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电视知识分子扮演着对话者的文化角色。"按'金字塔结构'的说法，则是'大众文化'处于最下层，'精英文化'属于中间层，'主流文化'居于最上层。"这三种文化"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相互补充、协同、共进的关系，在特殊情况下，又表现为矛盾、冲突和对立"。王一川先生对比三者的差别时称："精英文化崇尚永久魅力，大众文化看重瞬间快乐；精英文化强调由思想和历史深度与情感的交融形成的美感，大众文化关心感官快适即快感，或把深度平面化，编作感官刺激佐料。主流文化的情形略有不同，它以维护现实社会的和睦与安定的名义，注重教化、规劝、训导，强调秩序、服从和统一。" 主流文化的强势色彩和宣传口吻，易造成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对立。
相对于社会文化的权威，大众文化虽然承认和服从那些公开的主宰和权威，但却有力量去逃避和抵抗。精英文化则以强调自我的优越性和独立性，以自主的方式与前两者划清界限。三者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进行调和与协商，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不仅深刻了解精英文化内涵，而且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官方媒体实践中，也对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具有充分的认识，知道如何在合理的层面开展权力协商，关键是，他们与电视关注建立着紧密的联系，拥有甚至媒体都难以企及的大众影响力，综合这些因素，他们历史地肩负起了这样的使命。例如，凤凰卫视的发展战略中就提出追求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大量电视知识分子的介入帮助它实现了这个目标。又如正因为有了一批谋士型电视知识分子的参与，使得电视媒体制作出能够让政府、大众和知识分子都欢迎的电视作品，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和纪录片都有他们默默的付出。
以上三个方面，笔者阐述了当下电视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建设中所扮演的独特的文化角色，这是已然存在的现实。作为在媒体场获取了大量社会、经济资本，并在大众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巨大偶像效应的电视知识分子们仍然需要面向未来，唤起历史使命感，肩负起深层次的社会责任。
第二节 电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1)
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需要知识分子唤起他们的社会良知，并进而唤醒整个社会的良知。我们社会需要大量的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需要走进公众之中。因为知识分子必须跨越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更深广的知识背景里建构自己的学术，寻求更开放、丰富的精神支援，培育起更博大的社会关怀意识、更深厚的知识根底，以让自己的学术超越专业学科的界线，在更广阔的领域产生效应，获得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已经投身于更广阔领域的电视知识分子而言，已经迈出了跨越的第一步，但能够仅仅满足于业已获得的声望和名誉以及丰厚的经济回报吗？也许应当更多地思考为什么要跨越以及跨越以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吧。毕竟这是出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驱使，因为以文化干预社会现实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使命，而且电视知识分子还掌握着强大的社会话语权，这是社会赋予的权力，同时也伴随着相应的义务。
一、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一书中明确提出："质量最高的力量来自应用知识。"这可以说揭示了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知识社会时代，知识的魅力让人们把拥有它与拥有财富和权力等而同之。作为知识的人格化化身--知识分子业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代表，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最为宝贵的财富和重要的依靠力量。这不仅需要他们潜心在专业领域研究和创造，更需要他们及时把科技知识、文化成果向大众传播，电视知识分子就行使着后一种责任，通过电视传媒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准。既然电视在知识的传承和观念的更新上是一种有效的媒介，那么掌握了文化的知识分子，利用电视传承文化则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
当然，我们应当首先确认，电视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中是具有强大效果的。科普调查发现，直观而形象的电视传媒是最主要、最有效的科普宣传渠道，公众科普知识80％是来自电视、报纸和科普期刊等媒体，其中，电视占75％。所以，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称："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施拉姆在肯定电视传媒的教育功能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电视传播的内容。
法国的电视五台可以作为一个示范的榜样，它每周播出的《哥伦布的鸡蛋》节目介绍一件很普通的东西，如自行车、洗衣机等的相关发明及其经济和社会功能；《喂！大地》每天播放一次，帮助观众了解世界，每部纪录片都以娱乐的方式让观众懂得片中阐明的历史、文化、科学和政治问题，激发观众的好奇心；《我思》是每周一次的哲学学习节目，隔周轮流播出介绍哲学思想及哲学家经历的专题，并由专家评论的哲学家写的重要文章；政治性节目《公共事务》每周播出一次，回答公民所提出的有关国家机构运行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让高级知识分子介入电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这在西方电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学者参与电视，在英国并不少见，也有因此而成名的。让人欣慰的是，英国学者进入传媒，本色很少改变，往往不超越他们的专业范围，他们对于电视的参与主要是编写和主持电视纪录片，寓教于乐，生动有趣。在英国，用电视来进行知识"布道"的知识分子，其耀眼程度，可以把人气旺盛的美女和肥皂剧比下去，他们的著作可以作为圣诞礼物，进入千家万户。具备表演天赋的妇产科医生温斯顿，甚至受到孩子们的拥戴。
中国的电视媒体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上也正在不断作出努力，而且电视科教节目的发展是与电视媒体以及国民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相适应的。
198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科教节目是《容易认错、读错的字》、《中学生物理》和《中学生化学》等，到了2001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开播了第10频道--科教频道，是一个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现代教育理念、介绍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专业频道，追求"教育品格、科学品格、文化品位"，追求真善美，崇尚探索、创新，提倡社会文明，是观众获取知识、陶冶情操、提升审美情趣的窗口，该频道开办了《走近科学》、《绿色空间》、《人物》、《百家讲坛》、《探索·发现》等一批传播科技文化知识的节目。例如人物访谈节目《大家》在介绍大师们的学术贡献及成长过程的同时，还着力铺叙他们所亲历的时代风云，以期借助他们的慧眼看世界、看历史，不仅是展示高级知识分子精神风范的窗口，更是他们播撒智慧的讲坛。可以说，随着电视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手段不断丰富和电视观众对知识的深层次要求的提高，光依靠电视从业者是难以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的，在中国当下的电视科教节目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参与制作，无论是访谈嘉宾，还是节目策划，都在增加着节目的知识载量。
应当认识到，充当普及者的电视知识分子和学院派知识分子之间是有分工的，而且这种分工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普及者可以借鉴后者的学术成果，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思想也可以在学术场域外接受更大范围的检验，而且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来自学术场域外的帮助和价值肯定。所以，金耀基先生称："兢兢业业专注于一事一物的研究，寻求事物之真相，固是学者的天职。从长远的角度看，也可能对人类有极大的贡献；可是掌握知识之人假如对周遭发生的大问题不问不理，似乎是一大奢侈的特权。
在一个动荡转变的社会中，知识结构中的人似乎不应该对大问题默无一语，似乎不能不作一'兼职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既要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专业领域刻苦钻研，更要积极倡导知识分子来进行文化传播和答疑释惑的工作。"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有相当权威的学者、专家走出书斋，将他们原本属于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属于十分'贵族化'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体系，给予世俗的包装和衍化，以便推广、普及、提高国民素质。这对我们这个经济文化发展相当不平衡的民族和国家来讲，只要你有一定责任感就会意识到它的重要和意义。"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电视栏目主持人和策划人周忆军，也就是阿忆，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讲座中强调，知识分子在电视节目的文化与科学传播中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改造电视文化与引导大众品位
对于认真的知识分子而言，进行文化反思是他们的职责，而且他们也要在变动的社会中重新进行定位。作为电视文化的建构者之一，电视知识分子理应用超越性的视角关照电视文化，尤其在当下中国电视文化正不断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这种反思对于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来说，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
1.当下中国电视文化中呈现的问题
中国电视正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短缺经济"式的热闹即将过去，以收视率为中心的媒体竞争的加剧正将电视文化推向一个问题丛生的时期，其表象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电视节目同质化带来的文化类型单一和缺乏创新。中国拥有辽阔的国土面积和56个民族，其文化绵延5000年而未发生中断，治理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的电视媒体，理应造就出多元化的电视文化。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台和频道最多的国家，全国共有三千多家电视台，但是，中国的电视频道和节目却呈现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电视学界和业界就展开了对频道专业化的研究和尝试，可除了中央电视台的个别频道表现为专业化色彩以外，全国绝大多数电视台仍然挤在综合类电视频道这个领域，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几乎没有电视频道愿意为成就专业化而放弃最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电视剧，导致十几家电视频道同时播出一个热播电视剧的"奇观"。笔者甚至见到过两家省级卫视同时播出某电视的同一集，内容相差仅几十秒。当然，这种现象是中国特殊的电视属性所造就的，但也促成了中国电视文化类型单一和重复建设，某一种电视节目类型一旦得势，便"遍地开花"，并迅速"凋谢"，带来的是电视文化的保守和平庸，"当下中国电视并没有为大众提供太多具有时代精神和思想内涵的精品，它更多的只是提供一种文化的常数或平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