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唐诗宋词占有特殊地位，而在唐诗宋词中，李白杜甫的诗最为耀眼夺目。李白杜甫的诗中，写三峡的诗又是所创作的诗歌中最为经典的。杜甫写巴渝的诗歌有470余首，占他一生创作诗歌的三分之一，足见这位诗圣对巴渝文化的厚爱。人称诗仙的李白诗歌中，最为流传的当数早发白帝城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诗仙的这首白帝城歌，将三峡的江山之美、之险，写得熠熠生辉，惊心动魄！
从重庆成为直辖市的那一天起，可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重庆直辖市的发展是国家和民族所赋予这个大城市大乡村的共和国第四直辖市的一项历史性任务，那便是要努力
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尤其按照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的要求，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江泽民语！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予重庆如此重托。
然而重庆的作为在哪里？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如汹涌的长江之水，大有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势。作为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此时的重庆经济发展比其他3个直辖市晚了许多年。与沿海的一些中等城市相比，少说也有10年的差距。在重庆成为直辖市前的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才1179亿元。而这个时候的深圳已达万亿元，就连青岛、大连、苏州、宁波等非直辖市的小弟弟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均接近或超过了重庆水平。
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惭愧啊！
而让直辖市领导者感到汗颜和紧张的是，此刻的重庆在刚刚欢度建市的喜庆后，主城区约有100多万下岗大军正在酝酿一场向政府讨工作、要饭吃的大动作……
这就是直辖后的重庆所面临的极端困境！
自古中外的城市，皆是以工业发展和实力来作为衡量它是否进步的标准。假如一个城市没有了工业的支撑，这个城市就不能成其为城市；假如没有一个巨大的工业经济支撑着这个城市，那这样的城市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从一般城市过渡到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
重庆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岁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过强大的工业实力。开埠之初，重庆的经济实力是以它的航行和商业著称，那时的重庆挟富饶的西南之门户和长江上游运输之要道，成为中国当时屈指可数的强盛之都。尤其是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此地后，重庆工业更是一度达到举国之首的水平。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工业同样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作为国家六大重工业基地之一的荣耀岁月至今让老重庆人沾沾自喜。
那时候，我们重庆的工业真是龟儿子的硬气呵！造枪造炮还造大轮船！那时代的军丁企业带给老子重庆人的只有一个字：牛！当时的重庆真的很牛。
可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大潮在全国各地汹涌奔腾，電庆似乎成为一个渐渐被人遗忘的角落，昔日进门都要登记、查问冉三的那些军工企业不是转行，就是关并停产……
亏损、下滑、倒闭、破产……正当像深圳和沿海众多城市争相比雄称天下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市领导和市民们整天听到最多的就是这8个关键词。
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是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了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直辖市第一任市长蒲海清谈起10年前的重庆光景时，感慨万下：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觉还是五六十年代时的样子，晚上再看看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连片像样的灯光都见不着。有一次我到一个企业检査工作，卜岗：人把我围住了。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地要跟我这个市长对话，
他们举着牌子呼着口号，要比我这个市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重庆是个老工业城市，文革以后的一二十年里，它落后了，新的产业又没上来，原来一些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者缩小规模，下岗职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我当时听了特别的冲动，拳头捶在桌子卜.咚咚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丁人愣了，继而反问我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头够不上天嘛！如果够得上，我说我真想把天打个窟窿！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自己也没长三头六臂啊……
一市之长的蒲海清当时的内心如此悲怆，市民们心头的感觉更不用说了。
昔0辉煌的重庆落后了，荣耀了数十年的重庆工业更是一片萧条加凄凉的景象。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名噪一时的著名企业变成了关门和职工闹事、要饭吃最多的重灾户，占全市工业产值总量比例过半的3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严重资不抵债、产品缺乏竞争力的近三分之一，整个重庆的工业企业亏损面超过50！1996年，全重庆的工业总效益是亏损！严重的亏损！一个没有工业的城市算什么城市，一个工业巨大亏损的城市算什么现代化城市，一个不能靠强大工业效益支撑的城市又怎么可能叫得上直辖市！
電庆呵重庆，你的落后的工业效益让3000多万新直辖市人汗颜！
新诞生的直辖市面临如此困境，中央不相信，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不相信，沉浸在建立直辖市热情中的重庆人民更不相信，原来自己一向感到骄傲的江山竟然如此破落了，破落得男人们连干活的地方都找不到。
眼泪与悲愤的火焰绞动着痛苦的心。
于是，山城颤抖了，川江呜泣了……新直辖市的领导们心如泰山压着，沉重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改革国有企业的旧体制，开拓工业发展的新思路！
怎么改？中国的农村改革，邓小平一句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田，让中国农民陈积了多年的粮食问题和生存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有田种就有饭吃，有饭吃就不会天下大乱。可工厂企业就不那么容易了。
蒲海清在重庆与四川没有分家之前是省里的常务副省长，主抓工业。他在宜宾搞国企试点，做得很成功，受到中央的关注。这是因为这里有个肖大胆，从1988年就开始在宜宾县搞国企改革，肖大胆真名叫肖健康，是宜宾县常务副县长，后任县长，又当县委书记。这位年轻县官凭着手中的实权，在宜宾县掀起了一股消灭国有企业之风。他认为那些规模小、效益低、产品又没有市场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就会对国家和百姓有极大害处，所以应当统统关门，或者干脆全部私有化。他敢说敢干，几年间把县里的那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全都给消灭了。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香港大公报上用显赫的标题报道，说宜宾是中国第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县。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称宜宾从此要消灭国有企业。这事惊动了中央，有高层领导责问四川省。四川省领导就把这事交给了蒲海清，蒲海清一个电话把肖健康叫到成都问罪。肖健康便如此这般地跟蒲海清说：宜宾是个100多万人的农业大县，所谓的国有企业都是些五六十年代合作社和工商资本家改造过来的作坊式企业，如今几十年过来了，除了能生产一些简单的生活、生产资料产品外，基本上是以养人为主，完全不符合新形势需要，所以他肖健康就来了一个狠招或关门砍掉，或转制卖掉总之县上不再背这块负担，一心一意带领100多万人民轻装上阵奔四个现代化。
资本主义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其所有的奥秘，就是因为四个字：产权负债。产权，就是企业经营人、生产者得清楚自己与工厂与生产出的产品在产权上是什么关系。产权不明确，企业管理者、经营者和生产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人翁意识和自觉行动。负债则是资本主义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定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发展史，都是一部负债史。中国的儒家思想不求，也不讲欠债经营，遏制了社会经济与资本的发展。但你可以去査一查，无论是美国还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等欧洲国家，有哪一个、哪一家企业不是靠负债来发展自己的？邓小平讲了，一切人类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思想都可以为我所用。我们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为什么不能在经济工作中把资本主义的产权和负债的先进理念为我所用呢？肖健康一番充满激情和新颖的理论，让一向对新鲜事物格外敏感的蒲海清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两人眉飞色舞了整整一个下午。
好，你在那儿好好试验，如果确实对我们搞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有利，我本人第一个支持你。蒲海清告诉肖健康，他将向省委建议：宜宾的国企改革试点，将继续搞。搞好了全省推广，搞坏了，我们省里负责。至于你个人，我同样要向省里建议：把你这个县长保护起来，不管什么情况，你的职务不能随便动，必须由省里点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讲了三个有利于，我当时听了简直高兴得跳起来。之后，我搞的宜宾那一套，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江泽民同志有次在四川听取我的汇报后，甚至题词走宜宾之路。肖健康现在是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局长。他是重庆丁一部中少有的一个经济理论专家和实践探索者。回忆当年从宜宾到重庆工作的经历，肖健康依然难抑心头的那份激动从那时起，我的宜宾改革经验在全国很多地方传开，经常到外面去作报告。我到重庆作的第一场报告是1996年11月23口，当时重庆人都知道重庆马上要改直辖市了，海清同志已经过来当代市长。重庆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在新的重庆市领导班子中开始酝酿。我来重庆作报告就娃这种背景。我当时讲的就是要把国有企业全部变掉，这对重庆这样的老工业基地的干部们来说，简直有点晴天霹雳的味道。报告会上，张德邻书记很赞赏我，对蒲海清代市长说：这小子可以，调他过来。我就是这样从此与重庆直辖市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既然两位主要领导如此欣赏肖健康的理论和他在宜宾的实践，因此，肖健康的命运后来多少与重庆国企改革的命运相关联。重庆企业改革经历的10年风雨尤其是前几年，用悲壮来形容并不为过。
重庆直辖市一成立，市委、市政府做的几件大事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国企改革问题。那时，重庆特钢厂已经面临最后时刻了。这个曾经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钢铁厂已经无法过日子了，职工闹事已经闹到连中央都知道的地步。而像特钢厂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重庆国有企业中，其情形都差不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庆工业和重庆经济，如果不把国有这一块搞好和稳定了，重庆直辖市将面临翻盘的可能，这巳经不是简单的企业亏损或不亏损的问题，而是一个严亟的政治问题，一个严重的地区社会问题，一个影响中共髙层威信的政党问题一一成立重庆直辖市在一个时期内不是没有争议，这争议是在中央从开发西部大战略思路和中国未来发展的全局髙度做了大量工作后才得以顺畅的。重庆新直辖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不能让国有企业获得新生，这将意味着影响中央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威信和伟大战略部署。
重庆人是深感这种责任的。
然而，国企到底如何改？亏损面那么大，又没有沿海地区有那么多民营经济、合资与外资企业支撑着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山城重庆虽然从躯壳上因直辖市的成立而变得光彩，其实当时的山城重庆仍然是一个非常封闭、非常落后、非常没发展门道的地方，与沿海地区和其他3个直辖市相比，不是一般的落后，至少有10年甚至更长的距离。即使在西部，重庆是从四川省分出来的，当时的四川省会成都市，远比重庆城市要漂亮和时尚得多。
不是没有人在一旁准备看重庆人的笑话。这一点重庆人心里是清楚的，而也许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格外慎重并严峻地对待着他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件事。让党中央少操心，让广大国有企业的职工能安稳下来，并有个好盼头，这是重庆直辖市历届领导时刻挂在心上的一个工作准则和行动指南。
但有些话好说，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却非常复杂。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个亏损问题，既然是亏损就用关门和破产来解决不就完事了吗？可重庆在成立直辖市之前就进行过5家国有企业的破产试点，结果并不理想，其实施的破产过程之长、障碍之多、成本之大，实属罕见。说6了，当时的国有企业，在观念上、方法上都还不成熟。无论从领导者到普通职工们所想所思的，仍然是计划经济时长期形成的生是国家人，死是国家鬼的观念。直辖市成立后，重庆需要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大县城的旧貌就改变不了，经济上不去，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只能成为一种笑话。但几乎超过609以匕的亏损面，又怎能让年轻的直辖市承受呢？
改革必须进行！改革是唯一出路！即使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们重庆的国企改革也不能拖全国的后腿。中央曾在1998年提出国企要在3年内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重庆一度向中央反映过希望多给他们一年时间。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不！这就是说给重庆堵住了国企改革时间上的后路。所以不论是第一仟的市长蒲海清，还是第二任的市长包叙定，他们在位的大部分精力必须放在国企改革上，而第一任书记张德邻、第二任书记贺国强也不得不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
重庆在中国足球比赛场上，曾经有一个词风靡一时，那就是雄起两字。这个词是重庆人发明的。重庆直辖市成立之初，没有哪一样东两是吋以在国人曲前耍威风的。于是重庆人看准了足球，并且将自己家门口的足球比赛演绎得风风火火、雷霆万钧，雄起就是他们叫出来并叫响全国的。当时我们重庆各行各业需要提高士气，足球场上大家喊的雄起，正是这种士气的表达！蒲海清向我阐述当时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