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被改造的改造者
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
--雷蒙·阿隆
"被改造的改造者"是笔者套用了布尔迪厄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被统治的统治者"判断，即任何成功的统治都要追求合法化，与运用暴力的国家机器获得民众的屈从比较而言，文化灌输更深入、细致地将支配秩序铭刻进被统治者的身体与神经之中。因此在整个等级社会中，学校教育、知识分子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符号权力将社会支配等级转换成认知图示、区分等级，在心智中建构社会个体。另一方面，在等级社会中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生产者具有与经济资本对抗的文化资本，他们与统治者分享支配利益，处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之上。当然，布氏的"被统治的统治者"的认识，是西方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悄然渗透进知识分子行为中的体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环境是具有较大偏差的，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套用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上，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所以在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笔者一直试图尽量考察本土化特征，并扬弃地使用西方相关理论。
"改造"这个词在汉语中贬义的色彩较为浓重，但却经常被使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的悲惨处境，中国的知识分子史就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西方知识分子是在文化复兴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则更为久远，从春秋战国开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这个方面看，中国不愧为知识分子大国，而且随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加速现代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这种"知识分子大国"的称法更有充足的现实理由。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并没有能够展示出一个文化大国所本应具有的知识分子风貌。大师级人物的当代匮乏、理性批判的声音缺席式微、人文精神的没落缺失，都在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面前逐渐体现出精神层面的空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和强国，不光体现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工业化符号上，无法在文化上获得主导权，无法构建令人向往的精神文明家园，那么这个文明只能是一具金钱和欲望堆积的华丽躯壳。回顾灿烂的大唐文明，能够虽万里仍让人心向往之，虽千年仍让人歌之思之，繁荣和自信的文化所起到的强大向心力是其重要原因。作为文化的重要搭建者、传播者--知识分子，时代正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历史正赋予他们紧迫的使命感。
但是，也许是在权力附庸下走过了几千年的时光，也许是在历次改造中已磨去了太多的光芒，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表现，却像一个刚刚被改造过的人一样，饱经沧桑而步履维艰，堆积下的保守习性，让他们自觉地褪下知识分子外衣，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让位给了实用主义和一种明显的对待生活的工具主义态度。""'知识分子'中某部分人，正在蜕变成'知道分子'，一些教授正忙着当'老板'，一些专家正忙着'走穴'......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强烈的激情、高尚的情操、虔诚的信仰和质朴的德行渐行渐远，丑行却频频曝出，知识单纯成为逐利的工具。知识分子高尚的形象被污损殆尽。
缺少人文情怀，缺少社会关怀，缺少责任意识，缺少道德自律，是不少所谓'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甚至有学者大声疾呼："中国的知识分子，善良民众急切地呼唤你们的独立、良心和社会责任的回归。"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倘若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根据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高级层面，"高级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起作用的社会也同样是极为危险的社会，没有他们去创造发明发展科技，去分析社会现象与修改社会的典章制度，以及没有他们去担负起'社会的良心'的道德角色，一个社会也是无法持久的。在现在这种技术复杂的社会中，如果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去探讨瞬即万变的各种科技、文化和思想问题，或者他们没有自由而安定的学术环境去讨论这些问题，并寻求解答与解决办法，那么这个社会的趋于衰退将是无法避免的"。
观察一下中国文化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就可以明白这种危害。对西方文化无比崇拜的青少年，在言行举止、蔑视社会的眼神中都流露出拜物教的典型特征；占星座、算八字、神仙庙里烟雾缭绕、善男信女为争夺新春第一炷香而把价格炒到几十上百万，无不体现出当代社会精神家园的信仰危机；影视圈中丑闻不断、娱乐界里绯闻频出、购物广告里声嘶力竭，"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狂欢里，充满了对精英文化的奚落和嘲讽；"嫁个有钱人"的口号、媒体中到处宣扬的有钱就能买品位的广告暗语，让早已在西方社会引起相当警惕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侵蚀着社会主义文化肌体；娱乐明星、影视大腕、商业巨子一呼百应，斯文扫地，知识分子成了穷酸气的代名词；"利用畸形的市场机制为自己的文化生产打开了一点销路的人，或者借助些许自由的文化空间而获得了一点虚假声名的人，还竭力为这种机遇唱赞美诗，似乎现在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最佳时代，任何牢骚满腹、怨天尤人都是无病呻吟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在学术领域、在文化生产场中弥漫着庸人气乃至腐朽的僵尸气"。
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社会中兴起的知识分子死亡说，也很快被中国学术界用来加速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步伐，这并不能证明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反而更加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的紧迫感和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做出了几次努力来挽救不断被边缘化的处境，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其成果迅速被消解。不少知识分子也在寻求着利用其他途径进行文化干预社会的可能，利用日益强大的电视媒体便是其中的选择之一。电视以及基于其上的电视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强势影响力，已经被世界各国的经验所证明。"在英国，政治家们甚至向真人秀《老大哥》的创办者彼得·巴泽尔杰特咨询，请他就如何联系年轻的选民提出建议。"借助电视这个在中国正日益形成的公共话语平台，知识分子可以把自己的社会良知、文化品格、批判立场、冷静视野传递给广大受众，在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入侵、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但是，我们却发现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并达到理想状态。在屡次经历"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在介入电视之时，再次经历了电视媒体与大众文化的合力"改造"。电视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易中天就坦言："要想在《百家讲坛》获得成功，学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你能够被修理；二是你甘愿被修理。
"以文字为主要思想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经历形象化传播的电视化改造，从话语表达到传播理念的颠覆性重铸，让其中的适应者迅速成为电视文化建构中的一分子，开始了电视化"布道"活动；其次，在收视率和广告商的双重促迫下，大众品位的追逐成了中国电视媒体运作中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电视知识分子也自觉地参与其中，让深沉的学术理念与通俗文化接轨，这的确在文化普及和学术推广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场域的正常规则，并引发一些学者以献媚的姿态去讨好电视观众。经过成功改造的电视知识分子迅速成为电视造星运动中的佼佼者，学术明星的受欢迎程度似乎不逊于影视明星，甚至一跃成为财富榜的新贵，共同促使了电视传媒、商业出版、大众与其本人的多赢局面。他们正如一些人说的那样，给知识经济和知识分子赚足了面子，因为成功的先行者的财富效益，以及成名的快乐。正如波斯纳所言："不可胜数的人们，包括许多学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皆因为被更广泛的人知悉而获取更大的快乐，即便是毫无洞察力、毫无批判性的平庸之人，这就是源于名人的快乐，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名人。"
这些都促使知识分子放弃"清高"的想法，蜂拥进入电视节目的台前，即使在幕后默默提供着智力支持的媒体研究者们也按捺不住这样的激动，在历史解读、人物解密、帝王隐私、宫廷权谋、经典心得等方面为大众讲着模式化的故事、撒着知识的盐巴、浇灌着心灵的鸡汤(虽然其中还存在着误读现象，但是观众似乎并不那么在意)。为了能够得到电视媒体的邀请和青睐，众多知识分子加紧着自我电视化改造的进程，对于试讲录像机会，被他们看得比找工作还重要，毕竟成功地跃上电视荧屏，就意味着名利滚滚而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也把这些能够上电视的教授、学者当做本校最丰厚、最可炫耀的资源；中学生更是因为自己的历史老师批评了偶像易中天，愤而罢课；电视策划人们也如伯乐一般，四处挑选着能够驰骋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千里马"，好一派喧嚣的景象！
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了值得警惕的"沉默"。中国大陆电视知识分子回避政治，放弃批判立场，在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提倡人文精神、批判社会丑恶现象、反对文化庸俗、进行深层的哲学思考等方面，他们却常常失语，似乎离政治越远，离财富就越近；离批判越远，离明星就越近。不可否认，这与中国电视传媒的官方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随着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加速，党和政府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加自由的言论空间，开明的政府也清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会丧失许多政策推行的合理化依据。知识精英更善于在感化大众时掩盖意识形态色彩，这在西方社会已有成功的经验，所以布尔迪厄会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