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
在都江堰市内、成青旅游快速通道旁边，挂着一个“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的标牌，这是柳街镇的鹤鸣村。历史总是会奇妙地发生一些重逢和巧遇，1981年，成都第一个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地方也就是鹤鸣村，“那一次，上午开完会，下午四组的村民就把地分了。”鹤鸣村的村支书刘文祥说。
2007年6月，成都和重庆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2008年初，成都市便启动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改革以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为目标，核心是实现“还权赋能”，“权”是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利，“能”则是让农民也能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能具有把握自身发展和命运的能力。
都江堰市成为试点区市县之一。都江堰市又选定“川西水乡、兰草之乡、诗歌之乡”的柳街镇成为试点镇，而柳街镇又把鹤鸣村作为试点村。这就是“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的由来。
成都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总结2003年以来的经验，成都在思考：如何让改革继续深入？
经过反复思考、反复研究，成都市领导们认为，中央已经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也提出了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中央的要求，近年来成都市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别是在‘放活’上还远远不够”。
怎样放活呢？是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吗？要解决由来已久的“三农”问题，单单依靠政府投入，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机制，让资源配置市场化，以激发农村生产要素的活力，激发资本进入农村的动力，达到城乡资源互惠共享的目的。
于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把本属农民的权利还给农民——就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被称作“深水区的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调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保证这一改革的顺利推进，成都市委、市政府专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了试点工作（联络）小组，各区（市）县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还先后制定了50多个有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配套文件。市委书记李春城要求：“确实权，领铁证。”市长葛红林要求：“要抓好理清家底，明晰产权，确权颁证三个循序而进的环节。”
柳街镇被确定为试点镇后，成都市委和都江堰市委主要领导都多次到农民群众中听取意见，进行调研，确定具体的方案。
2008年3月初，600多位村民被召集到村委会的院坝里开动员大会。最初，村民根本不明白啥叫“产权改革”、产权改革对农民又有啥好处，都江堰市委领导便向大家解释道：“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农民自主，还权赋能’。通过产权改革我们要对农民的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和林权进行登记确认，让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享有物权，通过确权颁证，把这些权证都发到农民手里，可以进行流转，也可以用作担保到金融机构贷款，然后用贷来的钱去投资搞项目。双流的豌豆尖，卖到国外是100元一斤，而在本地才两三元钱一斤；双流的羊肚菌，卖到国外，一亩地一年的产值是1.5万美金……这些都是集中经营的效果，确权后大家都可以搞……”
鹤鸣村是个纯农业村，离城市较远，交通落后，没有企业在这里投资，年人均纯收入仅五六百元，老百姓迫切盼望通过改革过上幸福的生活。开了几次坝坝会，听了几次干部们的解释后，农民群众纷纷议论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温饱问题，没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
“全国8亿多农民的致富问题不能靠政府照顾和补助，土地是金山银山，咋样使用土地本是农民自己的权益，为啥城里的房屋可以出卖、可以进行交易，而农村不行？”
“土地承包只是‘半截粮票’，农村啥都是国家的，农民啥权利都没得，社会资金根本不敢也不愿意进入，农村咋能富裕？”
“农民名义上有土地资产，但实际上是‘光脚板’……”
“改革已经开花花了，但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结果果。人均一亩三四分地，咋样把资源变成资本根本闹不清楚。”
总之，产权制度改革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继土地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第三次革命，连许多本来打算外出打工的村民都干脆把车票退了，一些已经外出的村民也纷纷请假回家。
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首先就必须弄清家底，理清产权。农民主要的资产一个是房屋，一个是土地，但是由于几十年来在农村从来也没有进行过清产核资，责任制划分十分混乱，连权属的初始化登记都没有，多年来国家对农村资产的统计都是统计加估计，而农民自己对土地也是一本糊涂账。由于历史和现实形成的各种原因，农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内部循环”，没有外来资金介入。而由于缺乏法律的保护，土地随时可以被征用，于是按基层干部们的说法，土地对于农民已经成为“鸡肋”——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农民不敢轻易放弃土地；而同时农民们也清楚，单纯依靠土地，几乎户户亏本，因此种地的积极性不高，以致许多地方土地大量撂荒或仅由儿童、妇女、老人组成的“613899队伍”对付着勉强耕种。
为了切实弄清家底，工作组便开始对全村的570多户一一进行清资核产，对每户农民的土地、房产、林地等进行测绘和标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牵涉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直接触及农村土地长久以来因产权不明晰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大量问题开始暴露了。
过去测量土地靠的是“扔杆杆”或者根据产量来确定，从来没有真正实测过，现在要一家一户地实测，要仔细地计算面积，不但有巨大的工作量，而且要改变传统的观念和“分配规则”；多年来，由于缺乏产权的概念，“田间地头难分割，房前屋后界不清”，村民与村民之间、组与组之间的土地边界谁也弄不清楚；几十年来还有大量的人员变动，有的死亡，有的新生，有的女儿结婚后人走了户口没走，父母亲就占有着女儿的土地不愿意还给她；有的过去嫌“三提五统”各种税费太高，不愿种地了，或外出打工或搞起了养殖业。生产队只得把撂荒的土地交给其他人耕种。一听说要确权颁证，土地能变钱了，不要土地的人纷纷跑回来要土地，还大闹村委会……
2001年，村民刘怀俊出门打工去了，把他的1.8亩地交给了王明祥耕种，听说要确权颁证，以后还可以进行流转收租金，刘怀俊便提出：“老王，马上要确权颂证了，你把这1亩8分地还给我。”但王明祥回答：“我种这片地快10年了，贴化肥、贴农药，还交了农业税，会计账上地也划给了我，现在凭啥想要就要回去，就把证颁给你？”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怎么办？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成都市委领导经过调研后认为，既然村干部和工作组说话都不起作用，那就还权于民，让老百姓自己做主。于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每个村民小组都召开了坝坝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推举出德高望重、办事公平、敢于主持公道的人作为代表，共同组成了村议事会，村民们称这些议事会成员为“议员”。“议员”们宣传政策，进行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力争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村议事会当时实际上是清产核资的领导小组，这种村民自治的领导小组以后便成为村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拥有全村的最高决策权，而村两委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了。为了协调和处理全村一些日常纠纷和事务，又组织了村民调解委员会；为了对“议员”们进行监督，村民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监事会。村两委会的成员可以参加议事会，但不得参加监事会。
村民选出的代表都是义务劳动，没有一分钱报酬。
实践证明，村民代表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老百姓信任自己选出的代表，而这些代表由于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们对当地的许多问题比工作组更清楚，再加上他们办事公道，因此“说一句话比村干部说十句话更管用”。而村民代表们对自己肩负的责任也很重视，在测绘、丈量、标注产权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全过程都亲自参与，遇到最难解决的纠纷时，往往依靠他们“一锤定音”。
刘怀俊和王明祥的纠纷便是村民代表和调解委员会帮助解决的，经过反复做工作、反复调解，1.8亩地正式确权时，两家一人一半，分别写在了两家的产权证上。
在产权改革中，还有一个极难解决的操作问题——确权涉及的数据共有90多类，每户平均涉及的项目共有两百多个，按传统的操作方法，全村500多户要认真、仔细地填完各种表格，需要几十个人连续工作半年甚至一年！怎样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呢？
柳街镇党委书记、硕士生苟绍波下村进行调查时，曾亲自搞了个调研，整整搞了一天，连三户的表格都没有填写完成。原因是，张三说李四的一块地是自己的，李四又说张三占了自己的土地……在村民们的争吵中，苟绍波陡地有了灵感——能不能编制出一张图，在图上把每户的土地挨次排列在一起，在户调时带上图在现场上进行测量校对，核实土地情况，然后在图上直接标明面积、类型、所有人、四至（土地四周的边界）等基本情况，然后在每块地上按上农民的手印，出现矛盾时由议事会协调解决？
苟绍波的想法得到了村民们的赞同，大家还进行了许多补充，以后便落实到了工作人员的行动上。后来查阅历史资料，大家才知道这个方法600多年前、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皇帝朱元璋曾经在土地管理中运用过，当朱元璋发现土地隐瞒给国家的税收造成严重流失后，便派人进行调查并编制了图册。图册中把田地山塘依次排列，所有土地都依次标明了所有人及四至，由于形状酷似鱼鳞，便被称作“鱼鳞图册”。
后来柳街镇又委托西南交大将“鱼鳞图册”开发成了电子版本。打开电脑，滑动鼠标，随意点出一块土地，便可以知道它属于哪些农户、面积多大以及流转时需要补偿的金额。如果点到某个村组某一户，就可以看到该户拥有的各地块位置、类型、面积以及确权工作的进度。
一目了然、清晰准确的“鱼鳞图册”，减少了工作量，也妥善地解决了长期积累的许多矛盾，成功地解决了具体操作问题。随后，专业的测绘队伍带着精确的测量仪器进了村，一按电钮、红光一扫，对一块块田地、一户户宅基地进行测量。鹤鸣村仅仅用了40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确权工作。
村民议事会和“鱼鳞图册”这两项创造，生动地显示出蕴藏在“草根”中的智慧，以及农民们对落实自身权利的热切期盼。不管多复杂的问题，只要农民有积极性都能够妥善地解决。民间自有“高人”，村民议事会机制很快在成都全市推广，成为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街镇的第一张“鱼鳞图册”，如今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见证历史进程的纪念。
2008年3月30日，鹤鸣村7组的土地权证下发，鹤鸣村村委会主任余跃全领到了编号为510111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是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发出的全国第一张权证。同时下发的还有《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
从此，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成都全面推开，206个乡镇启动。发到农民手中的，除上面说到的三种权证外，还有《林权证》、耕地保护基金银行卡，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耕地保护合同。
在建立村级治理组织的同时，鹤鸣村制定了村规民约，并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村民可以用自己所有权的收益入股。现在柳街镇已经成立了15个合作联社和两百多个合作社。
产权证的颁发，让农民吃了“定心汤圆儿”，心里踏实了，他们不再是“光脚板”了。确权以后，鹤鸣村共整理出1200多亩可供流转的土地，一家农业生态有限公司闻讯前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约1000亩地的经营权，用于种植蔬菜、花卉，租金为每年每亩地425公斤大米。
在“五？一二”大地震中，柳街镇不属于重灾区。地震后，柳街镇建立了土地流转中心，鹤鸣村启动了拆院并院工作，通过土地整理，把多余的宅基地腾出，作为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换取发展的资本。除此之外，还对农业用地也进行了整理，把小块土地并成大块，实现条田化，发展特色农业，来自浙江的一家企业已经进入，准备在这里建立培育高档花卉的基地。
在农房灾后重建中，鹤鸣—双凤安置点引进了四川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建设了“豪爵国际社区”，并建设了一个占地50多亩的安置点，新建了160余套房屋，解决了鹤鸣村和双凤村重灾户的农房重建，让受灾群众不花一分钱就住上了新房；除此之外，还引进成都一家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建设了“青城湖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并在同乐村建设了一个占地25亩的安置点，供同乐村100多户重灾户入住。
一家公司在这里流转了1100亩土地种植蔬菜花卉，村民岳艳群把自家的6亩土地流转给了企业，在当地搞起了无公害蔬菜基地，除每年每亩地可以得到相当于400多公斤大米（约合1200元）的收益外，她还在基地当上了农业工人。“在这里工作离家近，我还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种植技术，每月又有几百元的工资……”说起目前的生活，岳艳群满面笑容。
◆是“30年”还是“长久不变”？
在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双流县处于丘陵地区的兴隆镇瓦窑村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原因是，全体村民在党支部书记唐朝阳的带领下，大胆探索，把土地承包期限从30年改为“长久不变”。这个改变震动了中国，被媒体认为是继小岗村之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个典范。而40来岁、面孔黝黑、憨厚敦实的唐朝阳认为：“小岗村是在旧的生产关系下冲破束缚，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而瓦窑村是在统筹城乡的思路指引下，为解决‘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突破。”
在一张薄薄的、极普通的“瓦窑村信笺”上，写有这样一行字：“2009年5月25日下午，瓦窑村原1社在卢万登店中召开户主大会……会议讨论土地经营权长久不变的有关问题，会议同意社议事会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问题的决议》……”正文的后面是62个鲜红的手印。
在中国农村，按手印表示了人们对某件事的负责，也表示了坚决和郑重。
如今，这个按着鲜红手印的决议，以及土地实测记录表、土地实测计算器、皮尺……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历史进程的有力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