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常熟服装城调查，当他看到古城边的农民们仅用几年时间，就在自己的菜地里和水塘上建起了一个超级服装市场，每天五彩缤纷、热闹非凡的场面，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常熟商场，购物天堂”8个大字。
与当时的商场相比，今天的服装城远远超过了几倍几十倍。而今的常熟，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来此的外地人，如果你问他一声到常熟哪儿最值得看一看，哪儿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你所能听到的已不再是郭建光唱的“芦花放、稻谷香”的阳澄湖和阳澄湖里的大螃蟹，以及阿庆嫂的“春来茶馆”了。（不过你初次到常熟的话，一定要尝尝阳澄湖大螃蟹，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味。茶馆也是常熟的一大特色，取之当年姜太公钓鱼的尚湖之水，再泡上虞仲圣贤留在虞山顶的那片无污染茶叶，喝它七七四十九壶，然后天南海北胡吹一通，那感觉可是在靠自来水对付宾客的北京一些茶馆里绝对找不到的。）你所听到的肯定是“服装城”。
是的，常熟的干部口中现在有句名言，他们称自己这儿“抗日战争出了个‘沙家浜’，改革年代出了个服装城”。昔日的“沙家浜”和今日的服装城，永远是常熟人心目中的两座丰碑，也是他们常熟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营造的两座丰碑。
“沙家浜”的革命斗争史，给中国革命提供的是一种适合苏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模式；服装城的创建实践与成功经验，给今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是一种适合乡镇条件下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模式。
仅就这两点，常熟人就足可以在13亿中国人面前挺起胸膛。
然而他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常熟服装城无论从规模、销售额，还是它在中国服装界已有的声望和影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可为了给服装城取得一个“中国”字头的牌子，市里、商城里的干部不知往南京、北京跑了多少趟，但结果依然不行，原因大体是中央有文件规定，带“中国”字头的单位和企业，必须是国家或国家直属的单位和企业。一句话，你常熟是地方上的“小弟弟”。对此，常熟人不必懊丧。
其实他们没有懊丧。他们照样在服装城几处最繁华、最醒目的出口处，挂起了巨幅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和另一位副委员长李锡铭书写的十分苍劲有力的“中国服装城”5个大字。据说，对此上至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李鹏总理，下至中央各部委大员视察常熟时，当看到这赫然醒目的“中国服装城”字样时，不仅没有表示疑义，相反脸带微笑。
常熟人心头放下了秤砣。
事实上，他们没有放不下心的。打服装城成为远近闻名的市场以后，他们一直把它当做在本地执行邓小平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搞市场经济的一块“丰产示范田”，在认真细致地耕耘运作着。
--这就是始终贯彻百分之百的办市场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自主、平等、公平、竞争，能让人放放心心安安全全地赚钱。
常熟人明白，“中国”字头的牌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没有内容的牌子早晚是要倒下的。（值得一提的是常熟服装市场成功后，周边的大市小市和一只只大小“老虎”后来也办起了“某某服装城”、“某某纺织城”，有的一上来就高高地打出了“中国”字头，可最后还是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诚然，在当今中国出现办“市场热”的时刻，那些饱受失败之苦者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地学一下常熟人办市场的经验，似乎太有必要。我曾经用下面的文学语言对他们的经验作过如下总结，即：
由自己想赚钱到先让别人赚钱；
由自己也能赚钱中先尽可能地让别人赚好赚足钱；
由自己也能躺在已赚的钱上享福到办更多的事，让别人赚永久钱赚升值钱；
最终实现自己和别人的共同赚钱。
像这样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傻到家”的生意经，恰恰正是常熟人与其他地方的人经营市场的不同之处。这除了他们特有的悠久地域文化所培养起来的那种“礼教”式的待人宽容和皆富则安遗风外，更深层的意义是他们那些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把立足点放在“先富民，再兴邦”上。因此，他们紧紧抓住了“中国”牌子的实质内容，这就是：
建立一流市场的要素之一：公平与自由。
汽车站“十字路口”的琴南乡的那帮常熟人，开始办服装市场是为了自己能赚钱才起起劲劲办市场的；风景秀丽的虞山脚下的坐在办公室的那些常熟市长、书记们，开始也是为了市里能赚钱才起起劲劲支持琴南乡办市场的。为振兴一方经济不想或不主动赚钱是假话，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同是赚钱却有不同的目的与境界。常熟人在兴办服装城时体现的第一种精神便是：由自己想赚钱到先让别人赚钱。这对视利益为生命的农民来说，是件十分困难和痛苦的事。然而常熟服装城从开始创建至今的整20年间，作为所在地的原琴南乡的农民们包括后来的常熟全市百姓，都经历过在利益面前是先让自己富还是先让别人富的困惑和痛苦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们曾经作出了许多可贵的牺牲。
有一件事，当地农民和常熟百姓记忆是深刻的，那就是服装城的摊位问题。
创建初期，从“马路市场”转向规范的集市时，大伙儿集资兴建的市场不仅出现负债，且摊位根本没人要，于是那时的摊位只能靠分配给农民和干部们。这种情况发生在1985年“招商城”创办后的最初几年。到了80年代末，服装城的境况完全出乎常熟人的意料。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服装城的生意之红火以及自身发展速度之快是谁都想象不出的。做生意的人形容道：谁屁股占了个摊位，谁就像坐在了一座金山上；谁在服装城内插上一足，谁就等于跑进了自己的银行。那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服装商像潮水似的涌向常熟，昔日5毛一天也租不出去的摊位，此时轻松一倒就是成千上万元，好的市口摊位、门市甚至翻到几万几十万。不少前一天讨媳妇还要借钱的农户，一夜醒来便成了百万富翁……
市场摊位与门市的占有，使当地百姓和外地生意人在利益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本地人的摊位、门市是分摊来的，或者是“走后门”批条子来的，成本低廉。而外地老板是出高价租来或是高出租价几倍甚至几十倍，从当地那些有摊位却无人从商的村民、干部手中倒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必然会挫伤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也最终影响市场正常发展。
1994年春，一位决策者提出：从现在开始建造的所有摊位、门市，全部实行公开拍租，一律停止村镇、机关单位对村民特别是干部的“人头分摊”。
这位决策者就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到服装城兼任“第一把手”的徐国强。对服装城内的常熟人来说，他们并不陌生徐国强，因为在他兼任服装城“第一把手”之时，他还是服装城的主管上级--虞山镇的“第一把手”，同时他还是虞山镇的主管上级--中共常熟市委副书记。派这样一位大员到服装城任职，单就这一点可见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程度。
当徐国强把这一决策在服装城一公布，服装城内简直炸开了锅。可是那些外乡人虽然没几个认识徐国强的，听说这一决定后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位懂市场经济的好决策人。”而一部分当地村民及一部分干部则急红了眼，说他这样做，不是存心跟咱本地人过不去吗？好，如果他坚持要这样做我们也就叫他过不去。
1994年7月骄阳似火的一天，徐国强书记来到“招商城”，一群村民真的把他团团围住了，之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形成了数百人的围攻势头。从中午一直堵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村民们想问个明白，为什么要把常熟人手中的金饭碗捧出去分给外地人？
“道理非常简单：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公平竞争。以往把摊位按人头摊分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势必影响服装城的发展。服装城发展不起来，最吃亏的要算我们常熟人自己。”徐国强说。
村民问：“前几年办市场刚开始搬家拆迁、征用土地，甚至有的祖坟也迁了，吃亏的是我们，现在眼看我们也能赚钱了，可又把金饭碗捧出去分给大家一起吃，这叫啥道理？”
“这叫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徐国强回答道，“市场市场，先得建场，然后方能有市。如果按老办法分配摊位，中间炒来炒去，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形成市场，还造成许多不正之风。如果把市场比作一个笼，那么客商则是鸟。有笼没有鸟，或有鸟没有笼，就等于我们没市场。再说，摊位公开拍租，面对的是所有人，对外地客商有好处，我们本地经商者同样可以公平竞争嘛！”
吵吵嚷嚷了一天的村民们听了这番话后，顿时静了下来。顷刻，又有人站起来问：“徐书记，我们可以把摊位让出来公开拍租，但干部手中的怎么办？”
“一视同仁。”徐国强在这一点上回答得特别肯定。
“可据我们所知，前几天有干部听说徐书记决定要对摊位一律实行公开拍租时，就赶忙先为自己捞了好几个摊位。”有村民揭发说。
“谁？你们把名字告诉我，只要查实不管是谁，一律退出。”徐国强掏出笔记本，神情极为严肃。
“村支书。”
“查！如果属实，不仅要责令其将摊位全部交出，还要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徐国强特别强调。
群情一片振奋。有人冒出一句冲话：“徐书记，如果有人揭发你不公正或自己有摊位咋办？”
“有一罚十。如果谁发现我徐某人或亲属在摊位、门市分配上做手脚，谁就有权不让我徐国强进服装城一步！”
“要是镇上、市里干部来要摊位，徐书记你咋办？”
“同样对待。总之，一个也不准走后门。”
“……”
3天后，徐国强再次来到“招商场”，当即宣布了那天向群众许诺的3件事：原湖泾村党支书停职检查，对所拿的10个摊位全部退回。市场的新摊位、新门市拍租方案交群众讨论；对涉及村民环境卫生、劳力安置等实际问题，采取具体的解决措施。
一个久积的难题，一场利益的冲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化解，服装城也因此获得了质的飞跃：大批客商因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拍租中获得摊位、门市的经营权后，纷纷在此“筑巢下蛋”，由此给服装城生意带来空前繁荣。这里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1992年前，市场内的经营者常熟本地人占多数，外地人仅占少数；如今，外地人占70％，本地人占30％。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说现在本地经商人少了，而是从商人的总数结构发生了变化，外地人在常熟市场上赚的钱要比本地人多得多。其次，1992年前，市场的年营业额10多亿。如今已到200多个亿。服装城的税收和利润也由1992年的4000万元，到现在的两亿元。
有人现在评价当年的“拍租摊位、门市”一招，盘活了整个常熟服装城。而徐国强说，这只是我们市委包括具体办市场的同志在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一着棋而已。20多年来，常熟干部们为了保证这块市场的绝对“公平与自由”，是实实在在花出代价与努力的。早期他们这样做了有人把“告状信”写到所有中央、省的主要领导与部委那里，因此也引出了一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争论。争论的结果证明他们走的路没错。应该指出，在当时有人对“完全自由式”的商市提出疑义本身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历史就是在这种反复认识中前进的。
前一段时间，突然有两位北京人闯进我的办公室。他们一见面就说要谢谢我，这使我大惑不解。北京朋友笑了，说我们是看了你的大作才到常熟服装市场搞起服装生意的，现在赚到了钱，所以来表表心意。我听后也恍然乐了。前阵子我的另一篇专写常熟服装城的报告文学《商市在常熟》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后，这已经是第三拨人找到我了。
“你的文章没瞎说。”北京人直率得有时让人受不了，其中的一位小伙子冲着我就出言道，“我们到常熟做起服装生意完全是被你的文章‘骗’去的。现在看来我们对你们作家有些误解了，以前总以为你们笔下的文章多半是瞎编的。通过这次常熟做生意，我们可要给你们‘平反’了。至少--你何作家写常熟这篇没瞎编。”
我们几个一起哄然大笑。
另一位早已按捺不住地对我说：“过去我们俩是在京城做建材生意的。这两年建材生意不好做。今年年初我俩正愁着不知干什么呢！这个时候看到了你的大作。你把常熟服装市场写得够玄乎的，竟能把我们硬给迷进去了。不过开始我们不全信，是抱着去试试看而到常熟的。欺生是所有城市的通病，起初我们对常熟的看法也不例外。什么摊位公平、买卖自由，好多地方把这些东西仅作为金字招牌招揽客户而已，真做到的没几个。嗨，常熟人还真讲公平自由哪！”
“说说，从你的体会中是如何体验常熟人的公平与自由的？”
先前的那个小伙子抢过了话：“我俩看了你的作品后，没过春节就往那儿跑了。虽说人生地不熟的，可那儿的人很热情。我们去时是准备空手回的，结果看到有个商厦正在拍租摊位。起初我们以为也就是摆摆样子，那些地段好的、价格适中的，到最后肯定还不是他们当地人自己占了。可这回在常熟咱哥们算想邪了，拍租结束后一公布，我俩竟捞了个最好的摊位。这不，春节一过，我们就‘南下沙家浜’，又巧逢服装销售旺季，两个月下来，你说我俩赚了多少钱？”
“万儿八千不成问题吧？”
那老兄狡黠地伸出两根手指。
“两万？”
“加个0。”
“20万哪！走，该请我客了！”
一片笑声中，两位刚刚从常熟回来的北京服装商与我约定说，等到成为“百万富翁”后一定在王府饭店“见”。
我知道这并不是遥远的事。
建立一流市场的要素之二：人和。
我免去了天时、地利这两个重要的市场要素，是因为相比之下“人和”在所有要素中占据核心。再者不用我多讲，常熟独有的天时、地利自古就盛昌。人是创造一切的，同时他也可以是毁灭一切的魁首。
人什么时候把自己改造好了，他就是胜利者。
在服装城内，有一位来自河南商丘的老板非要请我到他在常熟的新居坐坐。我笑问他是不是大“发”了。他说到常熟来做生意“发”是肯定的，不过我请你到我新居坐坐是因为听说你是从北京来专门写服装城的，所以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这可是巴不得的事。但终因时间太紧，我未能到他新居看看。然而他却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