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在他的文章中讲述了长江村的故事：长江村在一次山体滑坡中惨遭横祸。304户村民中290户的房屋被推入江中，他们一夜间全部成了难民。他们因此提前成了三峡移民：“因为是在新的滑坡上建设家园，因为有刚刚失去家园的切肤之痛，长江村村民们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干劲与热情、智慧与技能。……长江村人先用板车或拖拉机将土运至滑坡体边缘，再用人拉肩扛一担一担地往山上运土，然后一撮一撮地填到坑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长江村人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硬是在废墟上造出了600余亩梯田。当长江村人第一次在这些岩体上收获长出的金黄色柑橘时，北京传来三峡工程即将上马的消息。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叹息：三峡水库一建，就意味着长江村人用5年心血造就的新地又要被江水淹没。他们又要重新拾起扁担和簸箕，进行新的家园建设。”这一状况用文字叙述并不难，但是，如果身临其境置身其间，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后来，长江村人重新在三峡工程确定淹没的水位线，在新的岩体上以当年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方法，开垦出了400多亩新地。时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李伯宁高度评价了长江村的精神：“长江村精神是真金！”这仅是各个库区移民精神的一个片段。但从这个片段中反映了我们民族在重大事务面前、在国家民族整体利益面前的坚忍、顽强和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意志与伟力。在《中国治水史诗》中，作家们类似的文字比比皆是：三峡边上与治水大军为伴的王作秀，海河水灾中被水围困几乎致死的张连璧、叶道纶，沱沱河上一军一民的两家守望，镇长葛木初九死一生的水中历险，科技工作者赖纯久舍富贵从水电的坚定，基层干部戴业成、李守义严正的淮河警告，还有抗洪抢险中那些不知名的解放军官兵、武警战士，等等，共同谱写了民族精神的壮美诗篇。他们同样是《中国治水史诗》中的英雄和主角。
作家雪漠参加了本书的写作，后来他在《从中国治水史诗谈文学的不朽》中说：“我想，真正的文学，除了文学价值本身的追求之外，还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文学要在无常和变化中寻找永恒。我们的肉体可以消失，我们的精神却可以依托文学传承下去。我们希望能多创造几次像《中国治水史诗》这样让个体介入人类存在的机会。第二，文学要在虚无中建立存在。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成了记忆。而记忆的消失，像风尘中逃跑的一条黄狗，我们很难追上它。但我们却可以利用文学，在虚无之中，建立一种岁月毁不了的存在。《中国治水史诗》留给世界的，就是一种被文学定格的存在。第三，文学要在虚幻中实现不朽。大自然可以毁灭一个城市，一场战火可以毁灭许多建筑，一场地震也可以毁坏无数的水利设施，但这世上，还会有一种岁月毁不了的东西，这便是《中国治水史诗》中承载的某种精神。”他说得很好。
三、当代性与文学性
“史诗”原本是在历史叙述中的英雄颂歌。比如《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传》等。《中国治水史诗》当然做到了这一点。但任何历史的书写，都着眼于当代，所谓“以史为鉴”正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治水史诗》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的当代性，在于它对国计民生的深谋远虑。我们有过无数的治水英雄，从高官到平民，这些本书有甚为翔实的书写。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历史还是当代，水患成了我们民族的心头大患，我们因一个水字吃了太多的亏。在我看来，这部大书的真正意义，不止是治水英雄的赞美诗，不止是华夏水利业绩的英雄谱。它的真正意义更在于当下和未来的国计民生；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治水史诗》毕竟不是一部专述中国治水史的学术专著，它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就要有文学性，只有具有文学性，它才会更具感染力和情感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治水史诗》的价值我们又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谈论：
第一，对水危机意识缺乏的揭示。人尽皆知的是，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资料表明：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仅2002年，全国淡水取用量达到5497亿立方米，大约占世界年取用量的13%，是美国1995年淡水供应量4700亿立方米的约1.2倍。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闹水荒，80年代以来，中国的水荒由局部逐渐蔓延至全国，情势越来越严重，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已经带来了严重影响。这种情况对某些局部省区来说更为严峻。焦祖尧在《大河走高原——引黄入晋工程素描》中报告：山西十年九旱，天下共知。“山西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来源是降雨。河川径流量与降水直接有关。全省平均年降水量仅有534毫米。天上降下的这点雨，山西人能用了也好，实际上大部分都流入了黄河。从南到北的一千余公里中，有偏关的偏关河、汾河等13条干流河道入注黄河。山西降雨大都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雨后洪水挟带大量黄土流入黄河，每年流入黄河的泥土达5.4亿吨。”山西只有超采地下水，于是便发生了恶性循环。一方面是水的紧缺，一方面是没有节制的浪费。在这篇文章中，焦祖尧引用了这样一个材料：世界银行对引黄工程进行考察期间，引黄指挥部编印了多期《每日快报》，其中有一则报道，标题是《库切尔幽了山西人一默》。大意是某日下午，世行专家库切尔在谈罢山西在水资源紧缺的状态下如何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他们下榻在山西大酒店，房间里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一天到晚都漏水。作为房客，他们只需交房费就行了，耗水多少与他们无关；这不同于打电话和用餐，打电话以分钟和距离计价，用餐以菜的品种和数量计价，房间里耗水多少都不会与他们算账。“可是先生们……”。这也可能是一则笑话，但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水资源严重浪费的程度，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肯定不是个别的。责任不止是制订大政方针，它更在细枝末节的落实上。因此，强化全民的水危机意识好节约用水，应该比找水治水更为迫切。在《中国治水史诗》中，对水危机意识匮乏的揭示比比皆是。因为这个危机比水危机本身更可怕。
还有，张炜和李亦在《大河徙——黄河口笔记》中报告说：在黄河入海口的“孤岛”上，曾有一大片野生树林，经过不断地人工植树，在海边上形成了近20万亩规模的大林场。这林场对入海口的生态影响巨大，她不仅养育了万匹良马，还有效地阻止了海潮的侵蚀，是海口地区阻挡海风的大屏障，也是百万人的天然氧吧。经济大潮袭来时，杨、柳、槐、榆等没有多少经济价值的树就得靠边站了。它们被连根拔起弃之河滩，取而代之的是桃、梨、杏、苹果、核桃、山楂等所谓的经济树，经济树并没有带来经济效果，而“孤岛”上的这片绿色却慢慢消失了。无奈，又建起了酿酒厂，曾经芳香四溢的林场，就只有刺鼻的酒糟味了。这个报告说明的是环境危机意识的匮乏。水资源的保护，最重要的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在那些愚蠢做法面前，眼前利益就这样将环境毁掉了。
就在我写这篇评论的时候，2011年3月31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会议强调：
力争到2030年，使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趋于良性循环，城乡环境清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征、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将青藏高原划分为生态安全保育区、城镇环境安全维护区、农牧业环境安全保障区、资源区和预留区等其他地区，并制定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二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等1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点，强化草地、湿地、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治理，加强土地整治和地质灾害防治，提高自然保护区管护水平。三要加大环境污染防治力度。优先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治理，全力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四要提高生态环境监管和科研能力。建设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完善法规标准，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执法能力建设，严格执法监督。五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积极稳妥地推进游牧民定居工程，实施传统能源替代。
这篇报道振奋人心。国家的具体规划和文学家的生动揭示，一定会改变我们水资源危机意识匮乏的现状。
文学性，是决定这部“史诗”是否是文学作品、是否能传之久远的前提。参加写作的作家均为我国著名或知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功力决定了这部大书的形象和生动。即便上述我从其他角度评论这部作品的时候，那些具体的引证也从不同方面证实了《中国治水史诗》文学性的无处不在。限于篇幅，我不再具体分析。读者自会从中读出它的文学体会。
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是一件惠及当代、利在千秋的盛事。同时，这部作品的出版，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中国文学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失去联系。中国作家的热血与良知，就这样激荡在他们的襟怀间。
（本文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