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需要提及一下，法国学者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论断在学界影响颇大，但是其理论并不是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福柯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每当他读到'知识即权力'或'权力即知识'时，都深感自己遭遇误解"。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排除了知识主体的"凝视"关系，所以，与笔者所言知识即权力是有明显区别的。依附在知识中的话语权力，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固态"和"液态"两种，即通过占有被认为亘古不变的经典知识而获得的话语权力和通过把握流动变化中的新知识进行发明创造或是创造性解释来获得话语权力。
随着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喊出"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的口号，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所拥有的强大权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与存在的理由。在市场运作中，文化精英的优势和作用在于他们原本就拥有话语权，一旦掌握大众文化的种种游戏规则，便能制造出大众狂欢的气氛。"权威而经典的文化身份"帮助他们将"象征资本转化为金钱"。
第二个层面，道德文化赋予知识分子的判断性话语权力。"任何道德文化所制定的文化话语权力，其权力本身决不会轻易消逝，因为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文化道德'依托其文化话语权力，通过不同的形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即构成本源性的文化约束力。" 作为中国道德文化的主要参与制定者，知识分子具有道德裁判权的先天优势，我们经常可以在民间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不和你争吵，我们找个有学问的来评评理。"在社区中，教师、医生等知识分子身份经常会成为老百姓接受观念的舆论领袖。
第三个层面，教育机构通过学历所进行的话语授权。深受"功名"观影响的中国人，将这种理念移植到了现代社会的"学历崇拜"上(当然这种趋势在实用理念下在不断削弱)。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教育的话语权利，大学成为了权威的代名词。也造就了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专家能够获得社会和媒体的青睐，拥有较强势的媒介话语权。所以，尽管还有些知识分子排斥电视，但请专家进演播室已经成了一种惯例。
2.借势于杂糅了政治、经济权力的电视媒体权力
"言说空间为话语提供了存在的家园，在这一家园，言说主体、言说客体与话语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言说主体与客体所拥有的话语权。言说空间对话语权的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权与角色的对应关系决定的。言语行为应该与语言使用者所拥有的话语权相对应；而语言使用者所担负的不同角色，又决定了其话语权。"在什么样的社会空间言说，就相应地获取了其所赋予的话语权力。在传媒时代，电视影像更是一个奇迹。两个加拿大社会学家用非常夸张的语言来描述电视："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和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当然，中国电视媒体的特殊属性，对于电视媒体权力的认识，不能简单地参照西方学者的观点。
"电视的权力应当是把它放在政治经济结构内的适当位置加以理解，而不应从非语境化的效果里所作的分析中加以理解。" 按照郑世明的研究，中国电视媒介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与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文化、信息权力之间，向是一种复杂的联姻、相互纠缠，难解难分。由电视媒介三种属性和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电视媒介权力的生成，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和经济权力三方博弈的结果"。所以，中国电视媒体的权力是一种杂糅了多种权力的混合体，而电视知识分子话语借助这样的载体，则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力。
具体的表现为，知识分子通过在被电视"召唤"和在电视中出镜发言，而被电视媒体进行了"社会地位授予"。按照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论述，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拥有这样的社会影响，"电视支持、因而也强化社会规范；它赋予社会成员、地点、政策以及事件以地位，只要给这些内容上镜的机会就可以"。"大众媒介的有利的注意可以使个人、团体和政策的声望地位提高和合法化......提高声望地位上似乎有着这样的一种循环过程：'如果你真的了不起，你就会吸引大众的注意，如果你吸引大众的注意，那你的确是了不起的。'"
知识分子的符号权力实际上只是政治权力的附属物，政治上处于强势的集团，也就顺利地掌握了符号权力。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中，电视媒体场域是处于政治权力场域内部的，本身就是"政治上强势的集团"的一分子，"任何新闻媒体都是党的宣传事业的一部分"清晰地说明着这一现象。从这样的表述中，就可以发现我国的电视媒体话语权力的优势，而身处其中的传播者则成为这种权力的代言人。例如广播电视专业教材中就："播音员、主持人形象内涵是，作为媒体直接代言人，代表政府的声音和媒体的形象，具有公信力，代表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影响力，具有'政府和人民赋予的话语权'。" 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电视机构的记者、主持人在进行采访时，其背后具有明显的官方意识形态支持，这从人们把《焦点访谈》节目称为"焦青天"就可以看出这种意味。
第二节 电视知识分子话语权 (2)
政治权力、媒体权力与电视知识分子并非是单方面给予的，两者间存在着勾连并相互需要。"固然政治精英的权力可以凭借种种暴力的形式取得，但是，任何政治权力要能长久维持，大半必须依赖制度的建立，并以例行化的权力运作方式来进行才有可能。这样对正当性予以例行化的过程，本质上是政治权力理论得以建立和使之在人民心中产生内化的一种必要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之中，权力理论的建立以及权力正当性的合理诠释和赋予，往往不能由权力拥有者自己来执行，而是由居第三者地位的知识分子负责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力正当性认定的外衍性'。"权力要使人信得过则必须转化为权威，这就是一个合法化过程。如何使赤裸的权力转化为被人认为合法的权威则是知识分子的特有功能。通过知识分子合法性的阐释，知识精英比普通制媒者更了解如何掩饰意识形态的作用，三者间的共振使相互的话语权力扩大化。
同时，电视媒体也拥有着强势经济话语权，这从每年中央电视台年代经济人物评选、上榜品牌、知名企业展播等现象中都可观察到媒体与经济权力的共谋以及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当代的电视体制是"官方"、"精英"、"市场"三种体制性力量之间彼此冲突又相互借重、复杂互动的结果。所以，这种权力的聚合对于知识分子产生着巨大的向心力，而身居其中的电视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通过电视媒体授予的权力也显得复杂和强势。
3.大众偶像与代言人所赋予的话语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其文化逻辑逐渐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强势文化和话语霸权。作为消费文化市场的消费主体，"文化的消费大众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个人特征千差万别的个体消费者所构成的，他们的文化层次相互悬殊但区分的界限却非常模糊，他们由于某一机缘聚合在一起但意见又多有出入，他们声应气求但又易合易散，他们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
大众越来越成为决定媒体市场生存状况的力量，促使媒体从"传者意识"向"受众意识"转变，这也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传媒改革中，媒体从业人员认识层面的主要变化之一。"只有社会公众乐意阅读或聆听知识分子的话语，他们才会将知识分子的话语填满报纸和杂志的空间，充斥电台和电视台的播放时间。"我国学者郭振玺、丁俊杰也认为，话语权是一种社会主流意见。只有媒体的传播内容及其价值观能够通过受众的普遍认同而形成社会主流意见，才能使媒体的价值得以体现，并最终形成对媒体影响力的评价。出于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媒体对受众地位的提升以及对他们意见的尊重，都客观地使受众在与媒体的话语权博弈中获取了部分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和大众一样"易合易散"，需要代言人来进行整合，才能够有效地发挥。
谁来充当这样的代言人，在中国社会中表现得比较复杂。一方面，当大众面对政治权力，需要传媒行使舆论监督功能时，媒体从业人员尤其是电视记者、主持人是作为大众代言人身份出现的；另一方面，在受众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媒体权力博弈时，就需要寻找一个新型"代言人"--知识分子，这也是出于大众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知识分子价值中立立场(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的)的认可或想象。所以，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电视上发言，在一定时刻也意味着"为民代言"(只是在理想状态下)，也拥有了大众所赋予的话语权力。
另外，电视知识分子被电视与大众文化塑造成文化偶像或学者明星之后，使其背后数以万计的追星族们获取了大量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在"晕轮效应"下，这种大众所叠加给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可以让他们足以产生影响社会其他场域的能力。
在中国语境下，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是在电视运作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多重势力的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其中的佼佼者更是由于强大的话语权而拥有了明星般的地位和资本，当然，其中有偶然的因素，这也是一种中国特殊国情下出现的社会必然现象。张颐武先生谈道，"知识"向"媒介"，知识分子向"后知识分子"的权力转移已成为无法否认的文化景观。知识分子面对这一挑战的反应是极为复杂的，但他们的未来已成为目前文化的最大困惑之一。激烈的批判、迷茫的思索、投入消费文化的热情的取悦，种种形态所构成的困境正是话语中心及权力转移的结果，谁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
二、以《面对面：麻辣教授》节目为个案
针对2006年易中天现象的火爆，中央电视台著名人物访谈节目《面对面》主持人王志在2006年8月对他进行了采访，该期节目于8月21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此后还多次重播。由于电视文本的特殊性，笔者为完整描述语境，将解说、访谈中插入的画面亦用文字进行记录。
选择此样本进行分析是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易中天是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其次，在访谈节目的对话机制中，较能够体现话语权力关系。"话语的权力作用就是对主体与支配结构的关系作如此定位，使那些结构因此能够对他或她发生作用。话语的权力作用的主要特点是隐藏了它对主体的构建功能，只在该主体已经成为权力的受话人之后才显露出来。"这种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在这次访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被我们称为话语的这种语言运用单位进行清晰的、系统的描写。这种描写有两个主要视角，即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文本视角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对于该节目的分析，笔者将尝试综合运用以上两种视角。
1.传播语境分析
首先，从节目播出的社会文化环境考察。易中天因为2005年上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品三国而迅速成名，并延伸到《品三国》一书洛阳纸贵，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热议。节目播出的2006年8月也正是处于批判和支持此现象的意见热烈交锋的时刻。当然，触发该现象的社会文化因素相对复杂。从中国大陆电视节目发展看，这是文化类节目长期积弱的一次强势反弹；从文化层面理解，这是大众文化在电视媒体中与所谓的精英文化进行的尝试性融合；从受众层面认识，这是普通观众在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膜顶崇拜的表现；从传播者角度分析，可以剖析出国家、政府与电视媒体合作的更深层次原因，这在本研究其他部分进行了解释，这里不再重复论述。导致易中天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分析该节目访谈内容就必须将其放置在这一特定语境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