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四六)中说："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倾、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白果又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做过职员，你该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
《两地书》(五八)中说："'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本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
《两地书》(六六)中说："山根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划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以往研究者只是较多使用《两地书》中的史料，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史料，以此判断历史事实是不够的。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如果与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几封信对读，研究者大体可以看出当时较为真实的历史。
顾颉刚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也不高，但他对当时鲁迅生活处境和厦门大学教授间的矛盾和纠纷的评价，显然比鲁迅公允，就是对鲁迅本人，顾颉刚也出语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终以"鲁迅先生"称之，而且是正面评价。他对胡适说："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信仰的，大家觉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钟于刘楚春(刘树杞)，说他的走是刘氏夺权的结果。"
《两地书》出版时，鲁迅曾对原信作过删节、修改甚至个别信件重写过。而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信是保存在胡适档案中的史料，是后来研究者公开的，与历史当事人无涉。从史源角度观察，公开出版的《两地书》和《两地书》手稿不是一个类型的史料，而凡经修改的史料，其史料价值是降低的。
《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把一些真人姓名隐去，用化名代之。鲁迅说："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化名的起法，也极见鲁迅风格，他使用了一些训诂、谐音及对仗的思维，但基本是贬损的方法。如顾颉刚称"朱山根"，陈万里称"田千顷"，黄坚称"白果"，陈乃乾称"田难干"，黎锦明称"乌文光"，陈衡粹称"田平粹"，潘家洵称"辛家本"，等等。据川岛说，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也对当时厦门大学的生活有所影射。联想到鲁迅在同一本书中对高长虹的影射，可以判定鲁迅有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写入小说的习惯，或者说，鲁迅有借小说来嘲讽同行、同事的爱好。
国学院里面的"窝里斗"，使鲁迅对厦大"毫无留恋"，他要决心离开厦大。平心而论，林语堂是对得起厦大的。他为厦大引荐了一批中国第一流的人才，其功不可没。对朋友也是真诚的，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的朋友，他都热心为之奔走，无怪乎鲁迅在自己的文字里，也如实地记录了他和林语堂的友谊。如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谈起"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为我们的生活操心"等等。与林语堂的友谊归友谊，鲁迅决定离开厦大，并劝林语堂最好也离开。
1926年12月3日，鲁迅正式向厦门大学校方递交了辞职书。12月19日，林语堂写下了《冢国絮语解题》，表现了与鲁迅的心灵相通。12月31日，鲁迅"下午同矛尘访玉堂"，递交了正式辞呈。1927年元旦，林语堂又写出了《译尼采〈走过去〉--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一文，用尼采笔下的萨拉土斯脱拉的"走过去"，来比喻鲁迅离开厦大的执著与决心，也说出了他的悲伤和期冀：
萨拉土斯脱拉，这边是大城：这边于你是无益而有损的。
为什么你要来踏践这污泥？也须怜惜你的脚！还是啐这城门儿--回去为是！
这边是遁世思想的地狱：这边伟大的思想要活活的熬死，烹小。
这边伟大的感情都要枯萎：这边只有僵瘦骷髅似的感触镳镳的磷响！
你岂不已经闻到魂灵的屠场及肉铺的膻味？这城里岂不是充塞着屠宰的魂灵的腥气？
这边的魂灵不是已经颓丧如没浆肮脏的破布？--他们倒用这些破布来做新闻纸！
1927年1月1日，林语堂参加了厦大学生团体泱泱社为鲁迅举办的饯行活动。2日，林语堂与鲁迅一起来到了南普陀寺的小山岗上，同几个学生合影留念。在这次合影里，可以看出，南普陀寺的小山岗上丛生着闽南特有的亚热带植物龙舌兰，周围点缀着像馒头似的洋灰坟墓，林语堂、鲁迅和泱泱社的崔真吾、朱雯等六人就以坟为背景。后来，鲁迅的第一部杂文集《坟》，就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好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两文写于厦门。此杂文集与林语堂的《冢国絮语解题》的文章都跟坟有关，"冢国"，即坟国也。可见，两人的心有灵犀的。1927年1月15日，鲁迅致信林文庆，算是告别，"聘书两通并还"。午后，鲁迅离开了厦门。
其实，林语堂在厦门大学的处境，要比鲁迅困难得多。朋友们是自己聘请来的，朋友受到委屈，自己也不好受；朋友要走，自己却不能不站在学校的立场上来考虑，做妥当的处理；朋友之间出现不和，自己夹在中间，更是左右为难。林语堂再三挽留，已尽了自己的责任，而鲁迅坚决要走，也是各种原因和他自己的个性所为。
林语堂在厦门大学立志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厦大的暗流和汹涌澎湃的浪头，几乎把他吞没。在后来的一生中，当遇到自己再干教育时，厦大的教训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五、短暂的仕途生活
廖翠凤曾对林语堂说过：有一次算命的说她是吉人天相，能逢凶化吉，她听了很高兴，她想，多年来林语堂没出事，也许就是因为她的关系。尽管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林语堂事实上却有巧合。在北京最危险的时候，有朋友帮助，他来到了厦门，化险为夷；在厦门身陷困境，无路可走的时候，又有了朋友来帮助，又一次使他脱离了险境。此人就是林语堂在北京认识的陈友仁，此时陈友仁是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他正需要林语堂这样的志同道合、又能精通英语的人才来协助他的工作。于是，他再三来函邀请林语堂到武汉任职。林语堂在北京任《国民新报》的英文编辑时，陈友仁是《国民新报》的记者，所以，两人早就成了莫逆之交。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出生于西印度洋群岛的特立尼达，西名尤金·陈，精通英文。1912年，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的法律顾问。1914年，创办英文报纸《京报》，自任总编。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7年，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林语堂抵达汉口后，担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后来还兼任当时《中央日报》的英文副刊主编。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林语堂革命热情非常高，并对国民政府抱有热烈的期望。他当时住在鲍罗廷的对门，可他从来未见过鲍罗廷和汪精卫，但他认识了宋庆龄。当年在参加孙中山遗体告别的长队伍里，林语堂只是老远看见了穿着孝服的宋庆龄，并且因为距离太远也未能看清，而现在亲自见到了她的容貌，也领略了她的为人和做事风格，能当面讨教革命工作的一些问题，进一步产生了敬佩之情。宋庆龄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在她身上充满了智慧、信念、知识和教养，充满了正义感和英雄气概，在柔和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坚强勇敢的心。当武汉政府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于1927年7月14日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非凡的斗争精神。由于林语堂亲眼看到了宋庆龄的这一壮举，所以对宋庆龄推崇备至。他曾赞美宋庆龄说："她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无论从她是革命者，抑或是受现代教育的妇女，抑或是自然而生的女性，也不论从中国的或外国的标准来看。"
客观地说，林语堂当时并不明白陈友仁处在斗争中的夹缝里，也不明白国共两党的是是非非。他本来对革命抱有希望和幻想，没想到政治里的问题瞬息万变和不可捉摸，并且还充满了血腥和残酷。林语堂开始产生了对革命的厌倦和新的看法，政治工作并非想象的那样单纯，他从同事身上发现干革命工作有另一种诀窍，跟搞学术完全不一样。搞学术可以自由发言，自由发表自己的主张，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即可。可是政治，却成了一个魔术弹，或魔方。林语堂后来写《八十自叙》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外交部的短暂时期中，我发现这位同事已学会闭嘴，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文雅而态度自然。他在办公室，把时间都花在喝茶及看报纸上。我对自己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省的省长，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彻底地知道这种不说话的神秘，与闭嘴魔术和升官主义的关系。而我所得的结论是一个兵把他的血贡献给国家，但永不放弃他的荣誉；一个真正成功的官吏为他的国家放弃他的荣誉，但永不奉献他的血。一个兵的责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个好政治家的责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谈及它。他所做的只是爱他的国家。
经过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多次交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针对胡适在日本东京发表"蒋介石与张作霖，他们俩都是与同一敌人作战--即共产党，并且赞助同一的主义--即最后的中国之自由"荒谬的谈话(上海《大陆报》5月7日)，林语堂于5月8日写了《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欤--自捧欤？》，对胡适的政见作了抨击。5月27日，林语堂写了《谈北京》，回顾了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等，虽然在上海已经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他仍然对国民革命抱着希望能够成功的热烈愿望。6月13日，林语堂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萨天师语录》(一)，批评旧思想旧文化。林语堂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味。......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林语堂认为自己是吃草的，而非是吃肉的，对政治视为畏途，从此再也不愿过政界生活了。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当陈友仁离开武汉后，林语堂也辞去了外交部秘书和《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职务，离开了武汉，赴上海专事于写作。一般传记都说，林语堂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时间是六个月，据董大中考证：林语堂上任是在4月20日前后，最早是中上旬，离开武汉是在9月上中旬，最多是四个多月，不到五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