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任《妇女评论》主编的陈望道在给李宗武的回信中说："我以为伊们能在外国促起男子丢脸的羞耻心，正是伊们绝大的功绩"；"我们希望以后一切尽是天足，不再有小脚到东京去的热烈，正和希望一般日本留学生不再贩军阀主义从东京来一样"。在这里，陈望道也表达了对中国女性缠足的否定，对天足的期许，当然也有对国家文化昌盛的盼望。
鲁迅有些文章堪称李宗武信中观点最好的注脚，例如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写道藤野先生"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范爱农》中，新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一双绣花的弓鞋"，结果在横滨海关接受检查时，让日本关吏从衣箱中翻出了这一"国粹"，并带有猎奇意味地欣赏了一番，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国家立场和民族意识便使他感到受不了，"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
与对中国女性小脚的否定相映成趣的是，周作人初到日本时对日本少女乾荣子的天足产生了美好的印象。周作人初到日本时寄宿在伏见馆，"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给客人搬运皮包，和拿茶水来的。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对于周作人而言，在国内触目所见的都是缠足的女子，而初到异域就见到了日本少女的天足，这对他无疑有着一种陌生化的"震悚"效果，并且从中看出了日本文化"天然"与"简素"的特质。乾荣子让周作人终身难忘，为此还与羽太信子发生过龃龉和冲突，其众多笔名之一的"子荣"，就难脱与"荣子"的干系，暗示出了他某种心里隐秘。
这一最初印象，周作人"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并由此发展出对于日本文化中"衣食住"的热爱。经过域外生存体验，周作人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在表达对日本女性天足热爱的同时，有意无意中又强化了对中国女性缠足的嫌恶。他曾经说过："我所嫌恶中国恶习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当时的周作人可是"民族主义一信徒"，颇有复古思想倾向，而作为一个有着自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的中国人却对域外文化由衷的赞美，对本民族的缠足文化则给予无情的批判和否定，无疑只有一种解释：说明了小脚文化是反人性的，彻底丧失了合法性的支持。周作人曾经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对传统"小脚文化"进行抨击，如《天足》、《闲话四则》和《男子之裹脚》等都是代表。
二、身体与冒犯策源地
在当时国际秩序中，中国是弱国，而"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的微弱是没法叫外国人能敬重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是肩膀齐为兄弟，小老鼠是不用和老虎讲交情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拜访"黄文汉时，特意只"穿一件白纱和服，并未系裙"。在日本人的礼俗中，访客不系裙为不敬。在世人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民族，待人恭顺而谦逊，其热情鞠躬的礼仪就是直观的表征。一般说来，日本人讲礼很注重道德动机，要求纯粹是"情动于衷"地对受礼对方以应有的尊重，"如果礼貌只不过是害怕有损良好的风度时，那就是微不足道的德行了。与此相反，真正的礼貌应是对他人的感情的同情性关怀的外在表现。它还意味着对正当事物的相应的尊重，从而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地位的相应的尊重"。并强调"由于尊重他人的感情而产生的谦让和殷勤的心态，构成礼的根本"。对照日本人的礼仪规范，日本军人访客不系裙，无疑是"明知故犯"，有意流露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侮辱。由此可见，日本人为了遂其阴暗心理，有时候居然做出违反基本道德的举动来。
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在国外一般都严厉约束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留日学生中广为流传的《留学生自治要训》就是具体的证明。在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木马》和《绿霉火腿》等小说中，有不少内容写到中国留学生违反"自治要训"，目的是为了发掘民族习焉不察的劣根性以进行国民性批判；而在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中，黄文汉故意违反"自治要训"，则凸显了大中华意识和中国立场，并且和中村清八违反基本道德伦理相映成趣。
在《留东外史》第九章"莽巡查欺人逢辣手小淫卖无意遇瘟生"中，写到黄文汉和郑少畋从万花楼回来时，时辰已晚，连末班车都收班了，他们没有钱雇车，所以只好步行回家。因为下过雨，街上满是积水，黄文汉穿了一双木屐，在水里行走极不方便，于是便把木屐脱了提在手里，打赤脚走在大街上。而当时的日本，因为要显示其"文明"和"现代性"的一面，把在公共场所打赤脚视为"不文明"的行为，禁止在公共场所打赤脚，假如违反的话，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黄文汉这种冒险的举动，郑少畋担惊受怕，惴惴不安，但是黄文汉却有一种明知故犯的冲动，执意要"倒行逆施"，冒犯日本"文明"的风习和法律，颠覆日本在国际格局中的秩序，教训一下日本警察，同时也以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来确证自己的存在。
当他们走到神田町的时候，果然被一个"素来欺中国人惯了的"日本警察叫住了。这对瞌睡找不到枕头的黄文汉来说，正遂了他暗中的期待：
黄文汉因要到家了，心中高兴，越显精神，故意用脚踏得水拍拍的响，那警察那里看得中国人在眼里呢？便大声喝道："站住！"黄文汉见这警察凶恶，知道不免口舌，陡然心生一计，反将木屐的纽子扭断，从容不迫的走了拢去，满面笑容的说道："足下叫住我们，有何贵干？"那警察气忿忿的指着黄文汉的脚道："你难道不知道法律吗？怎么敢公然打着赤脚在街上走？你们中国下等社会打赤脚，没有法律禁止。既到我日本，受了文明教育，应该知道我日本的法律，不能由你在中国一样的胡闹。"
在日本警察的逻辑中，中国属于"下等社会"，所以中国人才会打赤脚；日本社会在公共场合禁止打赤脚，是"进步"和"文明"的标志。而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领土上打赤脚，无疑是应该禁止的"胡闹"行为。日本警察的自我本位主义和日本式的"东方主义"，在此暴露无遗。打赤脚的中国形象，成为了日本对中国属于"下等社会"的一种"集体性想象"。有论者说过，所谓的"异国形象"都是"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而这些都是主观向往相异性所特有的。因此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作了它（或赞同、宣传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空间"。日本警察对中国的态度就具有很明显的丑化和贬低的倾向，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由是否打赤脚，被赋予了"下等"和"上等"、"落后"和"文明"的等级秩序的意味。黄文汉因为在大街上打赤脚，无疑构成了对日本"文明"法则的冒犯，自然罪在不赦。
但正如小说回目所示，既然被称为"辣手"，则证明黄文汉绝不是省油的灯。他故意"将木屐的纽子扭断"，早就找好了客观的借口，以便在日本警察干涉时，准备顺便将计就计地教训一下欺人太甚的日本警察，杀杀他的气焰，让他对中国和中国人保持应有的尊重。小说中叙述者不无欣赏地这样刻画了黄文汉的"刁蛮"：
黄文汉等他说完了，望着那警察的脸，端详了一会道："你几时学了几句法律，就居然开口也是法律，闭口也是法律？你就讲法律，也应该问问犯罪的原因呢。假使人家起了火，逃火的打双赤脚跑出来，那时候你难道也能说他犯了罪吗？"那警察怒道："你家里起了火吗？你有什么原因？就有原因，你的违警罪也不能免。你且说出原因来！"黄文汉将木屐望警察脸上一照道："你看，这断了纽子的木屐，请你穿给我看。"警察望了一眼道："这理由不能成立。纽子虽断了，你有修理的责任。"黄文汉道："我又不曾开木屐铺，这早晚叫谁修理？"警察道："不能修理，就应叫车子。难道这早晚车子也没有吗？你分明是个刁顽东西，有意犯禁。
"黄文汉道："我有钱叫车子，还待你说。我从此处到家里，还有里多路，你就借几角钱给我叫车子回去，免得又遇了警察难说话。"警察更怒道："你这东西，说话毫无诚意。虽说无钱坐车，你也应知道打赤脚在街上走，为法律所不许可，何以见了我，不先报告理由，直待我将你叫住，你还要左右支吾哩？"黄文汉道："我也因你这东西说话毫无敬意，故没有好话和你说。你说我应该先向你报告理由，我问你，从京桥到这里，路上有多少警察？若一个个去报告理由，只怕报告到明天这时分还不得到家。你这种不懂事的警察，在我中国下等社会中也没有见过，亏你还拿出那半瓶醋的法律来说。你这种态度，莫说对外国人不可，就是对你日本人也不可。你今晚受了我的教训，以后对我们中国人，宜格外恭敬些才对。"
在中国留学生黄文汉和日本警察冲突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和日本的矛盾；在身体与戒律的冲突之间，国家观念和民族立场便从中凸显了出来。由于日本警察"素来欺中国人惯了的"，所以黄文汉有意碰钉子，顺便教训他一下，让他以后对中国人"宜格外恭敬些"。对此可以理解为在受尊敬和被欺侮之间，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场等级秩序的争夺和较量。中国留学生和日本警察都想竭力地"矮化"对方，尽量抬高自己国家的地位，或者说都竭力把自己置于中心地位，而把对方尽量边缘化。日本警察依恃所谓的国家法律，狐假虎威；而黄文汉则明知故犯、采取牺牲个人道德的形式，义正词严却又百般无赖地训斥日本警察。在作者貌似实录般的客观公正、毫不介入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出"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不肖生对于这种无赖式的抵抗赋予了民族主义的合理性。
当然，在这场由赤足引起的风波中，黄文汉不但教训了日本警察，而且上演了徒手夺刀的好戏，以"占优胜已占到极点"的方式结束了对抗。而日本警察只有等他们走远了之后，才忿忿地骂了句"痞子"，并阿Q似地咕哝道"以后教你知道我的厉害"便完事。在这场由中国留学生明知故犯挑起的冲突中，作者把黄文汉塑造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的角色。尽管黄文汉大获全胜而归，但是他这种对日本的反抗，终究只是一种"补天似的反抗"而已，虽然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但是却无法改变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无法改变中国人整体上被歧视的地位和被欺凌的命运。
不过，日本军人存心侮辱和蔑视中国人，而中国留学生故意冒犯日本风习和法规，他们都以身体为策源地，并不惜牺牲基本的道德准则，两者比较起来，可谓具有一种"身体互文"性关系。日本军人对于自己的习俗肯定心知肚明，而黄文汉留学日本，"入其国，其教可知"，本应入乡随俗，尊重日本法律，但是却明知故犯。他们这样不约而同地"反"动，只能说明身体已经意识形态化了，成为了政治伦理的"载道之器"，一举一动都体现出国家观念、民族立场和身份意识。特别是黄文汉，作为作者认同的一个人物，其身体中蕴含了某种革命性和反抗性的能量，在小说中被赋予了"反者道之动"的内涵，体现了作者意识形态对于身体的巧妙征用，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鲁迅在《以脚报国》一文中说到杨缦华女士游欧时，以自己的脚现身说法破除了比利时人对中国固有的刻板观念和负面想象，从而达到"以脚报国"、为国争光的功效，同样，黄文汉以脚警戒日本警察，应该说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