有的问题干部去做工作，群众未必能通过，但“议员”们讨论通过后，再找百姓谈心，问题往往很快就解决了。
吕兴明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案例是交动物防疫费时，有关部门要求按往年的规定缴纳两万多元，老百姓有意见，认为三分之一的农户已经搬入了集中居住的小区，还有一部分即将搬入，饲养各种家畜的已经大大减少，再按过去的标准缴纳不合理。村议事会研究后，派代表和畜牧站协商，最后定下减掉一半，只缴纳1万元。
另一个例子是，部分农民家族观念比较浓厚，包括少数村议事会成员也是如此，以致处理问题时不够公正，在确定农户的宅基地范围时，让有的农户吃了亏。村议事会发现后，马上进行了纠正，批评了家族观念。
还有一个例子则更加有趣，在产权制度改革时，对土地进行调整，许多村民问，正怀在母亲肚子里的孩子该不该分一份地？这个问题着实难住了议事会的成员们。经过商量后，他们专门去妇产科医院请教，医务人员告诉他们，从医学的角度看，怀孕7个月以上的胎儿才能算一个生命。于是回村后议事会决定，怀孕7个月以上的胎儿可以参加分配。但没想到，老婆怀孕只有两个月的村民龚华云不依了：“都是怀在肚子里的，凭啥7个月大的就可以分一份，我老婆怀了两个月就不算？”
怎么办呢？议事会成员们除了多次去龚华云家做工作，又千方百计商量解决的办法。最后决定：这次确权，承包经营权里没有龚华云家的孩子，但孩子生下来后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下一步土地流转取得经济收入的时候，孩子可以分一份。龚华云和老婆同意了这个方案，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吕兴明很忙，往往上午参加议事会，下午便要开社员大会……一年中，他参加的议事会近20次，大事小事都要“议员”们把关后才能放行。
建立村民议事会只是成都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部分，成都基层民主建设还包括了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在兴隆镇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大会上，吕兴明便郑重地投下了自己庄严的一票……
吕兴明说：“我当了37年的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过基层民主竟离自己这样近！”
担任议事会成员是一种公益性的工作，但是“议员”们都很积极，因为能当上“议员”，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很有面子，有一种“成就感”。吕兴明向我强调：“我为啥能当上议员？就因为我曾经当过6年多的社长，年纪较轻，群众认同了我。”
他向我介绍道，瓦窑村现在已经改名为“瓦窑新村”，这里位置较好，
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中，目前只有1000来亩没有进行流转仍然由农民自己耕种。流转后的土地交给了玫瑰园、玫瑰天堂等项目，从单一的种植业逐渐转入了第三产业，也就是旅游业和服务业，和城市接轨。现在各家没有人外出打工的很少，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
至于为什么要把瓦窑村改名为“瓦窑新村”，目的是把有志创业和通过这些年的拼搏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民组织起来，搞农家乐与此同时，村里还利用图书、远程教育等，转变大家的观念，提高经营理念。
瓦窑村也的确实现了旧貌换新颜。
自2007年中央确定成都和重庆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后，瓦窑村便开始了新农村建设，让农民们从旧房、茅草房中搬出来适当集中，一方面改善了居住条件，和城里人一样可以享受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另一方面可以节约土地，腾出一部分宅基地进行建设，逐步改变单一种植粮食的局面，发展服务业和观光旅游业。
最初，这个方案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跳的、骂的、闹的都有，骂干部们“乱整”，“想挖油面子”……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到2008年，靓得惹城里人眼馋的瓦窑新农村终于出现了：平坦的水泥路在庭院中阡陌交错；一排排具有川西民居风格的二层小楼房拔地而起，房前屋后果树环绕，鲜花盛开；村中的烂泥塘变成了碧水荷花池，池塘里莲花朵朵，池塘边垂柳依依；所有的污水都经过管网集中，处理后才进行排放，曾经臭气刺鼻的鹿溪河已经成为横贯村边的靓丽风景……
瓦窑村美丽了，瓦窑村的美景迅速吸引了城里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瓦窑村又培育出了大片大片的草莓园，2009年春天，在盛产草莓的4月，远远地在公路上都能闻到草莓的甜香。最初只有一二辆、三四辆汽车开来购买，到下半年冬草莓上市的时候，每天竟有几百辆汽车拥来，连马路上都停满了车……老百姓人均年纯收入上万元，新农村建设终于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最初，老百姓是自己摘下草莓后出卖，后来，根据购买者的心理，便发展到城里人可以在地里自由地采摘草莓。尽管自己采摘的价格更高，但仍然吸引了很多人。吕兴明算了算账，前几年他种植草莓时，每亩地的收入是五六千元，而如今每亩地已经收入1.3万至1.4万元了。
全村开始出现了一批农家乐，有的农家乐老板还在房前屋后用心地种植了许多花草，把环境打造得更加美丽。吕兴明自己有两百多平方米房子，还没有住进统一安置的小区，如果规划允许他保留现有房屋，他也想搞农家乐。当然，如果规划规定他必须搬入居民小区，他就想拿着土地“股票”住进小区去。“离土不离权，今后不管我们到哪儿，这土地上的权益都是我们的，既享受了城里人一样的待遇，又有农村集体收益，比城里人还安逸。”吕兴明高兴地说。
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后，瓦窑村80%的人已经打破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一户如果有3亩地，起码两亩多搞了经济作物，只留下几分地种谷子、油菜，供自己吃。全村700多户中，成为蔬菜经销商的便有十几户。吕兴明说，过去老百姓穷，肉食少，肚子里没有油水，3口人一年要吃500公斤以上的黄谷；现在肉吃得多了，一年只种两三分地谷子，不但够吃，家里还存了几百公斤。过去一天要吃一公斤多米，现在四五两就够了。
老百姓许多习惯、许多观念都在改变，对环境舒适度的要求提高了。粮食喂猪不划算，还影响环境，大家不愿再喂了。猪、鸡都有专门的养殖场，养殖场有化粪池，对防疫和粪便处理都有特殊规定。多子女的农户也减少了，全村生两个孩子的统共只有一二十户，其中真正违反政策被处罚的只有3户。自从耕保基金和养老保险挂钩后百姓便创作了这样的民谣：“养儿防老，不如把耕地守好。”
吕兴明说，现在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觉得农村比城市好——农村有份自己的土地，再困难也能吃饱饭，而城里人一下岗，就啥都没有了！
在温江区寿安镇的东岳社区（村），我认识了另一位“议事代表”苏庭洪，这是一个40来岁的汉子，红红的脸膛，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社区领导告诉我，这是一位拥有上百万资产的小老板，但看上去，他不像个小老板，倒像个普通的花工。
时代在人们的身上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和老一辈农民相比，苏庭洪的思想显然更加开放、更加“前卫”，对未来的期望值也更高，他思路清晰，言谈大方而有条理。
他告诉我，东岳村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时成都市的试点地区，从2008年3月开始搞，最初大家不晓得上面到底要搞啥，后来看见工作人员们在测量土地和绘图才明白了几分。
苏庭洪说：“包产到户已经过去30多年，许多土地的边界已经弄不清楚了……过去全村人均9分6厘地，但经过实测，耕地多出来了——因为荒地、河滩地都种上了庄稼。有片河滩地过去根本没有算在账上，如今一测却有两亩多。于是‘确权’后每人平均有了1亩4分地，多的还有一亩八九分地了。”
苏庭洪被村民们选为“议事代表”，参加全村各种重要决策，因此对村里搞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很清楚。
上面说，经过确定产权后，农民的土地可以进行流转，也可以用于抵押贷款，但苏庭洪的想法却不同，他并没有随声附和地人云亦云，而是极有自己的主见——他希望良田不要动，反复地强调：“老百姓不能失去土地，这是我们的命根子！”
苏庭洪和东岳社区绝大多数人一样，也在种植花木。他向我介绍说，东岳种植花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村集体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了园艺场，1981年园艺场被摘掉地主帽子的胡世勋承包，胡世勋很有经营头脑，把温江的花木销到了北京、石家庄等地，那时一些村民包括苏庭洪也开始种植花木。80年代末，花木市场有了变化，生意不如过去，大家便不愿继续种植了，但胡世勋却坚持下来。90年代末花木市场复苏，苏庭洪便又开始种植花木，经过十二三年的发展，特别搞城乡统筹改革和2005年在温江举办全国花博会后，他种植的面积已经从两三亩发展到近30亩了，品种有红枫、樱花、海棠、桂花、广玉兰、紫薇等等。
培育花木有很强的技术性，过去苏庭洪在这方面曾摔过很多跟头，多亏政府出资多次组织免费培训，区园林局又派来老师进行现场指导和新品种推广，苏庭洪和一些村民才逐渐掌握了培育花木的技术。
东岳社区的居民有的出外打工，有的做生意，有的家里没劳动力或不愿经营，便把土地租给了苏庭洪等种植花木的大户。而苏庭洪等除了租用他们的土地外，还让他们家里的“剩余劳动力”来自己这里打工，当“农业产业工人”。忙碌时他要雇用20多个人，女工每人每天30元，撬树的男工每人每天130至140元，他说：“如今的‘撬撬匠’俏得很，最多的一天可以挣到近三百元了。”
苏庭洪说他一年的纯收入大概是15万元。对这种收入水平他很满意：“又不上税，国家还要给耕保基金和粮食直补，喂猪也有补贴，家家户户都抵得上小康村的水平了！”
苏庭洪只有一个儿子，读高中了，晚自习和周末补课都由政府买单，家里不用交钱，苏庭洪希望儿子将来能上大学，弥补家里几代人没有大学生的遗憾。
和当地许多村民一样，苏庭洪的老人已经买了养老保险，每月拿到了700多元的养老金；他自己也把耕保基金转成了夫妻俩的养老保险。医疗方面，也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只是夫妻俩都嫌麻烦，门诊看病后从来没有去报销过。虽然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但作为“议事代表”，苏庭洪也反映了不少意见。
意见之一是，大地震后，紧邻青城山和都江堰的东岳村房屋损毁了不少，最初曾被定为灾区，后来不知怎地又不是灾区了，只有100多户被评为“受灾户”，其余500多户房屋受损后想自己修新房，但上面说要搞新农村建设，要重新规划，不准自己修。由于这个规定，当地老百姓已经6年没修过新房了。有的家是危房，有的娃娃要结婚，想修新房，也有钱修新房，但上面就是不准修，老百姓意见很大。苏庭洪说：“全村70%是老房子，我家的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修的，还有人是60年代修的，规划部门能不能先行一步，赶快把规划拿出来？现在钱不是问题，农民买保险争先恐后，一下子都拿出了上万元，地震那年，光温江区就卖出了3万多份养老保险，修房子应该不成问题……”
对于集中安置，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最好是“拆小院并大院”，把林盘地利用起来，不要搞大集中。因为“我们是农业地区，生产方式和工厂不同，搞大集中会带来很多不便，不能为试点而试点，不能搞‘花架子’‘政绩工程’，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苏庭洪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说：“虽然近年来成都市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搞了农村学校和卫生院的标准化建设，但是寿安镇卫生院的服务质量仍然很差，看病天不亮就得去排队，直到中午都拿不上药，医生的技术水平也不行，许多村民不得不到附近郫县的医院去看病，而郫县看病后在温江又不能报销……学校呢？寿安镇的中学教育质量不好，老师不断地换，去年150多个娃娃毕业，只有七八个人考上了高中，现在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娃娃能上大学，这种教育质量咋行？学校门口还有黑网吧，引诱娃娃们上网，希望政府能管一管……”
我觉得这位“议事代表”的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值得有关方面重视和研究。
◆要把农民当人看
身材高大，宽宽的额头颇有思想家风度的刘兴成，是双流县彭镇羊坪村的党总支书记兼福田村的支部书记。40来岁的他，曾当过兵，上过成人大专班，经过商，成功地经营过自己的企业，2007年被推选为福田村的党支部书记，2009年又被调到羊坪村担任党总支书记。羊坪村是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自2006年起，便进行了拆院并院和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根据“一村一品”的规划，羊坪村以发展葡萄产业为主，进行规模化种植。杨显发合作社的500亩富硒葡萄，已经成为精品，每亩地的纯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新疆的山宫果业也在这里种植了近4000亩的葡萄，2010年已经有1000多亩开始挂果。未来羊坪村葡萄的种植面积将达到万亩以上。
在考察和采访中，有的基层干部反映，随着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农村里出现了一批“刁民”，很难管理，有的基层干部为此“想不通”，甚至愤而辞职，就这个问题我特地请刘兴成谈谈他的看法。
刘兴成告诉我：“在推行城乡一体化改革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进农村包括村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还权于民’。怎样改进村级服务和管理？我认为，简单说来就是‘要把农民当人看’！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城乡一体化改革就是要解决‘一等公民’、‘二等公民’的问题……”
他具体解释道：过去许多老百姓本应享受的服务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以教育为例，虽然由财政出钱，但农民的子女根本无法进城读书，要去就必须另给一笔数额不菲的“建校费”；城市里的道路可以挖了又修，修了又挖，而农村盼星星盼月亮修条机耕道还要自己集资；城市里的居民看不起农民，许多优惠政策，农民根本享受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