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低着头，从病房外的花坛边走上台阶，走进檐下的廊道，她脸色有些沉郁，不像刚才从病房出来时那么开朗。在病房里待久了，每天清晨和傍晚，她总爱到病房外院子里的花坛边散散步。花坛里植着玫瑰、茉莉、紫罗兰和一串红。红的、白的、紫的。特别是清晨，一阵阵芬芳，使人心旷神怡。可惜昨夜那场雨下得又大又急，那花坛里的玫瑰和茉莉，快要开过了的，都被雨打落在泥地上；有些正开得烂漫的，兴许是蒂儿太熟得透了，雨点又打得正中，也落了下来。胡友松不喜欢看那些可怜的落花，昨日还是好好端端的，今天却要“零落成泥碾作尘”了。睹物思人，她心里一阵战栗，一阵紧缩！
李宗仁的病好多了，按医生的嘱咐，近日已可以开始由人扶着下床移些步子，作些轻微的活动，避免手术后的肠黏连。
那天作手术，时间太久了些：胡友松险些急出了心脏病——
自医师确诊李宗仁的病为直肠癌之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反帝”医院（乃协和医院，当时被改为“反帝”医院）和北京医院组成医疗小组，随时分析研究病情，决定治疗方案，并指定由“反帝”医院外科主任吴教授主刀。
手术前的检查、病理分析、药物准备都是比较充分的。考虑到李宗仁的手术可能时间较长，失血比较多，而李宗仁的血型血浆，北京一时供应不足，医院还及时用电话向上海求援，并在手术前空运到京。吴教授是一位高明的外科医师，年纪也不算太大，操作利索准确。为了把手术做得彻底些，在打开腹腔后，他十分认真仔细地进行各部位的检查，尽可能把发生病变或是有病变预兆的部位都切除掉。手术进行了5个多小时。心本就悬着挂着的胡友松，先是在病房里静等，强拿着她平日喜欢的小说来读。可只十来分钟，她怎么也读不下去。亲人的生命危系于此时，系于此举，她能看得进小说吗？于是她在病房里从窗口走到侧门，又从侧门走到洗手间，步子既乱又快，怎么也平稳不下来。在房里辗转了一阵，她觉得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其实还不到一个小时。
她只得到楼道口去，坐在道口侧旁的那张木靠椅上，盯着上上下下的电梯指示灯。她真盼望护士尽快从电梯里推出担架车，看到她的“德公”平安地躺在床上，离开手术室。可是，电梯上上下下数十次，指示灯红了又绿，绿了又红。人，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却总不见她的“德公”。她以为是出事了！切除一段肠子，照理要比打开头颅容易得多，可人家开颅手术，都没做这么久啊！她一闭上眼睛，眼前满地飞着萤火虫，飞着那些说不清是像蝌蚪还是像蟑螂似的红红绿绿的怪物。一睁开眼，头便一阵晕昏。也不知这样坐了多久，她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又拖着沉重的脚，走回房间去。她自己也有病在身，肝大，胆囊大，神经衰弱。可是刚刚一回到病房，在沙发上还没坐上5分钟，她又像被什么东西撵着似的，情不自禁地往楼道口走去。她要在那里等着，等着一个她企盼的好消息。
胡友松那天就这样往返在病房到楼道口之间走了10次、20次。她越来越觉得脚沉，越走越觉得心痛，越走越觉得头晕，以至于险些摔倒在走道旁。
终于，她盼回了一个活着的李宗仁！那是她迷惘地站在电梯门口，正设法稳住身体，抵抗头脑的晕眩时，一个护士从电梯里推着担架车出来，不小心轻轻碰了她一下，她才如梦初醒——她的李宗仁顺利地完成了手术，回来了。
“德公！”她眼睛一阵模糊。
“……”他神态自若地朝她微微点了点头，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手术很成功，吴教授不愧是医坛高手。
李宗仁恢复得很快，两天之后，便可以躺在床上看些报纸，与人说话了。那时，这所医院的高干病房里，除了程潜和张治中外，还住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李宗仁毕竟不是常人，他的入院和手术，很快就被高干病房的人知道了。他们有的托子女来看望李宗仁，有的竟移着蹒跚的步子，亲自登门问候。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更是常常来陪伴胡友松。那天谢觉哉来聊天，李宗仁和他回忆了许多彼此都经历过的往事。能在这样的时候忆旧，不管当时的是是非非，都不失为一件快事。谢觉哉走后，胡友松对李宗仁说：“我们结识了谢院长，将来再有什么像‘梅花党’那样的冤枉事，便可以找他申冤了！”李宗仁却笑着说：“那事情不必找他，谣言是可以不攻自破的，哪要劳谢院长的大驾呢！”
刚刚一个星期，李宗仁便遵医嘱下了床。由胡友松和护士扶着，缓缓地移动步子。他乐于这样做，因为从医生的嘱咐中，他看到了希望。人在决定自己生存命运的关头，多能表现出非凡的毅力，李宗仁对自己的康复，充满信心。
不料，今天一早醒来。李宗仁感到下腹有些隐隐作痛，一种不正常的感觉，使他心里揣测可能又会有一场灾难。但他没有对胡友松说，他想坚持顶一下，看这种疼痛是不是偶然的现象。
这时，胡友松到外面花坛散步去了。
胡友松走进了廊道，她没有像往天一样，在花坛边边散步边舒展一下四肢。空气倒很清新，她却不愿久待。她心绪有些不宁，大概是看见那些让人伤感的落红，或是心里有一种不祥之兆。
“您是，是……李宗仁……夫人？”廊道边的一间病房里，突然走出个外国女人。看肤色、装束，像是东南亚一带的人。她勉强能说些中国话，但断断续续，要细听才懂。
“哦，是的！您好！您是……”胡友松很诧异，她不认识这位外国妇女，但她怎么会知道她？
“您能来……来我病房里，看看吗？”她向胡友松招招手，那忧郁的眼神中，流露出友善与企盼。
“行！”胡友松即刻跟她走进了病房。
那位外国妇女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个十分精致的小包，从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子，从本子里拿出张珍藏的照片。“喏，请您……看看他！”
照片上是一位头发乱糟糟的男人，神情刚毅而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两只眼睛似两把利剑。
“他是艾地。他，不在了。”外国妇女说这话时，鼻子一阵发酸，眼眶不由湿润了。
“哦，他是您的先生，艾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
“嗯！”她听了胡友松的话，忧伤的眼神不禁一亮。李宗仁的夫人居然也知道她的艾地是一位领袖，她太高兴，太荣幸了。
“您是到中国来访问的？”
“不，不！我到这来治病，我头痛，精神不好。”
“您曾经有一个当领袖的丈夫，真了不起！”
“很可惜，很……可惜。我……失去，失去了他。我，现在，真……难过。”
“嗯……哦…”胡友松见艾地夫人那一副痛苦的模样，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自己心里，于刚才的不宁中，又增添了几分惶惑：她已经失了丈夫，我又还能把丈夫留住多久呢！也许，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她这副模样啊！
她没有在艾地夫人的病房中久留，她不敢久留，尽管她对她寄予无限的同情，近乎同病相怜，但对比和思索，使她不寒而栗。
胡友松从艾地夫人的病房走出来，依旧低着头，思绪杂乱，步子比刚才更沉重。
胡友松走到病房门口，听见里面隐约有些声音。出什么事了？她心里一紧，赶紧推门进去，果见了李宗仁面色苍白，躺在床上不住地呻吟。
“德公、德公，您怎么了？”胡友松感到很诧异：怎么回事呢？昨天夜里还是好好的，说是要多扶他下床活动活动，最好一天三次以上，没有任何病情复发的征兆，一夜之间，难道有什么骤变？
“啊！若梅，我感到下腹部很胀痛，胀痛得难受极了。你刚才出去时我就开始痛了，不过硬顶着，以为顶得过去，谁知越来越难受。”
“快叫医师。”胡友松按动了呼唤医师的信号按钮。曾经是一名护士的她，清楚地知道，手术后若病情复发，是十分难办的。
值班医师匆匆赶来了。听毕李宗仁的诉说，他初步诊断为腹腔感染。因为手术后下地活动太早，手术时缝合的伤口就会破裂，使秽物溢出，势必造成感染。
验血、照X光、拍片，治疗小组认真分析，认为初诊有道理，于是决定再一次打开腹腔。
人在这样的时候，命运是全不由自己掌握的。李宗仁只得听从医师的安排，第二次进了手术室。
还是吴教授主刀，还是那个医疗组，还是一样的认真。果然，开腹一看，诊断正确。医师小心翼翼地清除了秽物，重新缝合破裂的伤口。手术的时间虽没有第一次长，但李宗仁却倍感不支。那天他从手术室出来，躺在病床上，十来个小时没睁开眼睛，不断轻声沉吟，孱弱得似乎没有了睁开眼皮的力量，只有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大有不起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