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许许多多观念不同的登山者，谱写了世界上这些同样悲壮，但又各具风采的登山史。数不尽的登山者一代又一代向一座又一座高山走去，也如同历史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在向明天走去。真正的登山者，是那些具备着反思和忧患意识的登山者。
在山上的大本营，近在咫尺，天天相见，但最陌生的还是日方队员和工作人员。
A组的几名队员已上山去建营地了。B组的山本笃等人还在，他们的帐篷紧靠着我住的帐篷。由于语言不通，相互见面也只是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我发现大本营所有的人，除翻译和联络人员之外，都不怎么去日方的帐篷，而日方的人员也不怎么来我们的帐篷。
这似乎和山、和自然的和谐不太协调。
想一想也是必然的。双方的文化、观念、生活习惯等都不太一样，再加上语言障碍，双方接触的难度自然较大。
可两个国度，两个不同民族的登山者，还是走到一起来了。自1980年我国喜马拉雅等地的部分高山对外开放以来，日本的登山者来得最多。这一点，对于因日军侵华战争而造成的一段难忘历史、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伤害的双方促进和平，增进了解，加深友谊，都是十分有益的。日本许许多多的登山者，都和中国登山者成了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这也是两种文化在悄悄地碰撞和相交。
尽管，双方都属于东方文化，具有东方民族的共性，但各自的个性也十分突出。
我感到，我们双方由近似的传统文化带来一个共同点：对功利的追求有些过分。功利是体现人生价值的一个方面，但过分了，就是一种不幸的缺憾了。这苦涩的滋味，我们都品足了。
登山是一种文化，文化的碰撞说到底还是观念的碰撞。
对于登山的理解，各国登山者有共同的东西，更有差异很大的认识，这才显出了“世界”这两个字。正是许许多多观念不同的登山者，谱写了世界上这些同样悲壮，但又各具风采的登山史。数不尽的登山者一代又一代向一座又一座高山走去，也如同历史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在向明天走去。真正的登山者，是那些具备着反思和忧患意识的登山者。是的，我们曾经傲然挺立在世界的肩头，当全球所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来到我们脚下的时候，人的自豪和光辉是多么的耀眼。但是，由于自身观念的偏颇，我们又留下过多少谬误和遗憾？对山和大自然，我们真正地认识了吗？许多登山者，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向雪山，向自己，更是向自身的观念挑战。
一部登山史，是辉煌的，也是遗憾的。
认识这一点，正是为着人类不尽的辉煌。
在攀登南迦巴瓦峰之前，我代表《山野》编辑部和中国登协的领导一起，同日本《读卖新闻》社及日方有关人员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商讨有关这次登山活动的事宜。商讨中，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上出现了争论。那是关于南峰地形图的绘制问题。日方想坚持按国外的地图绘制，我方坚决不同意。这一点，我方认为涉及到我国的主权问题，根本不容考虑。他们只好作罢。
其实，几乎所有日方真正的登山者，都是优秀的。这在于他们突破了自身的很多束缚。
在南峰大本营，我采访了日方年轻的队员山本笃。
“你为什么这样喜欢登山？”
“在山里，能寻找到童年的梦。”
“你想到过危险，甚至死亡吗？”
“我不去想。我认为有危险，但我能闯过去。”
“请原谅我这样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闯过去，如果那悲剧真的来了，你认为值得吗？”
“我相信自己，那一刻不属于我。如果真那样，我最大的遗憾是还有很多山不能去登了。”
“谢谢你这样回答我！谢谢！”
“童年的梦”，多么超然而又深深地渗进真正的登山之中。
日方队长重广恒夫，坚韧、固执、刻板，甚至过于刚愎自用。他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命令式的，你若提出的意见和他相悖，他便会连珠炮一样问你：“为什么？”“依据呢？”“拿出计划来！”“如果就按我的计划办为什么不行？”……但是，当你真的说服了他，他就会严格执行，并对你佩服不已。他已43岁，登上过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1984年，他登上了海拔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并沿着山脊从南峰走到北峰，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在8000米以上的山脊纵走。他的登山条件不好，速度很慢。但是，他只要有一口气，便不会停步。途中不管他用了多长时间，你总会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到达了目的地。1988年，中日尼三国横跨珠峰时，他是日方的攀登队长。就在几个月前，他因为在一次三角翼滑翔时摔断了右腿，竟临时在腿里打上钢板，拄着拐杖来到珠峰。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亲自登上了珠峰海拔7000米的北坳，在那里指挥突击……一个真正的、山一样坚强的男人。
大西宏，和山本笃一样年轻，仅29岁。他自幼便迷上了登山，后来在大学成为山岳会的第一主力。一进了山，他便高兴得无拘无束，连训练时也是在山上边跑边喊。藏族队员都佩服他的实力和热情，亲切地称他“牦牛”。他的精力过于旺盛，人又极勤奋。一到营地，他就整理物资，搬搬运运，没有闲着的时候。再苦再累，他也不用别人帮忙，完全靠自己。
山一般的活力，一个可爱的青年。
还有许许多多世界一流的日本优秀登山家。
被称为“亚洲人的骄傲”的山田升，是我们很熟悉的日本登山家。1988年中日尼三国横跨珠峰时，他是完成此壮举的唯一的日方队员。但是，我国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亚洲第一个向全球14座最高峰挑战的人。他立下宏愿，要登上海拔8000米以上的所有14座山峰，并在冬季登完世界五大洲的最高峰。结果，8000米以上的高峰，他登完了九座，在1989年2月攀登北美的麦金利峰时，遇到摄氏零下40多度的严寒和暴风雪，不幸和同伴一起遇难。日本山岳会发誓要找回这个优秀的儿子，派出的搜索队顶着暴风雪找了一个多月，才终于找到了他的遗体。他遇难的地方，与五年前另一名最优秀的日本探险家植村直已遇难的地点竟基本相同。
斋藤淳生，60岁，登上了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
田部井淳子，1975年从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站在珠峰上的女性。那年，她已35岁。在海拔6700米处，雪崩将她活埋了六分钟。她后来说：“在雪里，我一点儿也不敢动。突然，三岁的女儿出现在眼前。那一刻我想，如果我死了她怎么办？我必须活着！为女儿，为自己，为所有的人！”她的目标，是登上169个国家的最高峰。
1991年秋天，就在我们攀登南迦巴瓦的时候，日本又一著名的登山家、被称为”欧洲北壁三冠王”的长谷川恒男，在巴基斯坦攀登乌尔塔峰时遇雪崩蒙难，年仅43岁。他也来中国攀登过珠峰。这个开玩笑说过“老婆可以换，登山的伙伴永远不能换”的勇士，留给人们的登山体会是独特而有价值的：“讲登山，我最不喜欢‘征服’二字。进山，是去感谢自然，崇拜高山。登山呢，是去向自然学习，去发现连自己都不太了解的自己。我的座右铭是‘二人登山，多人喝酒’。山是有波长的，我喜欢它，因为我发现我的波长和山一样。不应是想登山了就去登，而应在山的情绪好的时候才去登。我喜欢登山已27年了，我的朋友之中，已有25人在山上遇难。人总是要死的，重要的是以什么方式去死，死前你做了些什么。登山者在山里死去，是最好的归宿了……”他的妻子也是个登山爱好者，两人是“以山为媒”的。夫妻两人还有一个约定：无论两人谁先遇难，都不要去找遗体。因为那会给不少人带来危险。这一点，妻子违约了，她找回了他。使妻子难以置信的是，他遇雪崩滑坠了足有1300米，遗体竟全然完好……我非常喜欢长谷川的这一段话。这是一个早已融进山的智者之精灵。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专业的登山队，大都是业余的登山爱好者，但他们的文化素质又相对很高。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深思的。日本每年有无数人到喜马拉雅山，大多数人是靠辛勤劳动积攒下的经费，倾其所有来登山。不少人登完山一回国，便被原公司辞退了。好在再找一家公司不是难事，等攒足了钱又进山了。
我国呢？
腰缠万贯的人越来越多起来，而真正走向山野的有多少？登山探险，对不少人来说是不屑一顾的，他们宁愿累死在灯红酒绿之处或麻将桌上。我们有热爱自然的传统，但那多是田园生活式的牧歌，交织着我国文明长期延续的家族观念。其本质，勤劳俭朴，又封闭保守避世。人类秉性里的随遇而安、知足长乐与可怕的停滞和退化，一直困扰着我们。那么，祖先从原始森林中走出来，曾给过我们的那些开拓生活的勇气和魄力，那种豪爽、雄心、参与意识和英雄胆略，到今天，我们已丢失了多少呢？
改革开放后的这么多年里，又一个机会到来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出现了一支支代表着崭新希望的登山队。
云南，出现了中国第一个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山野之友协会”……全国无数的民间登山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大自然和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