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家与社会的视野下对城市建设史解读
城市建设研究的另一趋势是通过城市建设去探讨地方社会的国家秩序。研究者们通过对城市建设对象的研究加深了国家与地域社会关系的理解，他们通过考察一些地方性景观建设，来探讨传统中国社会如何通过文化思想控制来达到国家权力向地处边缘的基层社会的渗透。刘志伟在其《官方庙宇意义的转换：赤湾天后庙的历史》中，通过对一座在三角洲地区天后崇拜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庙宇的解读，分析中央王朝和地方历史的变迁，包括地方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王朝制度的演变。而赵世瑜则关注于北京城中非国家正祀的民间信仰为获得国家的认同采取了哪些措施，以此探讨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互惠、互动关系。
他在《东岳庙故事：明清北京城市的信仰、组织和街区社会》中通过分析东岳庙，指出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并不完全相斥，即使是国家正祀也必须有民众的信仰活动作为基础。王健的《地方神庙与明清江南市镇生活》，从明清时代苏州地方神庙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分析中央政府在地方生活中的痕迹。邓智华认为清代地方城市士绅进行一些地方建设活动，包括修寺庙、修祠堂、办书院等一系列手段和方式，实际上也是地方文化的创造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在既有的正统文化体系中营造不同地域的规范，同时也努力将地方社会发展纳入大传统的轨道，努力为地方利益寻求有力之根据或提供合理之解释。这实际上也在延续明代地方士绅的传统王。
4.社会阶层的互动：关于城市景观建设主体的研究
在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中，不同阶层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互动也是新的研究热点。中国各个时期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及其力量分配与合作方式有着不同的变化。杨联升曾指出，自宋以来，府县政府手头极少有充足的资金来进行大规模建设，明清地方工程的资金一般是靠"地方官绅和民众合力"筹集的。雷·J.拉姆利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而且尤为强调地方士绅在设计城市雏形及建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当然城市建设与规划中，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其权力，拉利姆指出，城市建设在规模、标准等方面都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督。但是，清代地方绅士阶层在城市建设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籍马克·埃尔文通过观察15世纪到20世纪初上海县市镇与水道的建设，从制度分析角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瞿同祖指出州县官在地方城市公共建设中的职责与义务，地方士绅则在公共工程、公共福利教育上积极参与，分担州县官的职责。此外，王恩重《近代上海绅商与闸北城区建设》、沈祖炜(《近代上海市政建设的资金来源》再一次强调了近代开埠后绅商在城市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刘正刚、许云《康熙时期台湾学宫建设经费探析》以台湾为例，考察了作为国家教化标志物的学宫建设的建设主体，认为清早期学宫建设由官员主持，经费只能靠地方官员"捐俸"维持；后期官员逐步为士绅阶层所代替，他认为这一过程显示了台湾地方社会对国家教化象征的认同和趋附。梅尔清对清初城市建设的主体作了极为出色的诠释，在考察了清初城市社会中精英文人对城市景观重建的参与过程后，她认为清代早期的精英文人通过参与重建这些建筑场所，成功地重建了基于共享的儒家标准的文化，也重建了士大夫的理想世界。田凯通过明末清初动荡后地方城市的城市景观建设过程，反映在朝代更替的城市重建中国家、地方、民众各阶层的整合过程，及城市地方传统如何再生。
5.记忆与选择：城市景观建设的意义及作用的研究
城市景观建设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意识对历史、事件、地域文化、信仰进行有选择地记录，然后对这些记录加以公认，并通过寺庙、祠宇、碑、堂等各种纪念设施的建造，构筑公共空间，创造经过淘汰、强化、选择的公共记忆。
近年来，在欧美和日本，重新发掘城市景观意义的研究十分兴盛，在各种研究中，法国"记忆的场所-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的研究最为重要，这项由130位学者参加的巨大的学术工程已编为七卷本出版。中国学者关于该主题的积累尚少，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王晓葵的研究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通过对黄花岗和广州革命烈士陵园的分析，试图揭示在陵园景观形成过程中革命政党、政治权力、地域社会、个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李恭忠对中山陵的研究同样新颖，以往对中山陵的研究多着眼于建筑群本身，对于背后的政治内涵少有深入研究，该文以中山陵开放的纪念性为切入口，分析其背后两党政治的特点与社会背景的变化。这些研究从建筑同政治文化的关系入手，结合建筑中的行为与仪式方面的研究，从另一个侧面作一新的探讨，打开了中国政治文化史与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新局面。
城市景观建设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二十多年来的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仍有进一步深化和开拓的广阔空间。在城市景观史的研究上可以进一步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采取多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其次，研究要注意回到历史现场，即在城市建设史研究中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关于明末清初动乱后城市社会重建的研究
明末清初易代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引来史家众多的思考，对此问题的探讨方兴未艾。作为社会历史学家，高彦颐的研究值得激赏的是，她将16世纪末到18世纪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归入一个宽泛的"明末清初"这一标签下，展示了从不同视点审视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的另一研究角度。它提到"在社会历史中，称明末清初构成了一个完整单位的看法，并不排除承认在这一时期内，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及由此所引起的各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使明末清初这一时代呈现了复杂的历史面貌。如果我们着眼于它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迁，这一时期是最自由也是最混乱的时代；如果我们转而集中关注意识形态控制的强烈高压，特别是那些由清朝统治者授意的，同样的时期看起来就是限制最多和最正统的时代"。对于"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后城市社会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民族情结"下的明末清初：20世纪前半期对明末清初的研究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进行的，由于受到排满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不少学者着力研究明末清初的反清运动，以宣扬高洁的民族气节。一时间，"以党争与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引起众多学者的共鸣，易代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造出的特定人物如遗民、贰臣等，易代给士人造成的生存困惑都成为研究热点。
其次是"发展阶段论"中的明末清初：在经济学者眼里，明清是所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段时期，探索明清时期的中国究竟发展出何种社会性质与文化样态。早期研究者如傅衣凌先生从商品经济和土地所有关系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由此发展出认为明末清初是封建制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论点。20世纪80-90年代的国内学者认为明清史与中国近代化紧密相关，提出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虽未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但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蕴含了某些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新的萌芽。近年来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作为现代化问题的历史的纵深思考，学者们将明清时期与世界一体化的开端，及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联系在一起。彭慕兰提出"中西大分流"，李伯重提出"早期工业化"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对明清史的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该注意到明清易代给社会本身所带来的变化，李洵认为明清易代一定程度上延缓了16世纪以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其影响至少波及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几乎近一个世纪左右。
其三是"秩序论"下的"明末清初"：一部分学者试图跳出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框架，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探讨明末清初。美国学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以明清嬗代过程为课题，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剖析与透视。他认为，中华帝国的机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族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魏斐德的研究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但其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清朝统治者如何重建秩序，对地方社会秩序重建探讨较少。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明末清初社会秩序重建从"地域社会论"的角度作了许多研究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山田贤对四川移民社会重建投入的关注，山田贤认为在四川移民社会的发展中，发展程度不同的移民以宗族为中心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移民地主与游民，两极分化为具有宗祠、私寨的强有力同族集团(领导者是绅粮)和经济基础不稳、不具有宗祠且向白莲教方向发展的组织化的同族集团，最终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并以士绅为例，考察了四川明清时期移民社会由同乡集团到同族集团以至宗族集团的整合过程。岸本美绪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研究引人注目。前者探讨了随着开拓的进展，在新土地上，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而后者则着眼于危机的时代、王朝交替的时代，秩序是怎样崩溃、又是怎样形成的。由于明末清初的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士绅的关系密切，因此关于明末清初士绅的研究也很集中相关的研究。
我们发现，关于明末清初动乱后城市社会重建的思考中，对于城市在动乱中的际遇的总结以及许多城市在动乱后面临的物质重建问题很少有人涉及。我们不应该将明、清易代简单地看作朝代的更替以及沉浸于由此带来的反清的民族情绪标志中，也不要拘泥于探讨社会发展阶段的大框架中，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内部的发展，及易代带来的社会变化及其影响。
在关于清代四川城市的重建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早已作了许多基础研究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黎光明在《东方杂志》介绍了四川明末清初的情况。90年代，何一民的一系列研究指出清代成都城市在遭受空前浩劫后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再生和更新的原因如成都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其区域性政治行政中心的地位等；并从城市发展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重建对清代成都城市人口、城市面貌、城市政治机构、城市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全面、综合的影响。林成西分析了成都城市在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毁灭性破坏之后重建的过程，指出顺治、康熙年间是成都市政建设重新起步阶段。雍正、乾隆年间，与城市经济和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市政设施逐渐恢复和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成都市政建设中非常突出的现象。清末实行新政，成都在市政建设方面体现了成都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过渡的最初迹象。还有一些研究对清代成都城市建设有所涉及，杨宇振提到清代四川城市形态中一定的共性，应该指出的是清代的祠庙系统远远比明代来得名目繁多、纷繁复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清代在"礼制"方面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
还有一些著作虽不是专门论述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但书中专辟章节对其进行了研究，如蒙默《四川古代史稿》、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等相关研究还有。
应该看到，关于明末清初动乱后的成都建设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研究大多集中在两点：从城市建设的角度介绍城市设施建设经过，或者从社会变迁角度研究清代城市生活。国家政权覆盖地方的过程被看作背景，被大多数研究忽略。实际上，如果我们注视城市恢复的过程，"意味着不可能放弃对于覆盖传统中国最大号的秩序--国家整合的关心。原因在于，正是在被生成社会的漩涡中，更有'权力'同时被析出、提炼。国家不应外在于地域。'权力'与布满地域各处的社会关系、秩序体系相关，国家和权力经常随着地域被持续地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