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言之，大禹生于西羌的地点又何在呢？《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郦道元《水经注·沫水》："禹生于蜀之广柔县石纽村。"《三国志·秦泌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汉代的广柔县，大致相当于今天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茂县和绵阳市的北川，范围较广。《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称大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华阳国志·蜀志》载，"石纽，古汶山郡也"，大禹出生在"石纽刳儿坪"。谯周《蜀本纪》亦云："禹本汶山广柔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石纽所在，除了汶川说，也有北川说(《新唐书·地理志》)，等等。诚然，这些历史记忆在疑古派史学家们看来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诸如此类书面记载中亦未必能抠出百分之百的信史，但至少提醒我们，"禹兴于西羌"作为民间信念由来已久，羌人关于大禹的种种民间叙事亦非空穴来风，这是今天我们立足"口头传统"研究羌族文化遗产所不可忽视的。
"禹兴于西羌"、"禹生石纽"，诸如此类说法的真相如何，史学界争议不已，迄今难有定论。转换角度来看，作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大禹传说在羌区流传广泛，其故事版本丰富多样，各具特色又彼此互补，共同建构着羌人心目中的大禹形象，也共同成就了羌人有关这位上古人物的"集体记忆"。诚然，传说不是历史，传说的内容不等于历史的事实，但在人类学家眼中，一个故事被某个族群代代相传的过程本身亦是值得研究的历史。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羌区有关大禹事迹的口述史，不可不深入其背后隐藏的族群文化心理，去透视该民间叙事底层有关自我族群身份表达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无意追究羌人所讲大禹故事的内容是否属于历史真实(这是历史学的目标所在)，而是要去探视一代代羌人如何讲此故事与为何讲此故事以及他们讲此故事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族群意念(此乃人类学的关注所在)。研究后者，既是为了对羌区大禹传说的解读去表层化，也为的是更深刻地认识羌民族。
2.人类学关注点：族群心理
从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和身份表达看，羌区大禹传说包含着先祖敬奉和英雄叙事的要素，其为羌人强化族群认同、提升族群声望、拒绝他者讹指提供着民间文学资源。大禹作为治水英雄名扬天下，既然"禹兴于西羌"，一代代羌人通过对此关涉灾难拯救主题的英雄故事的不断讲述，正可获得和增强自我族群的荣耀感，从而促进族群成员的内部认同。
追溯历史，"西南的四川古称巴蜀，本为少数民族地区。......迄至东汉末，四川仍为少数民族地区"。古代中国，相对于中原这华夏政治地理观念中的腹心，地处西南的巴蜀向来被视为边缘，尤其是汉文化域界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秦国伐巴蜀，汉廷开发西南夷，乃至一次次大规模移民入川，说到底都是在历代当政者的武功文治中彰显着中原与边地、"我族"与"异族"、文明与蛮夷的二元区分。羌族口头文学中，释比唱经《赤吉格补》讲赤吉为报父仇发兵依多(成都)的故事，其中关于川西坝子上羌、汉之间战争的叙述，即多多少少折射出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紧张关系。大禹传说在川西北羌区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但从人类学的族群理论透视，处于中原之"西"的羌人世世代代对大禹故事的讲述，一方面是在表达他们对上古英雄人物的崇拜并借此神圣叙事强化自我族群的内在凝聚力，一方面也未必不是在某种族群身份焦虑的驱动下表明对华夏大家庭的一种认祖归宗意念。在此，口口相传的大禹故事成为羌人身份表达的一种族群代码。
祖先崇拜在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位置，羌人敬奉的神灵众多，天上地下无所不在，其中被他们世代尊为"先祖"的有天仙女木姐珠、神农氏炎帝、治水英雄大禹。羌语称大禹为"禹基"(前述"耶格西"乃不同译法)，今人以国际音标注音为"jytcie"。据当地研究者讲，羌人所奉始祖神有"炎帝、神农(apajen)、大禹(apajytci)"。在茂县某避暑山庄的羌圣祠中亦有炎帝、大禹等的造像。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羌人奉炎帝为"先祖"，其心意不言而喻。
在羌文化语境中，"apa"是羌语尊称，用于指父亲以上的长辈，汉语音译为"阿爸"或"阿巴"，如羌族的英雄先祖有"阿爸白构"(apapekou)、羌族释比的祖师称"阿爸木拉"(apamula)、羌人尊奉的最高天神为"阿爸木比塔"(apamupitha)。羌民在大禹(jytci)的名字前冠以"apa"，称为"apajytci"(阿爸禹基)，其中隐含着微妙的族群心理。结合多民族中国语境，从族群身份表述看，视大禹为"先祖"，奉大禹为"羌族首领"，强调大禹为"羌族的根"，羌人如此这般苦心构建大禹故事的口头传统，实际上是在以话语抗争方式进行自我身份表白，努力争取自我族群在整个华夏国族中的合法席位。
中国历史上，生活在西北的羌被作为与中原腹心相对的"蛮夷"(史书所谓"生羌"、"羌夷"、"羌胡"、"羌蛮"、"蛮子"等，如《宋史·列传·蛮夷四》称"泸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冉，今茂州蛮、汶山夷地是也")，其族群身份和地位长期被强势话语指认为非中心、非正统(甚至连俗称端公的羌族释比也被区别于汉地端公而称"蛮端公")，加之身处边地因"山高皇帝远"而时有不合朝廷规矩的事情发生(如《明史·列传·西域二西番诸卫》："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
")，以致老是被当政者作为"伐"(如甲骨文屡载的"伐羌"、"征羌"、"灾羌"、"执羌"、"获羌"等)和"平"(如沉淀历史记忆的地名"平羌"、"宁羌［强］"以及"肃蕃"、"威戎"、"镇岷"等古镇名)的对象，成为政治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族群。可是，站在羌人的"主位"(emic)立场上看，他们对此来自外方他者的异己化指认并不认同。从羌人再三讲述的大禹故事中，我们读出的深层密码正是他们执意要表明大禹就是自己民族的"先祖"，而大禹作为《史记·夏本纪》所言"黄帝之玄孙"和标志中原王朝史开端的夏朝的奠基者，又无疑代表着华夏正宗
3.旅游学关注点：遗产资源
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的目标之一。从此角度看，这作为民间口头文学的大禹传说，这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神话历史"，在当下不同羌区又是被当作实现某种群体目标的社会资源来使用的，是一种被用来创造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生活的可利用资源。古往今来，有关大禹王的故事在岷江上游地区广泛流传，并且通过羌民口碑形成了丰富的叙事和多样的版本，它们共同成就了羌民族有关这位上古英雄的不无族群倾向的"集体记忆"。如今，基于族群心理的这种"集体记忆"作为"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在羌区又带有鲜明的服务当下生活的色彩。
当今世界，走势看好的旅游业被人们誉为"朝阳产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旅游业就会兴旺起来，全国范围内就会形成旅游市场并刺激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壮大整体国力。旅游业作为"无烟工业"，其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地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对于旅游业来说，其所拥有的资本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伟大的文化传统和人类历史的卓越成就。在文化为旅游注入灵魂的时代呼声中，发掘"在地性"人文资源对于促进地方旅游业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归根结底，旅游发展牵动着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神经，正是在当今文化遗产保护、旅游经济发展等等的驱动下，前述汶川、北川诸地都试图通过遗产申报、景点打造乃至禹乡命名将大禹出生地落实在自己的地界之内，并在此基点上进行各式各样的符号化建构(诸如博物馆、风情园、山庄、庙宇以及祭仪、庙会、庆典之类景观与活动打造，以及产品标牌设计等等，如图5，李祥林摄影)，既能对内强化和升华自我群体认同，又能对外提升本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含金量和知名度。其实，当地人这种做法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凭什么该受到外人说三道四呢？
包括大禹崇拜在内的羌文化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是"5·12"地震后羌族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以茂县着力打造的《羌魂》为例，尽管当事人讲"《羌魂》的这次全国展演还是想将目标落在羌文化的传承，至于商业的部分还只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将非遗的保护推进一步"，但是，他们依然不讳言："据茂县政府的规划，这台节目将在今后落脚正在建设中的羌文化旅游目的地'羌城'，成为羌族文化旅游产品。'在灾后重建中，我们选取了当地最有特色的羌族文化作为主体进行旅游项目的建设，这种选择也在最大程度上给羌族人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同时也促进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不必讳言，大禹传说对于今天的羌人，已不仅仅是一种民俗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资源，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种可向资本转化的资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的中国，"生产性保护"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对于川西北羌区，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地方旅游两方面取得共赢，这是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的。
大禹传说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存在，此乃不争的民俗学事实，但大禹故里问题，古书言之欠详，后人争讼不已，向来是史学界悬案。这场名人出生地之争，连羌区内部也一度未能免俗，陷身其中，耗费了许多精力......经历了"5·12"地震之后，面对灾后恢复重建的实际，如今在羌区内部，县与县已抛开所谓"故里"之争，而是本着弘扬大禹精神、保护大禹文化的主旨提出携手共同打造"大禹品牌"进行当代文化建设的口号。也就是说，不管北川还是汶川乃至其他地方，大禹传说作为地方文化遗产是川西北羌族人民所共同创造和共同拥有的，是他们通过旅游推动地方发展所可依赖的不可多得的民间文化资源。
第二节 精致与繁缛：明清时期的民间造物艺术
南京大学徐艺乙
摘要：明清时期的造物文化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时代气息。瓷器、织造、刺绣、金工、漆艺等传统手工艺，均在技术和艺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代社会流传的合理、周到、简约、精湛等造物标准，在客观上促进了相关工艺技术的发展。清代的传统手工艺所追求的是技艺上的精巧与熟练，各类物品的结构与造型日趋精致，而附着其上的装饰则趋于繁缛，图案注重写实的绘画性。另外，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工艺著作，以及由文人记录的各式工艺以及与之有关的著作。
关键词：传统手工艺造物文化造物标准装饰图案
明清时期的造物文化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时代气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手工业内部有了比过去更加细密的专业分工，瓷器、织造、刺绣、金工、漆艺等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的传统手工艺，均在技术和艺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代市民意识的苏醒，文人对"格物"语出《礼记·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倡导与追求，以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都曾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明代造物艺术的发展，而合理、周到、简约、精湛等造物标准，则在客观上促进了相关工艺技术的发展。
在清代统治者的倡导下，手工艺人在创作的过程中追求的是技艺上的精巧与熟练，各类物品的结构与造型日趋精致，而附着其上的装饰则趋于繁缛，图案注重写实的绘画性。另外，明清时期一些优秀的手工艺人在总结行业经验的基础上，撰写出专门的工艺专著，由文人记录的各式工艺以及与之有关的著作也相继产生明代有髹漆艺人黄大成的《髹饰录》，计成的《园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会》，赵士祯的《神器谱》；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王征的《泰西奇器图说》等。清代有朱琰的《陶说》，程哲的《窑器说》，蓝浦、郑廷桂的《景德镇陶录》；梁同书的《笔史》；张燕昌的《羽扇谱》；周嘉胄的《装潢志》；沈寿口述、张謇记录的《雪宧绣谱》等。
一、巧夺天工的造物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