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诗句
仿佛只是一晃眼的功夫，母亲老了，进入了暮年。
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步入了中年。
谁也没有想到，父母在双双进入暮年的时候，居然离婚了。他们在年轻时，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没有分手，却在最和平的年代里，结束了几十年的婚姻关系。
母亲很伤心。她不是伤心别的，而是觉得他应该是几十年前就离开她。在她到农场改造前，她曾经和父亲商量过，他们俩离婚。其实她那样想，是有道理的。她不想连累他。她不连累他，其实是为了不连累孩子。如果他们离婚了，子女都会清一色的跟着他。如果跟着他，也许我哥哥高枫就不会那样的极端（很难说，哥哥高枫的出事，就和母亲因为出身问题而进了农场改造没有关系。哥哥当年是看过《出身论》的，并且感同身受，有着强烈的共鸣）。但是，父亲拒绝了。父亲的拒绝有他的理由。他认为自己的是个男人。男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男人应该担承。我记得当母亲和父亲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是失声痛哭的。那哭声很压抑（不敢大声，怕我们听见，或者是更怕外面的人听见），很悲伤。
而一切都平静了以后，他却提出了离婚。
母亲没有反对。
父亲离婚后不久就再次结婚了，这让母亲很意外。
男人是耐不住寂寞的，不管他是谁。这事在我的父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证明。这真是一个铁证！年轻男人再婚，倒还尤可。像我父亲那样的年纪，再次结婚，当时真的还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许多人把父亲的事情，当成了一桩笑话。
那个女人年纪也不小了，儿女都很大了。她只比我的父亲小六岁。年轻时，悬殊六岁算是悬殊的。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和一个比自己大六岁的男人，根本就不算悬殊了。甚至，还会有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找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找一个小十六岁，或者二十六岁的。有人说，那个妇女其实是我父亲年轻时的相好。我对这样的说法将信将疑。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是，也未必就一定有。我问过父亲，父亲只说他过去和她的丈夫是好朋友。她的丈夫有一年死了，是掉在水里淹死了。--这像是一种讽刺，一个水手玩了一辈子的水，结果却掉在水里淹死了。
母亲不能原谅父亲这样的行为。
她认为他这是一种背叛。最为关键的是，她认为他这样做，是往她的脸上抹黑。不仅抹了她的，也抹了全体的子女。甚至，包括已经不在人世的高枫。高枫平反了。但是，只是消除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他并没有被追认为什么烈士。母亲找过有关部门，可是有关部门说，对高枫的行为不好认定。母亲跑过许多次以后，慢慢也就冷静了（准确地说，是沮丧与绝望）。
“哥哥当初是为了烈士的名誉而激烈抗争的吗？”见她那样的悲伤，我就这样问她。
不是，显然不是。
他有他的理念。
“你争来的，不是哥哥当初想要的。如果是那样，代价就太大了。你这样争，只会心里不舒服。它对哥哥是没有意义的。”我说，“他不是英雄，他也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英雄。他在地下，是不会在乎这个的。你要为他在乎吗？”
母亲不语。
我们都欠哥哥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为他做的太少了。一方面，我们不能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敢做。我们缺少哥哥那样的勇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敬佩他当初的勇气。跟他相比，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庸俗。但庸俗有时是讨好的，安逸的，大众化的，喜闻乐见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这诗句曾经很困扰我。大学时代，我真的在夜晚仰望着星空，想寻觅哥哥的灵魂。当然，那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连自己的灵魂都看不见，如何看得到别人呢？
母亲病退以后，长时间地在家里，除了买菜之外，几乎不再出门。其实买菜也是不正常的，一次她会买许多，然后就好多天不再上菜场。其实她买的菜也很简单，主要以蔬菜为主，什么土豆啊，西红柿啊，豆角啊，青菜啊。然后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菜择好，当日不用的，就用报纸包好，然后放进冰箱里。她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她也喜欢吃素。当我们一个个从家里出去以后，她差不多就是完全吃素的。
好在她不烧香。
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也不信佛，不信基督，不信默罕默德，不信庄子，不信柏拉图，不信弗洛伊德……她把她自己关闭了。她有她自己内心里的一个小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她过去经历的所有生活。
她在时间的缓慢移动中，回忆着她的过往。而过往的许多事，是凌乱的，无序的，黑白不分的，模糊的，重复的，矛盾的……她在这些回忆中，感受着她的生命。
母亲在晚年，还是有不少的欣慰的。比如说，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孙子孙女也一个个都长大了，她是高兴的。同时，她和她的两个哥哥又团聚了几次。一次是舅舅李家文来看她。他在这里住了有一个多月。他老了，腿脚也不好，走不动路。我发现他们兄妹长得一点也不像。除非细看之下，才会发现眉眼中的那点隐含的忧伤的神情，是相似的。
我们很难理解他们兄妹之间，居然那么多年没怎么联系。当然，我并不太清楚在我没有出生前他们之间的联系情况。等我懂的时候，我是知道有这个舅舅存在的。偶尔，我们家里会收到他寄来的信。信里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大致只是汇报一下家里的人口情况（无非就是说各自身体都是健康。如果没有特别提到某个的情况，还暗含着此人没有出事，在革命的大潮里是安好的），然后就是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进步，致以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敬礼！当然，我们回信也是这样，如出一辙。
母亲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小心的。夫妻和兄弟姐妹，都像革命同志一样。在革命的大潮里，也讲亲情。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地淡化它。革命是第一位。其它的一切，都处于次要位置，尤其是私情（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姐妹情）。毛主席说：革命是个首要问题。一切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在正规场合，哪怕是夫妻，是父子，是母子，是兄弟，是姐妹，都以“同志”相称。尤其是在她遭到审查的时候，其实李家文也在遭到审查。而且，他遭的罪比她还要大。因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他却是个干部。他是重点被批判对象，从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到他参加革命的动机，都要一一作交待。而这样的交待，总是通不过。造反派和后来的革委会干部总是认为他不老实，美化自己。他们根本不能相信他这样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会自觉地投身革命。谁会傻到背叛自己富裕的家庭，投身到明确号称要推翻地主阶级的阵营里去呢？而且，当时参加共产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缺衣少食不说，还有被杀头的危险。他们不相信他的话。他唯一能让他们信服的，最好就是把自己描绘成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颗炸弹，一个黑暗的阴谋家。至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可是，我的舅舅李家文怎么会承认呢？
不承认的结果就是被打。
终于，他被打残废了，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当然，李家文还是低头的。比如说，承认自己革命的毅力还不够十万分的坚定，在遭受挫折的时候，有过灰心和沮丧。不能正确地理解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在工作中，有急躁情绪。由于自己出身地主家庭，难免还有些旧的思想，改造得不够彻底，等等。说到底，他自己内心里的确是有愧的，因为自己毕竟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和出身于赤贫家庭的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再说，他对组织上还是有隐瞒的，比如说，自己的弟弟在美国，一个叔叔逃到了海外。这些，都是新政权的敌对势力，是属于他的罪恶。
原罪。
母亲不怪他，也是因为哥哥李家文的心态，她也是一样存在的。当时刚解放后不久，她是接到过二哥李家武的信。李家武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她欣慰得不得了，真的为他感到高兴。但是，后来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她就把那封信藏起来了，再不提在美国有个哥哥了。再后来，她就把她过去和家人、朋友、同学，所有的通信都集中起来，烧毁了。偷偷摸摸的，真像是在做一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小时候真的突发奇想过，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成为美蒋特务。那时候有过一部或者好几部类似的电影，都是讲一个美貌的妇女，嫁给一个非常普通的男人。人们多少是觉得蹊跷的，结果就证实这女人其实是潜伏着的特务。这电影给我许多的幻想，联系到自己的家庭，感觉很像。其实有我这样想法的，不仅是我，还有弟弟）。
小时候是很幼稚的。
大家都是幼稚。
一直到一切都结束了，大家才有些恍然大悟。革命的狂热与改造的激情，杂夹在一起，冲动与盲目，愿望与沉沦，美好与罪恶，纪律与散漫，无情与自我，价值与服从，忠诚与背叛，良知与狂欢，青春与衰败，暴力与人性，消极与壁垒，计划与不足，紧张与饥饿，贫瘠与政治……在日常状态下，人们感受到的是领袖、红旗、苏修、钢铁、口号、《红旗》杂志、反动派、粮油布票、物资供应、“走后门”、火柴、公共厕所、批斗会、大白菜、干校、“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雷锋、人民民主专政、秦始皇、宋江、样板戏、红语录、向日葵、阶级斗争、万岁万岁万万岁……幕落之后，新的开始，曙光初现，我们看到外面是个全新的世界。
一切又像是重新开始。这时候，还要清理“三种人”。“三种人”，就是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打、砸、抢”积极分子，算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必须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对过去被打倒的老干部，以及“右派”进行重新甄别，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想的流毒，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发布《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而被重新吸纳入革命队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李家武从美国回来了。
我们全家都高兴啊！
这个时候，谁家有个海外亲属，是特别光荣的。因为，只要有着一门海外亲戚，就可以出国。而且，在国外的人都是有钱的。他们随便伸出一根小指头，都比我们的腰杆还要粗。原来我们报纸和广播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完全是一派谎言。我们完全被愚弄了。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自己在国内搞各种运动，回过头来像在梦里一样。而且，是一场很长的，很浑沌的噩梦。
舅舅李家武生活得比我们好多了。
他在美国当然也是儿女成群，有自己的房子、汽车，有退休金。房子是一幢单独的别墅，有好几百平米，里面有卫生间（这在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听来，简单就是人间天堂了。毕竟，我们都挤在只有几十平米的平房里，用的是公共的走廊做厨房，方便时得到远处的小巷里的一个臭气熏天、脏水四溢的公共厕所。当然，后来的条件也改善了，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有彩色电视机（我们连黑白的都只有少数人家才有），有洗衣机……至于汽车，得是很大的领导才能坐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差别。一个太平洋，隔着两个国家。而这一对兄妹，分属两个意识形态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社会里，境况也完全不同。
大家都很感慨。
那一段日子，是我们家最最扬眉吐气的日子。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个美国舅舅。他后来给我们家买过一台电视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坊间更有传言说，美国舅舅给我们一大笔钱，绿花花的美金。而那个时候，一美元相当于十多块人民币。是的，那时候人们都不把那纸币美元说是美元，而说成是“美金”。“金”在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是非常贵重的意思。有个词，就叫着“金贵”。对我们而言，美国舅舅李家文真的是有钱的，简直就是超级富翁了。他的子女，也都工作了，他们也都有很好的收入，有房子，有小汽车。也正是这一次回来，深深触动了我的弟弟，一心想要在以后到美国去发展。
时间长了，我们也才知道，美国舅舅在美国并不算是有钱人。只能说，他是在中产阶级里的一员。他有很不错的退休金，可以足够他富足地安享晚年。他前后一共回来过三次，呆的时间都很短。当中有一次回来，还染上了肺炎，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
母亲很高兴。
甚至可以说，她简直要高兴坏了，比我们考上大学还让她高兴。两个哥哥和她重聚，让她有重新抬头做人的感觉。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想到他们都能挺过来，很是欣慰。过去所受的苦，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母亲越来越宁静了。
这宁静一度让我们担心。
我们不担心后来分开的父亲，他的状态很好。为了照顾到母亲的情绪，我们避免尽量少的和他接触。他有他的新生活，也未必就愿意我们过多地接近他。
分开也就分开了。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淡，直到他故去。
他故去时，母亲也没有去看他。
这让我们做子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