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制造“南委事件”
培训青干班受到嘉奖之后，徐恩曾自满起来，他打着蒋介石的旗号，开始大举“反共”。他提出一个“以组织对组织”的“救党救国大计”，以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反共”。
积极方式如下：
1.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各界民众均加入一种团体。
2.这类团体限期半年成立，已成立而组织涣散的应切实整顿。
3.团体均应派进国民党人发挥领导作用。
4.不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国民党人应进行撤换。
5.失学失业青年均应送战地服务团。
6.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及教育机构均应派遣国民党人士进去工作。
7.各级地方党部均应大量吸收青年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
8.地方政府应大量使用国民党党员担任保甲长职务。
9.建立保甲（旧社会的一种户籍管理制度）通讯网与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强化基层组织建设。
消极方式如下：
1.对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
2.对于未经批准的中共武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
3.对各种救亡社团，未经批准的一律取缔，已批准的要进行严格考查和限制，发现有异党分子渗入的要进行清理整顿。
4.各机关负责人监督考查不力要负渎职之责，禁止进行阶级斗争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5.不许中共办报刊杂志、书店和印刷所，强化邮电检查活动。
6.各级党政机关应于每星期进行会商并相互交换情报。
7.各地党政军机关应通过联席会报并将情况随时分别呈报中央等。
为了“防共、反共、清共”，徐恩曾还制订了严格的制裁共产党的措施：“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注意技巧，避免下面冲突；地方务必严密，中央可宽大；政府秘密策动，借此缓冲……”
徐恩曾的“以组织对组织”的“救党救国大计”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却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蒋介石看上了徐恩曾至死不渝的“反共”决心，甚至在《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中着重提到：“查共产党在沦陷区之活动几较普通区为重视、为积极，以目前情势而论，大有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迅速之趋势。究其原因，一半由于日伪与本党之势力均多所不逮，一半即由于该党党政军在该区域内均能协同一致切实合作，故每至一地即如入无人之境，致令其组织活动日益做大。”
蒋介石还专门为中统局的特务们制定了三点工作原则：
1.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
2.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
3.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打破过去一般党员对共产党之放任态度。
在蒋介石的这三点工作原则的指示下，徐恩曾像焕发了第二春，他授意手下的特务们：“要充分发挥细胞的作用，通过内力分裂共党！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暴露目标！共产党的嗅觉很灵敏啊，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出手……”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徐恩曾的中统局以及国民党的其他部队，相继投入“重兵”进行大规模的“反共”！
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第五纵队秦启荣所部在博山县杀害八路军及护送人员200余人，制造了“博山惨案”。
1939年6月，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制造了“深县惨案”，杀害共产党400余人。
1939年6月，国民党又在湖南制造了“平江惨案”，杀害6名共产党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在河南制造了“确山惨案”，杀害八路军及无辜百姓共计200余人。
就在这样疯狂的反共热潮中，1940年3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决定正式成立“特种工作委员会”，联合徐恩曾手下的特务联合反共。徐恩曾推荐了老牌特务冯琦和大特务庄祖方，到江西省担任江西特务主任和总干事。
就是这一年，国民党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皖南事变！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共为顾全大局，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共计9000多人开始北移，当他们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顾祝同部的惨烈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大部分将士被国民党杀害，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令人发指，然而却刺激了远在重庆的徐恩曾。不甘寂寞的徐恩曾竟然也酝酿了一个阴谋，他决定与熊式辉合演另一版本的“皖南事变”，彻底击垮共产党。
1940年冬天，几个特务突然闯进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的办公室，二话没说就把张绍祖抓了起来。特务们把张绍祖带进了江西特委办公室，由冯琦与庄祖方“软硬兼施”轮番进行劝降。起初张绍祖还十分坚定，后来，冯琦与庄祖方用金钱、美女和各种物质利益加以诱惑，张绍祖就动摇了，他最终投降，供出了吉安妇女支部书记万国英。于是，万国英在吉安的家中被特务们抓捕。
与张绍祖一样，万国英最终也在特务们的刑讯逼供下，供出了两个大人物：一个是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照贤，一个是赣西南特委秘书李贡珊。紧接着，李照贤被抓，李贡珊被抓，而李照贤又在特务们的万般残害下，丧失了斗志，供出了江西省委交通部的李铁拐……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员，被中统特务的秘密逮捕。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南方工委只好派在闽西和潮梅坚持斗争多年的谢育才顶替前任省委书记郭潜，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与谢育才一同来江西的，还有他的妻子王勖。王勖有孕在身，由于产期将至，便留在吉安待产。特务们从李铁拐的嘴里得知此情况后，就报告给徐恩曾，徐恩曾听到这个消息，禁不住得意地笑起来，他决定，从谢育才入手，将南委的主要领导各个击破。
徐恩曾让特务们以李铁拐的名义致电谢育才，声称谢育才的妻子王勖在吉安生产了，生了一个胖儿子，谢育才信以为真，开心不已。恰好谢育才刚跟南委通过电报，商定到曲江某处与南委其他主要领导人见面，商讨如何收拾江西省的残局。于是，谢育才决定取道吉安去曲江，这样就可以顺便看望自己的妻子和新生的儿子。然而，他还没有到达吉安，就遇到了埋伏在路边荒林中的特务们，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抓到了新上任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和与他同行的省委社会部部长骆奇勋。
谢育才的被捕，让徐恩曾兴奋不已，他下令特务们一定要对谢育才严刑拷问，问出江西南委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藏身之地。然而，谢育才坚贞不渝，死不开口，特务们只好把希望转向省委社会部部长骆奇勋。骆奇勋意志不坚定，经不住特务们的威逼利诱，最终供出谢育才“准备去曲江向南委其他重要领导人汇报”这一重要机密，特务们迅速前往曲江，逮捕了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民风夫妇，并在回到曲江后，抓捕了谢育才的妻子王勖。
江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陆续被中统特务抓捕，这令大特务冯琦得意不已。他打电话给徐恩曾邀功，徐恩曾接到冯琦打来的电话，兴奋得差点跳起来，但是徐恩曾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喜悦，要求电话那头的冯琦乘胜追击，进一步加大对南委的打击力度。
冯琦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说道：“局长，狡猾的共党恐怕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反攻了，属下无才，请局长指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徐恩曾略略停顿后回答：“乘胜追击，不给共党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封锁消息，一定交代大家，严格封锁消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放长线钓大鱼！”
冯琦挂断电话后，便向下逐级传达了徐恩曾的“指示”。后来，冯琦问庄祖方，如何才能封锁住消息？庄祖方说：“干脆把所有的相关人员统统抓起来，这个办法虽然笨，但是安全！”冯琦觉得庄祖方说得在理，便致电江西各地区“特务室”成员：对于共产党员，能够逮捕的尽量逮捕，拒捕的格杀勿论！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江西省委电台台长林云生叛变投降，林云生的投降，标志着江西省唯一的一个共产党信息联络平台被中统特务彻底占领。冯琦为此开心地喝了一顿酒，他似乎已经感到成功在即了。
按照徐恩曾的指示，冯琦即令叛徒林云生用原来的呼号、波长、密码与南委电台联系。在南委询问谢育才的近况时，以“技术故障”之名中断联系。后来，冯琦命令特务们利用江西省委电台，向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电台发报，声称由于“机器故障”，江西省委电台与南委电台一直处于联系中断的状态，请南方局电台转告南委电台，主动联络江西省委电台。同时，冯琦又指挥特务们用原来的电台波段，伺机插入间断的电波，以表示急于要求与南委恢复联系。
中共南委在收到江西省委电台的电波后，普遍认为，江西省委电台中断半年有余，现突然急于恢复联系，可能已被国民党特务监控。为了安全起见，中共南委做出三个决定：一、查清电台波段来源，并要求其详细说明中断联系的原因；二、要求江西省委将中断联系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特务们以中共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向南委发出了许多“伪电”。在电台恢复联系后，特务们根据电波，开始寻找南委的真实联络地址，企图一举消灭南委。冯琦等特务，利用电波获取了两个重要的地址：第一个是南委在曲江的一个通讯地址，第二个是“全福处”。
1941年11月，中统特务经过接近一年的“电报联络”，终于赢得了中共南方工委的信任。
徐恩曾觉得时机成熟，到了“收网”的时候了。他召开特别研究会，讨论如何收网，将南委一举歼灭。但是会议刚开始，与会人员便吵了起来。大特务王思诚和张国栋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许多工作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待全部工作展开后再收网也不迟。而大特务谢长存、张炎茂等人却觉得“时不待我”，再不收网，后悔晚矣。徐恩曾经过权衡，建议“收网”与“深入”兼顾，让江西特委的冯琦和庄祖方相互体谅，相互帮助，明确责任，减少分歧，尽快彻底瓦解中共江西省委以及南方工委。
庄祖方接到徐恩曾的通知后，立刻策划、布置了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的工作。为了取得更深一层的突破，他命令特务们加强对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的审讯力度。不过谢育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管是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他都咬紧牙关，只字不说。庄祖方没辙了，便让叛变革命的江西省委前任代书记颜福华做谢育才的工作，然而谢育才誓死也不开口。中统特务最终将谢育才关进了监狱。
就在这个时候，特务们抓获了南方工委干部部长郭潜，郭潜是个软骨头，被捕还不到三分钟，便招供了！他先后交代了中共曲江交通站的负责人欧阳丙鹤以及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部长饶卫华等人的藏身之处。庄祖方迅速就此致电徐恩曾，徐恩曾下令：“大鱼悉数落网，收网将其打尽！”
庄祖方根据叛变的南委干部部长郭潜的交代，在粤湘边境抓捕了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的儿子、“南委”领导人之一廖承志以及南委的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等重要干部。后来，庄祖方又率领特务们连夜突袭了“南委”领导人方方的家乡，幸而当地的群众和老乡拼死掩护方方，方方才及时撤出，幸免于难。
1942年7月9日，庄祖方在大叛徒郭潜的引领下，再次袭击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逮捕了工委副书记苏曼、工委妇女秘书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梁耀宝、“南委”交通员张海萍等，制造了著名的“广西七九事件”。
至此，徐恩曾一手制造的“南委事件”落下了帷幕，徐恩曾指使大特务冯琦以及庄祖方，先后逮捕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进步青年300多人，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共计逮捕2000多名共产党员，管制了2000多名农村党员。这是徐恩曾在“反共”工作中，较为重大的一次胜利。
“南委事件”也是徐恩曾上任中统局副局长以来，最为得意的一次胜利。因为“南委事件”，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重赏。而庄祖方更是“居功至伟”，蒋介石提拔庄祖方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