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陶尚铭案
前文已经说了抗日杀奸团火烧书局门市部的事件，然而虽然烧了书局的门市部，各个学校还在使用日语课本，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为此非常愤怒。而强迫各个学校使用日语课本的，是日伪河北政府教育厅厅长陶尚铭，他还命令中小学生们学习日语，极力推行奴化教育。
陶尚铭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后在南满铁路局以及张作霖手下的奉天省督军幕府任职。1932年，陶尚铭经张学良引荐，任国民政府河北省滦榆地区专员。1938年，陶尚铭任日伪河北政府教育厅厅长兼任伪天津教育局局长，长期居住在英租界马场道西湖饭店中。
陶尚铭极力推行奴化教育的行为，严重威胁了蒋介石的统治，自然也不能被蒋介石的锦衣卫——军统局所容纳。于是，军统局决定刺杀陶尚铭，并将该任务交给了抗日杀奸团。
在经过一系列的盯梢和侦察后，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终于打听到，陶尚铭每天下午两点多钟，都会走出自己居住的英租界马场道西湖饭店外出办事，于是抗日杀奸团决定，趁陶尚铭下午外出的时候对他进行刺杀。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几名抗日杀奸团的成员装扮成无所事事的富家少爷，潜伏在西湖饭店附近，伺机行动。下午两点多钟，陶尚铭乘坐汽车离开了西湖饭店。几名潜伏的抗日杀奸团成员，见陶尚铭乘坐的汽车开出，迅速骑上自行车跟上了汽车。当汽车行驶进一条人烟稀少、不易掉头的街道后，执行刺杀任务的成员迅速贴近汽车，隔着车窗对准陶尚铭连开数枪，然后迅速骑自行车离开现场。
这里顺便提一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在执行完任务后，大多可以迅速而安全地撤离，这固然少不了军统强大的情报支持，但也与这些成员本身行动迅速、学生气很浓、不易被人注意有关。加上当时社会混乱，大街上杀人、开枪、爆炸频有发生，所以人们对开枪、杀人，也都见怪不怪了。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刺杀陶尚铭时，周围的老百姓不但没有阻拦，反而纷纷闪开一条道路，这使得杀奸团的成员得以迅速逃离，就连巡警们，也都为杀奸团的成员们让了路。
遗憾的是，虽然这次刺杀行动看上去一切顺利，但因为杀奸团的成员行动时使用的手枪威力不够大，子弹穿过车窗时受到阻挡，子弹的方向发生了偏差，最终仅仅导致陶尚铭瞎了一只眼。
后来，陶尚铭深居简出，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再难觅其行踪。陶尚铭后来一直居住在北京，直到1966年才回到老家，1967年因病去世。
丰泽园取命王竹林
1938年12月27日晚，天津，寒风凛冽，大街上冷得连条狗都没有，然而位于中原公司附近的小有名气的丰泽园饭庄却灯火通明。一个身穿皮衣、大腹便便的男人跟几个满脸酒气、衣着华贵的人一边说话，一边走出饭庄的大门，走向停在门口的汽车。这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不是别人，就是天津伪商会会长、汉奸王竹林。
这几个满嘴酒气的男人高声大笑着走向汽车，忽然，汽车旁“噌”地蹿出三名男青年，他们抬手对着王竹林一起开枪。子弹呼啸着打在了王竹林的身上，却没有一颗子弹打中王竹林的要害，王竹林呆住了，转瞬，他扭头就往饭庄里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杀人了！救命啊！”此时的他，只恨爹妈没给自己八条腿，刚才还跟王竹林一起高谈阔论的几个人也吓傻了，顾不得上前救助王竹林，大叫着四散奔逃。
王竹林跑得很快，却怎么也没有子弹跑得快，王竹林还没有跑进丰泽园的大门，身后的枪声就又响了起来。这一次，一颗子弹准确地打在了王竹林的后脑勺上，王竹林应声倒地，三名男青年也迅速消失在暗夜之中。
也许是事情来得太突然，结束得也太快，也许是今晚丰泽园的堂倌儿没往酒里兑水，饭庄里的人，竟然都没有听到门口的枪声。等有人发现王竹林倒在饭庄门口，满地都是血时，那几名枪杀王竹林的男青年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天津各大报纸纷纷报导了这个消息，“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遇刺身亡”。一时间，天津百姓为之沸腾，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对刺杀王竹林的人表示钦佩，也有人对王竹林的死因进行了种种猜测。
王竹林的死之所以引起了轩然大波，主要是因为王竹林在当时的天津颇具影响力。抗战爆发前，王竹林就是天津商会会长，而天津历来是一个商业气息极其浓厚的城市，所以王竹林这个商会会长官职虽然不大，但是极有实权，无论是天津的大小官员还是帮会头目，都要给王竹林一个面子。
天津被日寇侵占后，很多政府官员以及行会首领，因为不愿做日本人的奴才而纷纷辞职，但是也有少数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而当了日本人的走狗，这少数人，就包括王竹林。
日寇在天津组建伪政府后，王竹林先以天津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并担任了维持会委员，后又兼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彻底干起了帮助日本人搜刮中国百姓的勾当。
而天津的大小商户，在闻听王竹林当了汉奸后，都十分愤怒，但迫于日寇的淫威，大多数人只敢背地里骂王竹林。抗日杀奸团里的很多成员，家里都是有名的商户，他们的家长们大都不敢得罪王竹林，很多还与王竹林有经济来往，所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很容易地就掌握了王竹林的行踪，最终策划并成功实施了这场刺杀。
死了忠心的奴才王竹林，日寇和日伪机关自然不乐意，他们勒令天津警方迅速侦破此案，但是天津警方侦查来侦查去，却一点头绪都没有。
天津警方之所以找不到凶手，一是因为军统强大的情报网，为抗日杀奸团成员们的行动做了很好的庇护；二是军统利用自己遍布北平、天津两地的特务组织大造舆论，把伪警察们的注意力全部引到了那些不可能作案或者伪警察惹不起的势力身上，伪警察根据这些舆论，“顺藤摸瓜”地调查，最后却发现，不是查错了就是查不下去了。这样的次数多了，即使有人怀疑抗日杀奸团成员，伪警察们也懒得查了。
更有意思的是，当军统和伪警察们都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王竹林家的太太、姨太太以及王竹林养在外面的外宅，却为分财产打了个天翻地覆。
1939年1月11日，打了将近半个月的王家人，终于决定为王竹林出殡了，时任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的潘毓桂亲自前往吊唁，还以政府的名义为王竹林家拨发了1万元丧葬费，这1万元虽然数额不大，然而王竹林的太太和姨太太却又因为这1万元打了起来。潘毓桂不仅自己亲自前往吊唁，还以政府命令的形式，要求自己的下属都必须参加王竹林的葬礼，同时还命令全市各单位、各学校下半旗三天。于是，王竹林刺杀案还未告破，一场闹哄哄的汉奸葬礼，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王竹林闹哄哄的葬礼，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就在王竹林出殡当天，一群汉奸抬着棺材走在前往墓地的路上，只听汉奸队伍中“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爆炸了，一个汉奸被当场炸死，三个汉奸被炸成重伤，炸弹的威力还差点把王竹林的棺木炸上天。王家人以及前来送殡的汉奸们都被这颗炸弹吓傻了，葬礼也只得匆匆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