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红学研究，走的是以考证为主的路子，而且把重心放在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及其成书情形和文本评价上。林语堂做这样的学术选择，多少有一些兴趣至上的意思。因为围绕《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及其艺术成败问题，自清代以来的红学界，一向见仁见智，各有所持。林语堂在《平心论高鹗》等文中强调：《红楼梦》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所续，而是他在曹雪芹残稿的基础上修补而成；高鹗的功劳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云云，这一说法固然可以开阔人们的思路，但是想作为学术定论，无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林语堂对红学的贡献主要是，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表现出小说家特有的对艺术感觉和创作经验的注重，以及企图将这一切融入文学考证，用于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3.整理语言文字
从1966年起，林语堂发表了《整理汉字草案》、《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再论整理汉字的重要性》等文章，大力提倡整理汉字。在《整理汉字草案》中提出了六点意见：(1)去重复累赘的字；(2)或体字取其简便者用之；(3)加偏旁部首之字，应用者留之可省者一律淘汰；(4)古事古物名称不在今日行文范围者皆应删去；(5)音义相同相近的字，酌量合并；(6)笔画太繁者，须另想办法。他还在《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一文中提出了五点意见：(1)不造新字；(2)不走极端；(3)不务求古；(4)去芜存菁；(5)统一字形。林语堂对于台湾的汉字改革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实行汉字改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林语堂定居台湾后，就着手编了一部简明的字典，他认为康熙字典的部首编排零乱，与现代人的需要，相离太远。林语堂说："五十年前我就反对它！"
事实也正是这样：半个世纪之前，林语堂已立志要做一番他自喻为"自有其乐，寻发真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的编字典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便请三哥林憾庐和长海戈编一部像《牛津简明字典》一样的中文词典。初稿编成后，由于中日战争，文稿毁于兵火，60册的稿子，只剩下林语堂带到美国的13册。
4.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
1965年底，林语堂夫妇到香港探亲时，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的抱负--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因为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1892年翟里斯(Herbert A.Giles)编的《汉英词典》，以及1932年麦氏(R.H.Mathews)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而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文化发展的需要。林语堂所提出的编汉英词典的计划，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赞助。1967年春，林语堂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在台北，有一个编写小组，承担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
虽说香港中文大学赞助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实际上香港中文大学的预算中并没有为林语堂提供编字典的经费，所以就只有寻求校外热心人士的慷慨解囊。功夫不负有心人，林语堂的计划终于获得太古轮船有限公司、利希慎置业有限公司和星采报业有限公司各捐港币10万元。原计划三年完成，但因工作量太大，后来不得不延期为五年。其后，金山轮船公司和《读者文摘》也给予赞助。
词典编纂小组的办公地点在台北市双城街，工作人员有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等工作，后来增加了陈石孚，此外还有秘书陈守荆、抄写施佩英参加。
林语堂拟出词典的蓝图--编辑体例的概念，然后交给马骥伸、黄肇珩，要他们从实施的角度仔细研究，提出意见，帮助他完成正式的设计。
词典的检字方法是根据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所用的"上下行检字法"修订而成，并采用他当年参与制定的"改良罗马字拼音"法。在体例方面，他深受牛津简明字典和汪怡国语词典的影响。
工作人员帮林语堂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然后把稿子交给林语堂，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稿纸的右边留有空白，以备他起笔之用。每天七八个，甚至十一二个小时，林语堂都在书桌前伏案工作，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
就这样，林语堂用了五年的时间，费尽心血，终于完成了英汉词典的编纂工作，书名定为《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此词典于1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出版，全书正文1450页，附录及说明270页，共1720页，可谓一部巨型辞书。
此书完成后，林语堂还想编一部《国语字典》，仍用"上下形检字法"，但由于年迈力衰，没有实现。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是中国有史以来由中国学者编纂的第一部最完美的汉英词典，是林语堂在辞书领域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在"前言"里指出："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这一部自不例外，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汉英词典。"美国《纽约时报》也称它是"世界两大语系沟通上的里程碑"。这部词典可以说是林语堂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五、活跃在国际文坛
1968年6月18日至20日，林语堂参加了在汉城举办的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第二届大会，这次大会由5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大学校长及学术界人士出席。林语堂能够出席这次大会的原因，主要是他曾在1954年至1955年担任过新加坡南洋大学的首任校长。受到大会邀请，林语堂随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等一起赴会。这次大会有三个议题，一是东西文化如何调和，以增进人类的真正和平；二是大学教育应如何配合国家的需要；三是大学生参加社会运动问题。每一个议题事先约定一位主讲人。6月18日上午开幕式之后，林语堂在这次大会上作了《促进东西文化的融合》的演讲，时间长达四十分钟。演讲中主要阐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之处：(一)中国人的思考以直觉的洞察力及对实体的全面反映为优先，西方人以分析的逻辑思考为优先。(二)中国人以感觉作为实体不可分的一部分；对于事物的看法，不像西洋人专说理由，而多兼顾感觉，有时且将感觉置于理由之上。西方哲学家常假定事物是静止不动的，并将之分割为若干部分，以便于试验或求证。(三)中国哲学的"道"相当于西洋哲学的"真理"，但含义比"真理"广阔些。林语堂主张东西文化融合，将有利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1969年9月，罗家伦患病住院，12月逝世。林语堂是继罗家伦之后，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台湾分会的会长。
国际笔会是当前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作家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唯一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目前在世界的99个国家里成立了141个分会，约有15000多名会员。国际笔会成立于1921年。它的发起人是英国女作家道森·司各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所造成的"浩劫"，促使许多作家寻求避免同样历史悲剧的道路，他们觉得作家应该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精神财富而作出共同的努力。笔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精神下出现的。"笔会"是英文Pen这个字的意译。它原是有Poets(诗人)、Essayists(散文家)和Novelists(小说家)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所组成。实际上它现在还包括文学评论家、文学翻译家和编辑。
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有一定成就的、"在文学创作的某一特殊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人数在20名以上，只要承认"国际笔会宪章"上所规定的精神并承担它所规定的义务，就可以成立一个"中心"，即分会。这个"中心"可以向国际笔会申请入会，只要以多数票数通过，即可成为国际笔会的会员。国际笔会自称是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作家的组织，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沙文主义和极端主义。它的总部现设在伦敦，第一任主席是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我国曾翻译出版过他的三部曲《福赛特家史》。国际笔会一成立，法国许多有名的作家就立即响应。这些作家之中有纪德、瓦莱里、茹尔·罗曼、加因、克勒米欧和阿维林。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加入笔会，也相应地提高了笔会的威望。这样，笔会就以英、法作家为核心，开始向世界范围扩展。
在当时国际笔会信纸上所印的荣誉会员名单中，有英国的托马斯·哈代、爱尔兰的叶芝、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丹麦的尼克索、法国的罗曼·罗兰、印度的泰戈尔、挪威的汉姆生、苏联的高尔基和瑞典的拉格洛夫。从荣誉会员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国际笔会的性质及其所吸引作家的范围。
国际笔会的历届主席，同样包括各种不同流派和不同信仰及政治倾向的作家。他们除高尔斯华绥外，有英国作家威尔斯、法国小说家茹尔·罗曼、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英国剧作家亚瑟·米勒、法国作家埃马努埃尔、德国作家伯尔、英国评论家和编辑普里奇特、秘鲁作家略萨和1979年新选出的瑞典作家韦斯特贝里。
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1930年11月6日在上海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叶恭绰、徐志摩、郑振铎、邵洵美、戈公振、郭有守等人为理事。其实，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筹备更早一些。1930年5月12日，由蔡元培、胡适、叶恭绰、杨杏佛、谢寿康、徐志摩、林语堂、邵洵美、郑振铎、郭有守、唐瞍庐、戈公振等人发起，在上海华安大厦召开了成立中国笔会的筹备会议，可以看出，林语堂是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最早的筹备人之一。从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接待萧伯纳以后，中国笔会的会务工作就停顿了，直到1935年，英国作家H·C·威尔斯接替高尔斯华绥出任国际笔会会长，伦敦总部函询中国笔会活动情况，中国笔会才在1935年3月22日召开会员大会，改选理事会。
新的理事会由十一人组成，主要有：蔡元培、邵洵美、林语堂、曾虚白、宋春舫、弗里茨夫人、柯柏成、傅东华、黎照寰、李青崖、全增嘏。林语堂是中国笔会的骨干分子，他不仅积极参加了1933年2月17日以笔会名义组织的欢迎幽默大师萧伯纳来沪的"迎萧"活动，而且，还在1939年5月9日在美国举行的国际笔会第十七届大会上，代表中国笔会发言，谴责德国***蔑视人类，剥夺人权，呼吁维护人类的自由与和平。1947年以后，中国笔会由于种种原因就不在以组织的名义参加国际笔会的活动了。1957年，国际笔会准备在东京召开第二十九届大会，经陈西滢提议，台湾作家才重新建立了组织，推举张道藩为会长，恢复了与国际笔会的联系。林语堂是继蔡元培、张道藩和罗家伦之后任笔会会长的。
1969年9月，国际笔会第三十六届大会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蒙敦(Monton)召开，在台湾的林语堂、马星野，在伦敦的陈西滢和在巴黎的苏秀法女士参加了大会。
1970年6月，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在台北举行，林语堂积极筹备和主持了这次大会，使这次大会办得有声有色。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亚太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一百三十多人。国际笔会秘书长柯威尔，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出席了这届会议并发表了演讲。日本代表佐藤亮一就翻译问题发言，这位翻译过一百本书的名教授曾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作品译为日文，他赞美林语堂的作品"优美绝伦"。他说，他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为同情书中主角的悲惨命运而泪随笔下。这次会议讨论的题目有：《民族文学的发展》、《今日小说的地位》、《现代的诗与散文》、《现代社会的戏剧》、《大众传播工作的利用与滥用》、《亚洲文字间的翻译》、《亚洲作家当前遭遇的问题》等。川端康成在会上发表了《源氏物语与芭蕉》的演说。林语堂忙于组织和主持会议，没有发表演说，在闭幕式上总结发言时强调了作家对世界的责任。亚洲作家笔会第一届在马尼拉，第二届在曼谷，这次台北举行的是第三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