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也叫清帮。之所以也叫清帮，是因为它成立于清朝雍正四年，创始人是潘清、钱坚和翁岩。青帮也叫“粮船帮”，因为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就是对付朝廷，控制运载粮食等重要物资的船舶的水上运输。青帮与洪帮、白莲教的显著区别是：青帮新人入会通常会拜师，由师傅教你青帮的规矩。青帮实行的是禅宗制度，完全是一个有信仰、有组织的“黑道组织”。后来，青帮与洪帮和白莲教并列为“三教”，民间有“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原来是一家”的说法。国有国法，帮有帮规，青帮的帮规是“十不准”，所谓“十不准”，即：“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扒灰倒拢，不准奸邪淫盗，不准江湖乱道，不准引发代跳，不准扰乱帮规，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清朝末期，中国的海运兴起，内河运输逐渐衰落，大量青帮分子纷纷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上海是当时青帮分子的聚集地，据说当年每两个上海工人中就有一个是青帮分子，可见其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许多年轻才俊在投身革命之前都曾加入过青帮，其中包括陈其美、蒋介石和汪寿华等。近代青帮三大首领也是赫赫有名的，他们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后来，国民党意识到青帮帮派规模巨大、影响力非常，所以想方设法拉拢青帮，让青帮为“党国”卖命。尤其在上海，国民党发动的诸多事件都有青帮分子参与，比如“四一二政变”等。利用青帮分子搞破坏的也不仅仅只有徐恩曾一人，戴笠也曾利用青帮分子在上海租界搜集情报。徐恩曾与上海青帮的三个大佬私交甚密，在青帮里也能呼风唤雨。
洪帮，也称洪门，即天地会。这个帮派成立于明末清初，据说是陈近南创办的。洪帮与青帮的不同之处在于：洪帮总是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洪帮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之后，被迫转移到海外，但是后来的洪帮分子继续参加反清运动，有些还加入了孙中山的队伍，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曾这样说：“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唯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唯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个个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选自谭人凤《社团改进会意见书》）而孙中山则如此评价洪门：“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兴虏拼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变残废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然其事必当极其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
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能全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其传布思想，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选自《孙文学说》）可以说洪帮为了搞革命，出钱又出人，国民党高官陈炯明、唐继尧等人，都曾经加入洪门。就像多数帮派一样，洪门也有自己的帮风，这种帮风类似于黑社会的左派。这种帮派一旦被坏人利用，必然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徐恩曾就曾经利用“洪帮”大做文章，把洪帮分子作为特务的眼线、耳线，向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进行渗透，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据大特务黄凯回忆，在他出任武汉特派员期间，徐恩曾曾给他发过一道密令，命令他们参加洪帮，隐藏身份，并且拜下山头。后来黄凯还在洪帮内取得了一定的职位，而其他参加洪帮的特务也在洪帮内部抱成一团，成为洪帮中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一派。后来徐恩曾把黄凯调至上海，分配黄凯先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拜见洪帮头子杨虎；第二件事，拜见上海三大亨；第三件事，加入青帮！后来黄凯拜青帮首领徐朗西为师，一跃成为青帮的头面人物。
洪帮与青帮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都属于秘密会党。这两个帮派没有公开的身份，是属于“黑社会”性质的，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党派。徐恩曾与这些帮派合作，既得不到蒋介石的经费支持，而且由于这些党派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与他们合作，比较容易暴露整体的行动计划。所以，徐恩曾逐渐觉得“青洪帮”是根鸡肋，利用价值不大，甚至有时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对付共产党人。
其二，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对付共产党人。前面已经说过，徐恩曾在党务调查科时，发现特务碍于“身份”，有时很难进行搜查和抓捕的行动，当他看到宪兵队或者警察局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进行搜查和抓捕后，便向上级打报告，积极运作与宪兵队、警察局的“合作”事宜。
可以说，徐恩曾的这个方法非常行之有效，使得特务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破坏能力。特务们披上“警服”，摇身一变成了警察，这样的变化也使地下党们一度殚精竭虑、无法应对。可见徐恩曾做“特务”，还是非常有天赋的。当然，在最初开始从事特务工作时，徐恩曾不仅没有“特务细胞”，而且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工作，他认为像自己这样搞实业出身的工程师，去做特务简直太屈才了。不过后来，徐恩曾在特务行中尝到了甜头，就开始努力发掘自身的潜力。
其三，建立无线电台，破译共产党的电台密码，截获共产党的电台信息。电台是特务的重要设备，当时，很多军事组织都通过电台发报、破译密码来传递情报，所谓的“鸡毛信”和“飞鸽传书”，比起电台发报简直就是小儿科。徐恩曾是工程师，在电台方面是专家，没进党务调查科前，徐恩曾就帮助国民党安装、调试了第一台电台。在电台的开幕庆典上，蒋介石还竖起大拇指说：“这东西一发威，可以顶三个师！”言外之意，他非常关注并且重视电台情报工作。在党务调查科开展工作之后，发送情报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靠秘密交通关系传送情报（这需要人力和交通工具，不适于长距离传送）；第二种，就是通过无线电台发射无线电报。无疑，第二种方法更加安全，更加迅速。所以包括党务调查科在内的很多军事组织，都以无线电台发射电报为主要的情报传送方式。
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对付共产党，就必须知晓共产党的重要信息，徐恩曾感受到蒋介石对于破解共产党的情报的迫切需要，因此把建立无线电台放在了特务工作首位。后来，国民党的无线电台像蛛网一般覆盖了整个中国，几无死角。在徐恩曾的领导下，特务们靠电台截获无数情报（截获的共产党的情报并不算多），其中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行动策略的情报。可以说，特务的情报多数是靠电台截获和破译的，而当时，发送情报，编制情报密码的工作也是由中统局负责，可见中统局对于国民党而言有多么重要。
其四，用严刑拷打来对付共产党。这是徐恩曾最常用的，也最为快捷有效的一种对付共产党的方式。那些意志薄弱、受不了皮肉之苦的共产党员，往往就是在严刑拷打下背叛的。徐恩曾虽然是机电出身，但也精通心理学，他知道什么人吃软不吃硬，什么人吃硬不吃软。徐恩曾拿下“反省院”后，一方面改造所谓政治犯的思想，一方面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叛变。而位于南京瞻园中的几间监狱，曾经是徐恩曾的“刑讯室”，它令人闻风丧胆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重庆的渣滓洞。那里放着各种刑具，专门用来“考验”那些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徐恩曾特别研究了一套“严刑拷打”的方法，还推出了一系列瓦解共产党人意志的方法。
其五，培养“线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
徐恩曾为了对付共产党，在各地成立了“特务室”，通过散布谣言诬陷共产党，如捏造著名的伍豪事件，瓦解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中统正式成立后，徐恩曾还曾想与美国FBI等机构交流经验，甚至还招募过一些爆破高手，专门负责爆破共产党的地下据点。
徐恩曾最绝的一手，就是在“细胞内部培养细胞”，也就是搞无间道。徐恩曾在任时，曾多次强调“细胞”的作用，并加强内线细胞的培养和利用，凡是发现共产党内有不利于发展“细胞”的障碍，就想办法除掉障碍，当然一般是暗杀。这些“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另一种是策反分子。当时，共产党上海沪西区委负责人徐阿六、闸北区委负责人姚长庚等，均是中统局发展培养的“细胞”！由于这些人在共产党内发展到一定的地位，所以窃取了许多共产党的秘密信息，这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徐恩曾源源不断地向共产党内部注射“癌细胞”，他妄想有朝一日，共产党能够死在他的手下。后来，徐恩曾还发明了“细胞”培养“细胞”，简而言之，就是让这些“细胞”利用谎言、利诱、威胁等手段在共产党内部发展“内奸”，也就是策反分子！这样的内奸不胜枚举，许多意志薄弱的革命党员经不起诱惑，转而成了共产党的策反分子，成了敌人的“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