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序论 (6)

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

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中日之间，由于现代化程度的差异、地理距离的接近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三种因素互相影响和发酵，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向更为复杂的态势延伸，并于1937年7月最终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种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留日学生的形象塑造上也有鲜明的体现，因为留学生形象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作家心理的载体和意识形态的载体，从留学生形象中，可以看出作家个人感情、文化观念、民族意识和国家立场等诸多层面。对于留学生形象的分析，可以管中窥豹，以小见大，觉察出两国关系的互动和民族情感的变化。

因为留学生形象多为有过留学经历的作家所创作，他们不但亲炙了域外风土人情和思想文化，更主要的是自己作为留学生的一员，从国内到域外，经历了"移位"的生活，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存体验。在现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四十多年中（1896-1937年，1937年因为"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留日活动自然终止了），由于个人的境况和遭遇不同，不同历史时期两国关系不同，因而现代作家笔下所塑造的留学生形象也不尽相同。这些形象许多有着作者的"自叙传"色彩，在凸显留学生形象所蕴含的异国情调的同时，也有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而这种民族情结，恰恰就是作者民族立场的反映和显现。实藤惠秀就曾经说过："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内涵变得异常丰富，并非仅仅记叙为学业而留学的留学史。"

文学反映生活，回应着社会状貌和历史语境的实际状态，但是"批评家并不想把历史简化为文本，而是强调文本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其他社会事实一样），可以为了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加以运用"。现代留日作家创作的留学生形象，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折射了在当时国际秩序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为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并含蓄地表明了中国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民族立场。

根据留日学生形象特征和类型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1）平江不肖生笔下的嫖客和英雄形象；（2）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3）创造社作家笔下的"弱国子民"形象；（4）创造社"另类"作家陶晶孙笔下"东瀛女儿国"中的"中国白马王子"形象；（5）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崔万秋对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形象进行了书写，在他的笔下，中国留学生形象又分化为"救亡英雄"和"投敌汉奸"两类。需要说明的是，从时间上看，鲁迅留学日本在前（1902年），平江不肖生留学日本在后（1907年），但是因为平江不肖生刻画留学生形象在前，而鲁迅则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写现代白话小说，刻画留学生形象在后，所以这种编排和设计既顾及到了形象的性质状态，也顾及到了形象的历时性嬗变。

研究留日学生形象，还可以折射出现代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对日关系，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外关系最重要的方面，近代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无不与日本有关，例如甲午战争、同盟会成立、"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等等，莫不如此。而这些事件，都在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的文学创作中，甚至在其笔下的留学生形象中，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反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作家文本中的留日学生形象就是历史的镜子，留日学生形象的变迁乃是历史变迁的缩影。反之，历史的变迁在留学生形象的塑造上，也有体现和反映。

关于留学生研究的博士论文不多，偶有的几部全都是从具有留学生身份的创作主体方面入手，分析留学背景、异域生存体验以及中外文化冲突对作者文学创作的影响。具体说来，如郑春的《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叶隽的《另一种西学》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近年来关于留学研究的单篇论文已经很多了，甚至涉及各个领域。例如《史学月刊》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近年来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各个方面讨论留学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而关于异域生存体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李怡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和《"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等优秀论文，对于本书的写作，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真正针对现代文学文本中留学生形象的专题研究却很少。就笔者所见，只有任怡在《写作》上发表的《浅析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周文英《郁达夫留学生小说初探》、卢德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沈庆利《道德优越感中的堕落--〈留东外史〉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及李兆忠在《博览群书》、《书屋》等期刊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如《"东洋罪"与"西洋罪"》、《想象的中国白马王子》和《不可救药的误读--读〈留东外史〉》等，总的说来文章虽然有一些，但是不多。

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两位著者针对相关作品有过少许留学生形象分析和主题探讨的内容。但是因为作者志在写史，有着更为宏大的追求，所以不可能对单一的形象问题做到细致入微和条分缕析的深入研究，这样也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另外，董炳月先生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一书，虽然是从文学个案中来透视中日现代文学关系，但因为有些内容和本书的研究相关，其精彩绝伦的论述不无启示意义。本书准备从创作的客体--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自塑的留学生形象"（以日本为中心）这一特定角度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论证，希望能够揭示作为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留学生形象中所寓含的中国人的日本观、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作家的国家立场、民族意识等贯穿整个现代历史的思想问题。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几乎是共时性的。不仅如此，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原动力和语境，后者则常常成为了前者文学的感性的显现。例如平江不肖生和鲁迅笔下的人物（含"假洋鬼子"等留学生形象）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崔万秋笔下的留学生在境外抗日被驱逐回国，并因为抗日走上了"新路"等等，都显示出文学和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民族立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即为"国民文学"，中国现代作家是作为"国民"而展开书写活动的。只不过本书将他们的书写对象置于域外之镜下进行透视和剖析而已，但这无改其精神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