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浩然的概说
誉满中国文坛，跨越整个当代文学，从事文学创作近五十年，写作近一千多万字的农民作家浩然的文学生涯是怎样曲折演绎的呢？
一、浩然文学生涯 (1956-1976)
浩然的文学写作始于发表在1950年《河北青年报》上的第一篇习作《姐姐进步了》。在此之前，浩然是一个自幼经受苦难，1932年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煤矿小镇的贫困孩子。战时兵荒马乱的童年并没有影响小浩然对母亲口中民间故事的接触，浩然小时候最喜欢听只识得几个字，却胆识、眼光过人的母亲讲神话故事，母亲是他最初的文学启蒙老师。争强好胜的母亲为了孩子能出人头地，咬着牙把不满6岁的浩然姐弟送到学堂读书，可惜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由于父亲去世，失去经济来源而辍学，随母亲回到娘家蓟县王吉素村，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13岁时，母亲的离去使原本苦难的生活愈加困难，成为孤儿的姐弟被亲戚霸占了房屋土地，是共产党的来到，判决财产归还，才使幼年的浩然绝处逢生，惊呆于这个结果的浩然从此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
1946年，14岁的浩然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成为王吉素村第一任儿童团长，不久，又当上粮秣委员和公安委员，开始了最早的农村基层革命工作。1948年，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浩然被派到地委党校学习，第一次知道了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在校期间无意中编排小歌剧，小小的成就感成为促动浩然文学生涯的点点火光，从此他开始了义无反顾、痴迷不倦地爬格子梦想。1950年，18岁的浩然发表了一千多字的处女作《姐姐进步了》，这是浩然用一百多篇废品换来的最初成果。1954年，22岁的浩然结束了八年农村基层干部生活，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勤学苦练换来浩然文学人生的新起点。当了新闻记者的浩然，更加勤于学习、观察、写作，他本着朴质的本性长期深入农村，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1956年，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在大型文学刊物《北京文艺》上发表，为浩然的文学人生正式开启第一页。刊物主编巴人亲自为他修改稿件，使当时才学粗浅的浩然受益匪浅。之后的几年里，受到鼓舞、热情高涨的浩然不断发表稿件。1959年国庆前夕，经著名诗人郭小川推荐，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的浩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经过十年艰苦跋涉、奋力拼搏，从1949年17岁开始做起文学梦的浩然，终于走进了中国作家队伍的行列。那时候，经过五年业余文化学校补习，已经读完中学课程的浩然，又继续用五年时间读完了大学文科主要课程，为他日后高潮迭起的创作生涯，打下不可缺少的文化基础。
1962年，经过长期文学素材、生活经验积累的浩然开始动笔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五周年的大喜日子里，第一卷《艳阳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此后的1966年又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卷、第三卷，并创下发行350万册的纪录。《艳阳天》凝聚了浩然的作家梦想和文学积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它的问世在文学界和农村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浩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成为三十而立的良好开端，也使他在文学史上获得新中国农村作家的称号。六七十年代，《艳阳天》不断被译为多国文字，影响扩大到国外，并根据小说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广播等形式，扩大了其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艳阳天》的出现为浩然进入当代文学史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成为一个时代中国农村的记录。
1966-1976年这"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遭受劫难的十年，浩然在一段表面风光的个人历史背后，实则内含种种苦涩与迷惘。由于《艳阳天》的成功所带来的知名度和工农兵的纯正出身背景，在几乎所有作家知识分子遭殃的时刻，浩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队推举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主任。在此期间，浩然利用职务之便，尽最大努力，本着农民的朴实良心保护了不少作家少受造反派的折磨。时代的巨大风暴中，即使是出身纯正的浩然也只能跟着风浪颠簸。革委会解散后，浩然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迫停笔五年。1971年，他从下放的京郊农村回京，开始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创作，1972年第一、二部小说问世了。至此，浩然名声大振，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人称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作家。在受到江青肯定后，浩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次被江青点名召见。1974年，他接受去西沙采访的任务，完成表现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中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期，浩然因被动接受江青安排的文学写作政治任务，受到波及，1978年被取消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的人生之路由巅峰跌入谷底。
此为新时期之前浩然所经历的文学生涯。由于本章只涉及1956年《喜鹊登枝》到1976年前《金光大道》创作时期的浩然研究，在此仅简单介绍作家在这期间的情况。
二、浩然前期创作图勾勒
了解到作家传奇的前半生，可见浩然在极其有限的文化水平上能成就今日之名，是极富文学艺术天赋的。在普洒沐光的时代，浩然用农民式的执著和勤奋，以工农兵作家的身份跨入中国当代文坛行列，幸运地圆了他的作家梦。然而，虽受惠于时代，也受限于时代，随着中国政治的阴晴变幻，浩然紧贴政治式的文学创作在不同时期所得到的评价毁誉不定。本章根据作家在此期间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时段，为突显浩然在不同时期的文学走势和不同于同期其他作家的独特性，把浩然新时期之前的文学经历划作三个阶段：1956-1962年的文学写作发展期；1962-1967年的文学创作高峰期；1967-1976年文学事业上的"一枝独秀"时期。
(一)1956-1962年的文学发展期
浩然一直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事实上，他本人的作品就是以这样一种充满浓郁、朴实、清新的泥土气息"出土"的。1956年，在被拒绝了一大堆废品稿件后，浩然终于借着《喜鹊登枝》的喜气，被《北京文艺》编辑巴人慧眼识重，正式迈入文学创作轨道。1958年5月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收入两年来创作的11个短篇：《新媳妇》、《风雨》、《春蚕结茧》、《喜鹊登枝》、《雪纷纷》、《一匹瘦红马》、《从上边下来的》、《夏青苗求师》、《金海接媳妇》、《老来红》、《监察主任》。
截至1973年，浩然共出版10个小说集：1958年7月的《高德孝老头》，1959年9月的《苹果要熟了》，1959年12月的《一匹瘦红马》，1960年的《月照东墙》，1960年4月的《新春曲》，1962年3月的《蜜月》，1962年6月的《珍珠》，1963年7月的《杏花雨》，1966年4月的《老支书的传闻》，1973年8月的《杨柳风》。直到1964年9月《艳阳天》问世，这个时期是浩然短篇小说创作丰沛时期。沾着清新的泥露气息，以农村新人、新事为主的短篇小说创作初步彰显了浩然的文学审美风格，即热切回应主流意识政治，按照当下时代政策，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构设简单的农村生活、生产故事情节，浮光掠影地触及农村新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塑造。清新、简约之余，类同化的人物、故事创作又初显了浩然初登文坛直至终末创作中的弊端：正因为与政治的过分贴近，政策演绎代替个人思考，浩然创作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缺乏思想精神硬度、模式化紧贴政治的毛病。优势与弊端在作家抬笔之初，已初见端倪。
具体来看，1956-1962年是短篇小说创作积累经验的时期，浩然大致写了近百篇短篇小说。总体说来，就内容而言多是农村轻喜剧，以反映农村集体生活、生产故事为主，通过琐细的农村人物情感反映新时代的活力，以一篇篇短小的故事图绘出时代新春气息。归结此时段的创作，可分为两大故事类别--创造新社会和征服自然恶劣条件，大部分小说都围绕在塑造社会主义农村新型人物的主题上。
无论是创造新社会的《石山柏》、《队长的女儿》、《婚礼》、《车轮飞转》、《铺满阳光的路上》、《茁壮的幼苗》、《灵芝草》、《苹果要熟了》、《热爱》、《箭秆河边》、《葡萄架下》、《队长做媒》、《月照东墙》、《傍晚》、《风雪》、《金河水》、《小树和妈妈》、《珍珠》、《老树新花》、《送菜籽》、《县长下乡》、《写信》、《冬暖》、《半夜敲门》、《中秋佳节》、《高升一级》、《铁锁头》、《砖》、《蜜月》、《晌午》、《彩霞》、《妻子》、《杏花雨》、《万寿》等，还是彰显人定胜天的《泉水清清》、《新春曲》、《人强马壮》、《瑞雪丰年》、《太阳当空照》、《红枣树》等篇章，短篇集里的小说大致有三个特征，可作为浩然"喜鹊登枝"时期的文学特色。
首先，主人公大都以正面人物形象出场，显示农村新人的特征--忠诚、踏实、苦干，具有牺牲精神和乐观气质。这样的新人要么是年轻一代，拥有相对程度的知识或农村实际劳作技术，要么是朴实的老年一辈，凭着过硬的劳动技术和忠厚美德，有很强的号召力。列举两例以示感受。《雪纷纷》写社员红芳自愿照顾孤寡五保户的故事。所有邻居在互助中都嫌麻烦，不愿收养老人，而年轻的女社员红芳不顾家人反对，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体现了个人在集体利益面前的牺牲精神。《铁锁头》刻画了一个一心为公、坚决不占集体便宜的老人，为给公社买一只羊省钱而不坐汽车，自己扛重物，牵羊步行回村。诸如此类的新人故事举不胜举，由于作者过于单一地表达塑造新人的愿望，众多小说出现类型化阅读感受，以至于读完后头脑里没有较为清晰、独特的典型人物。
其次，在新旧社会观念转变期，浩然小说中常有模式化的落后人物向先进人物转变的情节。落后人物与新人成为对立面，往往以利己为中心，思想保守，贪图个人利益，损害集体。而故事情节大多是落后人物在先进人物感化下，轻快容易地改变了思想。如《新媳妇》中原有旧社会习性，好逸恶劳、喜欢恶作剧的中年汉子黄全宝在新媳妇边惠荣不计前嫌、不避男女之嫌，撕破衣服给他包扎伤口的感召下，惭愧得开始重新做人，认真务农。正因为诸多现实生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思想中的顽固观念在浩然的小说中轻易改变，使作者的创作流于浮表，缺乏渗透力度。再次，浩然短篇小说经常使用先抑后扬的方法构思故事，注重情节团圆结局，阅读他的小说故事，使人内心充满欢乐，符合轻快向上的时代特征。《喜鹊登枝》即是这一特色最好的说明，两个新农村自由恋爱的青年，在公社活动中暗生情愫，他们积极上进、踏实劳作的精神同时也符合父辈的世俗择偶观念，在人为制造的故事巧合中，皆大欢喜地达成心愿。
在整个1956-1962年文学发展期，浩然的文学没有明显的阶级话语，没有居高临下、斩钉截铁的政治说教，整体上是对新人新事物的由衷赞美，对轻快、明朗时代特质的应和，所以诸多研究者称早期浩然小说是带着"泥土味"和"露水气"的短、轻、简式的政治性文本。前期的创作积累为后续文学巅峰时期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二)1962-1967年的文学创作高峰期 (1)
经历了六年短、中篇小说创作的磨炼和在不断积累塑造正面农村新人的经验后，浩然不满现状，以极大的热情和雄心投入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心怀"为农民写史"的壮志，在前期素材以及经验的积累上，更集中地完善农村正面人物形象，敏锐地按照阶级斗争路线思想，提升正面人物意义，促成较早的农村英雄人物形象"出炉"。从《艳阳天》到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延续篇《金光大道》的出现，不仅推动浩然的个人创作达到顶峰，也把中国当代文学农村合作化小说推向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