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中国知识分子电视媒介化历程 (5)

但是，从中国国内现阶段状况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心地位的互换。这一结构关系的变化，集中表现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从原来的中心走向边缘，科技知识及科技知识分子从原来的边缘走向中心。从90年代开始，一方面，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80年代末相比，已失去那种几无限制的社会政治文化批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化大潮继续挤占文化空间，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大潮猛涨，第三次"全民经商"浪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力度席卷全社会。在此形势下，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生存危机。所谓生存危机，表面是指早从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经济收入的急剧下降，而较生计困窘更为根本的是，当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开始越来越有根柢地支配全社会时，80年代曾吸引国民各界关注的轰动性的文化讨论便风流云散，成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梦。

如果把发生在1992年的两个现象联系起来，可以发现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开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境遇。1992年3月，珠海率先以数十万元重奖有功的科技知识分子。3月9日的《光明日报》是这样描述的："珠海经济特区实施特殊科技政策，理直气壮地重奖科技人才。今天，荣获1991年度珠海科技进步突出贡献特等奖的3位科技人员，在几十位中外记者和千余名各界人士注目下，从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有关领导同志手中接过了巨额奖金支票，近100平方米住房产权证和'奥迪'牌高级轿车的钥匙。"当天的《中国青年报》更是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风光的一幕"。

显然，在这里《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正确表述应该是："这是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最为风光的一幕。"而在1992年的夏天，以人文学科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却第一次出现了招生欠员的现象，它意味着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失去自己的角色位置，或者说正在被一个不再需要他的社会排挤出去。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在此的分野可见一斑。王增进先生把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地位变迁进行了小结："总体说来，在史前时代、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四个历史阶段，科技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的变迁轨迹是：中心-边缘-中心-中心；而人文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的变迁轨迹是：中心-中心-中心-边缘。"

第二节 电视媒介化转型的内因解析 (3)

导致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导师"身份被市场化"祛魅"了。1992年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如果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是发生在政治层面的话，那么这一波的边缘化更多的是在社会意义上。昔日主宰社会文化的人文理想的光彩黯然失色，悄然而起的是世俗社会粗鄙的功利意识--赤裸裸的商品拜物教与权力崇拜，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位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社会结构的中心移向社会的边缘。所以，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最为难熬的一段岁月。由于原本生死攸关的意识形态论争与终极价值关怀已变得无关紧要，形而上的价值分野让位于现实的物质比较，社会空气的政治分子骤然下降，政治意识为商业意识所取代，人文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从高处跌落下来。从意识形态制造者与操纵者的位置上飘然跌落，从过去万目崇仰的高处一下子掉入普通民众之中，真正"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已不再是社会与人性的当然阐释者，因为时代已不需要他们充任这样的社会角色。

世俗化在消解传统权威神圣性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权。尤其随着经济与科技的社会地位飙升，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失重"，再也没有"人民代言者"的自负与自命，"精英意识"、"导师心态"飘然逝去。裴毅然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最近这四十多年，文化这一领域也不断从中心退处边缘。在中国传统中，学术和思想一直被看做是为社会指示方向的，因此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占据了枢纽的位置。在社会经济决定论的新观念支配之下，不少知识分子已开始视文化为寄生物。

整个文化领域更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外围装饰品。文化的边缘化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已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可谓是人类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形象地描绘道："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

另一方面，科学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权，科技知识分子在信息时代的社会地位不断攀升。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和技术是现代工业社会最需要和最倚重的两样东西，是现代工业这趟列车运转和前进的主要动力。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和依赖，就意味着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需要和依赖，而这正是科技知识分子居于社会中心位置的首要条件。普通社会成员能切身感受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他们对科学技术却又知之有限，与科技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鸿沟"，这是他们"附魅"于科技知识分子的又一必要条件。

从我们每一个小学生最初的梦想--当一个科学家上面，就可以理解这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科学崇拜"。反观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与大众之间的人文科学"文化鸿沟"正在被日益普及的识字率、受教育率所消弭。"文化鸿沟"的消弭使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传统的一方谆谆教诲、一方洗耳恭听的单向话语关系，变成双方都主动参与、各抒己见的双向互动关系。人文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两个因素将人文知识分子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位置，使他们破天荒第一次体会到了"靠边儿站"、"四顾心茫然"的尴尬。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边缘化状态有利于实现其批判的文化责任，如赵毅衡先生认为"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之边缘化，并不是经济收入意义上、也并不完全在社会影响或权力意义上，而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使然。......反过来说，要完成好这个文化职责，知识分子必须坚持边缘化的批判，即'纯批判'"。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现象并没有滋生出大量具有"纯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反而迫使他们积极寻求重获社会认可的途径，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方式的改变。

毕竟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直接带来了他们社会收益的降低。无论从声望地位还是从经济收入上看，人文知识分子必须面对重新选择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历史总体来看，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宗教作为信仰实体性的社会组织，是人文知识分子长期而可靠的生存基地。

2.仰仗或受庇于世俗权力，则是人文知识分子更为普遍的情况。

3.凭靠家庭财产或个人资助。

4.依靠社会机构基金。

5.依靠非人文职业来保障人文事业。

绝大多数从工农阶层逐步迈入知识分子行列的中国大陆人文知识分子可以直接排除第1、3种选择；第4种选择只能是高校教师、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谋生方式，而在人文学科科研经费极度匮乏的中国大陆，亦不可能成为唯一途径；第5种选择就是"文人下海"；而第2种似乎只能成为人文知识分子最可能的谋生方式。而与人文学科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化市场、大众传媒领域也就成为被抛于社会边缘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受庇护场所。90年代以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社会中产生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力，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与之结合，是重获社会认可的捷径。人文知识分子在面对媒体的态度上发生了分化，部分人以一种介入的文化方式开始谋求媒体的庇护，无论是为了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创收，所以，大量人文知识分子演变为电视知识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知识分子的世俗化

如果说"清高"一直是知识分子拒绝电视媒体的最大心理动因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则抽走了架在知识分子脚下的云梯，让他们跌回烦扰的世间，自觉地摘掉了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

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制度恢复，提倡科教兴国，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可以说是建国之后前所未有的，这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他们终于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重压下解放出来了，从而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也催发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得志则大行"的心态。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心理环境中，知识分子在荣耀、升迁、择业乃至择偶方面都处于优越位势，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称如果男女青年找对象第一次见面，男青年拿着本诗集去，就会使博得女青年芳心的可能性大增。同时，在社会上他们的话语也得到了认真的倾听和严肃的关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但是，80年代的精神亢奋和"青春期"骚动，到了90年代则变成一种倦怠、困惑、迷惘和"中年期"的老成。知识分子出现了难以遏制的全面分化。于是，走向世俗、抨击崇高、调整心态、张扬私人化、逃避历史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从而，咀嚼和感受自身存在的焦虑--生命之"轻"的失落、风险社会的无奈，以及对真理、价值、崇高的亵渎，成为知识分子内在分化的现实处境。对知识分子来说，现代社会确是一种相当乏味的社会--没有英雄与壮举，没有浪漫与豪情。这是一个没有主角与英雄，也不需要主角与英雄的社会。还想负天下兴亡大任于己身的知识分子，会在这一时代变迁面前感到十分痛苦，充满失落感。尤其随着知识普及化，社会对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客观需求度大大降低，知识分子本身的人格与精神势必日趋世俗化，与社会俗众之间的距离日趋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