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印巴两国总是各执一词，宣称自己应该得到克什米尔，而对方的占领为非法，它们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论长期集中在一些法律问题上。那么，从法律权利的角度来讲克什米尔应该属于哪个国家，换言之，而不是根据地理、民族、经济之类的特性来宣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更应当得到它Wirsing， Robert G， 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on regiona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10。
克什米尔争端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出兵克什米尔是否合法等等，其实焦点都是对哈里·辛格大君在1947年10月26日签署的《加入证书》Instrument of Accession，前人多把它译为《加入文件》或者《加入条约》。Instrument有证书、契约和文件三种意思，把它译为“文件”和“条约”显得过于广泛，“证书”才比较贴切，故本文把Instrument of Accession译为《加入证书》。的法律效力之争，因为它才是那些纷纷扰扰的表层问题的源头。对于这份《加入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数十年来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甚至截然相对。本节力图在理清历史真相的前提下，在剖析《加入证书》内容含义的基础上，再把《加入证书》的法律之争放到同类事件之中进行比较研究，最后给出自己的看法。
一、印度的北部边疆政策
独立之后，整个印度外交的政策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围绕四个目标而转：追求安全、谋求发展、地区霸权、探求国际作用Kapur， Harish，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1972： Shadows and Substance，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12。对于印度的外交风格，基辛格曾经有这样的评价：“印度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仍留有欧洲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的遗风，并掺杂着自己古老文化的传统。”［美］亨利？基辛格着，《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0页。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人口众多、国土广袤的国家，印度社会虽然以观念多样化而着称，但各派共有的一个战略信念是印度作为地区性大国有权利来统治南亚地区［美］斯蒂芬？科亨着，《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尼赫鲁将如下信条作为他对古老印度的新发现：“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自由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国和苏联。……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那个正将要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印］尼赫鲁着，《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11－712页。
为了实现尼赫鲁所描绘的宏伟目标，新独立的印度不仅在国内励精图治，在外交方面也表现得虎虎生威，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它力图全面地继承英印帝国的遗产。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巴基斯坦没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独立，他们是借印度民族主义的成功而取得独立［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着，《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樊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15页。印巴分治前后，有些印度人认为：“巴基斯坦只是一个被割首的国家，现在的‘脱离’是穆盟暂时的疯狂行为招致的。巴基斯坦将不得不作为悔罪的、悔改的犯错孩子重回联邦母体，而‘两个民族理论’将对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Saiyid， Ameena， Jinnah： Speeches and Statements（1947-19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8
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迫于无奈接受了印巴分治，对此愤恨不已，更使得他们对英印帝国的其他遗产锱铢必较。1952年8月7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说：“当英国人离开的时候，在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分治把一部分领土从印度分割出去；但是，印度的剩余部分，包括印度土邦，继续作为一个整体而保留下来。直到有人企图把属于其中一部分的土邦从印度分割出去。我们不像巴基斯坦那样是因为分治而创造出来的。印度过去存在，印度持续存在，印度目前存在，印度还将存在。因此，在每个土邦作出相反的决议之前，它将与印度维持旧有的关系。
”Information Service of India， Kashmir， 1947-56： Excerpts from Prime Minister Nehrus Speeches， New Delhi， 1956， p34印巴分治前夕，蒙巴顿的副手伊斯梅勋爵要回伦敦述职。在离开印度前，他收到一封尼赫鲁的信。信上说，国大党希望英国政府宣布，在殖民地印度两个新诞生的民族中，印度是英印帝国法统地位的唯一国际继承者Quoted in Osborn， Robert Bruce， PhD， Field Marshal Sir Claude Auchinleck： The Indian Army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4， pp130-131。由于国大党不愿意配合英国的外交政策而激怒了英国政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
萨达尔？帕特尔在以前通常被认为是务实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作为权宜之计让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平静地转给巴基斯坦。但是，当帕特尔的文件在1971年出版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国大党权势政治家直接卷入了克什米尔问题，他指导了所有使印度最终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相关计划。尼赫鲁对克什米尔的兴趣主要是感情型的，通过克什米尔他在印度文明中发现了自己的根源。帕特尔对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有着冷酷的地缘政治处理方法。它是印度通往中亚的潜在出口。如果克什米尔掌握在印度手中，它将严重地压缩巴基斯坦未来的国际活动自由性。
更为紧要的是，如果得到了克什米尔，印度就能直接进入帕坦人世界，这不仅仅是阿富汗的边缘地区，还包括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该地区尽管多数居民是穆斯林，但国大党依然在那里保持着特殊的影响；独立之前西北边境省由国大党执政。如果有可能，就通过这里直接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如果有需要，就促使巴基斯坦瓦解。帕特尔好像在某些时候展现出与巴基斯坦妥协的姿态；但在把克什米尔当作对付巴基斯坦的致命武器这点上面，他远远把尼赫鲁抛在了后面Lamb， Alastair， 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29。
关于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看法有多种不同的观点。那么，他们在当时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特殊土邦的呢？1947年10月26日，在哈里·辛格大君与印度政府签署《加入证书》的同一天，尼赫鲁给英国首相艾德礼和巴基斯坦总理利雅格特发去一份电报，为印度出兵克什米尔作辩护，由于时间上切近，它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印度领导人当时的心声。这封电报说：
我们已经收到克什米尔政府求援的紧急呼吁。对于来自友邦的这样的请求，我们将乐意给予友好的考虑。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克什米尔的北部边疆与阿富汗、苏联和中国接壤。克什米尔的安全对印度的安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因为克什米尔的南部边疆与印度接壤，但这必须建立在其内部保持安全和政府维持稳定的基础之上。因此，帮助克什米尔对印度民族利益而言是一种义务。我们正在紧张地思考，我们能向该土邦提供什么样的援助，以便它能够自我防卫。Lakhanpal， PL， Essential Documents and Notes on Kashmir Dispute， Delhi： International Books， 1965， p65
阿拉斯太尔？兰姆认为，这份资料接近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实质，流露出新印度领导人更多的是考虑克什米尔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他说：
它在许多方面指出了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根本利益的实质，不仅1947年是这样，此后的40多年也是如此。这样解释是行得通的，对印度次大陆北部边疆的防卫来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具有非常大的战略重要性。并且，因为不像巴基斯坦那样，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真正扞卫者，使它免受苏联（或者随后年月里的美国和中国）的威胁，所以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必须纳入印度。关于加入的法律理由是真正不相干的。巴基斯坦也许能或者也许不能生存下去；但它不是英印统治的地缘政治继承者，印度才是。
因此，巴基斯坦无权来管闲事，瞎掺合到诸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这样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的事务中来。正因为如此，本着印度外交部遣词用句的精神，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行为便是“侵略”，这是对地缘政治自然法则某种形式的冒犯。……印度不接受真纳的“两个民族理论”。印度不仅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民族家园，而且是有资格在次大陆占领任何空间和攫取任何权力的唯一国家。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149
兰姆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阶段，印度并没有把巴基斯坦称作‘入侵者’，尽管这种克制很快就被放弃了。……很显然，证据表明，印度所感兴趣的东西，远不只是使《加入证书》作为一份合法契约在技术上得到承认：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有无《加入证书》，它想要的只是领土。”Ibid， p165在1947年，通向拉达克东北部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取道列城；从斯利那加出发到列城的路，先要翻过索吉隘口，然后穿过卡尔吉尔，沿路只能依靠山地牛拉车进行运输。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从印度到斯利那加的入口得穿过旁遮普的哥达斯普尔县。
仅仅是列举这些地名就加强了这样的怀疑，在1947年下半年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展开的战斗，早已存在于领导新印度政治建立的某些最主要人物的战略观念之中，这也是为印度在中亚边缘地区保留一块立足之地的斗争。中亚被麦金德爵士的信徒称作亚洲的“枢轴”或“心脏地带”，是国际社会重大利益所在地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p75。如果印度希望在次大陆北部边疆问题上有任何发言权，以及保留一个阵地以观测和影响中亚的政治发展，但是，不能确保控制包括坎巨提在内的吉尔吉特租区，到那时，与英印统治的晚期年月里相比较，它将要花费大得多的精力去关注拉达克北部的那些边疆地带Ibid， p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