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
你不能掌握生命的长度，但能够掌握它的宽度、深度和高度。如果生命不会完结，生命也就不会有价值；正是部分因为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我们才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卡尔·波普尔
米德在伯父的林场里散步，时不时听到树上小枝子断裂时发出的噼啪声，偶尔也可以听到猫头鹰的叫声。
“大卫，奶奶为什么会死？”八岁的堂弟蒂姆突然问他。米德吓了一跳，因为他没有想到蒂姆会跟自己说话，他们散步这么久了，蒂姆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呢。
“那是上帝的意愿。”米德边说边捡起一根树枝，用力甩了出去。他转过脸看看小堂弟，接着说：“上帝出于某种原因让她死的。”
“我不明白，你讲讲死到底是什么？”蒂姆大声说。他的语气让米德吃惊，他的眼睛好像有了泪水。
“奶奶去世，你一定很伤心吧？”他点点头。
“好吧，我来跟你讲一讲。”米德停下来，希望这时能看到一只兔妈妈带着小兔子穿过树林，这样就可以用它们来做个例子。可是，四周除了高高的橡树，什么也看不到。“蒂姆，奶奶老了。”他正说着，一片树叶落下来，他捡起树叶递给蒂姆，“这片树叶曾经很年轻，可现在老了。”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死的吗？”蒂姆看着树叶问。
“当然不是，就像所有的树叶不会以相同的方式落下一样。”
“别的树叶是怎样落的？”
“有的落得很慢，像奶奶一样……”
“这我知道。”蒂姆打断他的话，“告诉我，其他人的树叶是怎样的？”
“我刚才不是在说吗？有些树叶落得很慢，像老人；有些落得很快，就像有人患了癌症。”米德从地上拾起一块鹅卵石，抛向天空。
“为什么有的树叶落得快？”米德真想不到蒂姆会提出这么多的问题。
“这，我也说不清，也许是因为有的树叶天生虚弱，要么就是它们病了，就像我们有的人很早就死去。”
“有时候我看到，树枝断的时候，成百上千的树叶同时落下，那是怎么回事？”
“你想想，遇到飞机失事或地震时，不是也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亡吗？这跟树叶是一样的，有时会一起落下来。”
“米德，你的树叶呢？”蒂姆好像有点害怕提这样的问题。
“肯定在什么地方，但我现在说不清。”米德感到有些冷，便把上衣拉链拉上去。
“米德，我要保护你的生命，我要抓住你的树叶，不让它落下来，这样你就不会死了。”
米德惊愕了，“听着，小孩子，人总是要死的，只是迟早而已。死是避免不了的，正如你不能把所有的树叶都抓住，就是这样。”
“可是春天来了，树上又长满了树叶，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像新生儿替代了死去的人。”米德抬头望望天空，天色已经暗下来。
“那么，米德，婴儿是从哪来的？”
“这不容易解释，这里好冷，咱们回家吧。我跟你赛跑，看谁先跑到家。”
“等等，米德，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预——备——跑！”
“什么？”
“没什么。从现在起，让我们紧紧抓住自己的树叶吧！”
生命的代价
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得时间最多的人。
——索尔仁尼琴
比起欧洲的攀岩运动来，美国在这方面的起步整整晚了一个世纪，这可能是美国的登山运动发展较晚的缘故，况且美国也缺少像欧洲阿尔卑斯山那样高耸险峻的山峰，但若比起冒险精神来，美国的攀岩运动者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市郊的克里斯托弗俱乐部成立于1986年，总教练欧文·克里斯托弗推崇的是一种毫无防护措施的徒手攀岩运动。由于它的危险性极大，所以训练是相当严格的。俱乐部现有成员96名，教练11名，有自己编印的一套教材。新成员最初先进行室内攀缘墙壁训练，然后在训练房外墙岩石上进行模拟攀岩训练，再往后就是野外实地攀岩了。
攀岩运动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最刺激、最能表现人的勇敢精神的一项运动。攀岩者经常是在只有最基本的防护措施，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徒手攀登陡峭的绝壁悬崖，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在这方面，美国的克里斯托弗攀岩俱乐部可以告诉你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其中有两个悲壮场面最为惊心动魄。
纵贯美国西海岸的喀斯喀特山、海岸山和内华达山三大山脉为俱乐部提供了良好的攀岩环境。每年5月至10月是攀岩的最佳季节。惠特尼山、杰斐逊山、几沙斯塔山部分难度很大的岩壁都被他们征服了，但人们很少知道勇士们经历了多少次失败，人们更不会知道，仅在惠特尼山就已经有7位勇士先后殒命谷底。最近的一次人们仍记忆犹新。那是1992年7月19日上午，俱乐部唯一的一对夫妇罗夫曼和莫莉娅丝在伙伴的陪同下开始攀登惠特尼山北坡一段仰角80度左右的峭崖。当攀到接近崖顶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这一段的岩石开始变得光滑而潮湿，有的地方还有水从岩缝渗出。在罗夫曼侧下方5米远的莫莉娅丝不断提醒丈夫向左侧干燥的地方攀，但罗夫曼好像没听见，仍旧直行。当他左手再次扒住一块潮湿的岩石时，右脚一下子蹬空了，身子陡然往下一坠，右手打了滑，重量顿时全落在了左手的四个指尖上，但这块岩石显然是太滑了，还没等他把右手再伸上去，左手便滑脱了。这一切，妻子都看得清清楚楚。接下来，伙伴们望见了俱乐部攀岩史上最壮烈的一幕：当罗夫曼的身体从莫莉娅丝的右侧坠落时，妻子喊着丈夫的名字，张开双臂扑向丈夫。夫妻紧紧拥抱着，双双坠向近700米深的崖底……
1992年，对于克里斯托弗攀岩俱乐部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33岁的总教练欧文·克里斯托弗不幸离开了他们——他走得实在太匆忙了。9月25日，克里斯托弗与6名成员来到著名的亚利桑那州大峡谷，要实现他只身征服大峡谷的宿愿。早在俱乐部创立之初，他曾攀登过大峡谷，但没有成功。但知道，这次如果还不成功，也许就再没机会了。上午10点40分，克里斯托弗已经攀登两个多小时了，距崖顶还有约150米的样子，他很想找个能歇息的地方。
当他抬头张望时，发现右上方约6米远处有一个小岩洞，看样子能容下一个人，于是他加劲向岩洞攀过去，谁料到就在他攀到离洞口还剩1米远时，从洞里突然传出幼鹰的啼叫声——灾祸降临了。当克里斯托弗意识到这点时，已经太晚了。一只翼展近3米的苍鹰拍打着翅膀从洞口冲出来，在空中停了一下，突然箭一样朝克里斯托弗俯冲下来，一双利爪深深扎进克里斯托弗肩胛骨两侧，翅膀拼命地扇动，想把他拖下来，克里斯托弗双手死死抠住岩缝，一动不动。苍鹰用利喙一次次凶猛地撕扯克里斯托弗脖颈和肩膀的肉，鲜血顺着脖子、肩膀和脊背不住地流淌着，黄运动衫被染得红红的，远远望去，就像山崖上一团燃烧的火。20分钟过去了——这里克里斯托弗短暂一生中最辉煌的20分钟。同伴们低下了头，不忍看那惨烈的最后一刻。燃烧的生命之火熄灭了。
克里斯托弗成为俱乐部创立7年来的第16位英勇献身者。
聪明反被聪明误
傻瓜旁边必有骗子。
——巴尔扎克
一个朋友给哈里介绍对象。他别出心裁，给了哈里一个电话号码，让哈里自己找她“联系”。哈里觉得这种约会方式实在荒唐，于是就给她挂了个电话（哈里对于荒唐事有一定程度的偏爱）。
她的声音很好听，于是哈里自然而然地想象她的相貌也不错，尽管这不怎么保险。她说她知道哈里的情况，并说她马上就动身到哈里这儿来。她的学校离哈里这儿挺远，至少要换3次车。哈里当然不忍让她受累，连忙劝她不要来，在学校等他过去。
她坚持说还是她来，哈里也说最好是他去——恰巧这时候电话断了。
再打，却打不通了。这一来哈里没了主意：“我们的分歧还未解决，究竟是我去，还是她来？”哈里犹豫了半天，认为第一次打交道，还是顺着她为好。
结果哈里空等了一个下午。
第二天哈里又给她打了电话——
“我等了你好长时间。”她说。
哈里解释了一番，然后请她在电话还未断之前决定今天的见面地点。
“好像没有必要了。”她说。
“为什么？”
“我们俩都有点太精明了。”
她在电话里笑着说：“要是昨天下午我和你都扑了空该多好，你说呢？”
哈里说：“我觉得那样的场面的确很感人。”
她没再说什么，放下了电话。
这一天，他们果然都扑了空。
第三天她主动打来电话，大发了一通脾气，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嫁给一个跟她一样傻的家伙。
聪明的伊莎贝尔
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
——叔本华
伊莎贝尔一天辛苦之后酣然入睡。
一位玲珑的天使飞进窗口找上了她，说，聪明的伊莎贝尔，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份适量的聪明和一份适量的愚蠢，可是匆忙中上帝遗漏了你的愚蠢，现在我给你送来了这份礼物。
愚蠢礼物？伊莎贝尔很不理解。慑于上帝的威严，她接过天使包中的愚蠢，无可奈何地植入脑中。
第二天，她平生第一次讲话露出了破绽，第一次解题费了心思，她花了一个早晨记住了一组单词，三五天后却忘了将近一半。她痛恨这份“礼物”。深夜，她偷偷地取出了植脑不深的愚蠢，扔了。
事隔数天，天使来检查他自己做的那份工作，发现给伊莎贝尔的那份愚蠢已被扔进了垃圾箱。他第二次飞入伊莎贝尔的卧室，义正词严地对她说，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配额，只是或多或少罢了，每一个完整的人都应该这样。
不得已，伊莎贝尔重新把那份讨厌的愚蠢捡了回来。但是，她太不愿意自己变成一个不太聪明的人。她把愚蠢嵌进头发，不让其进入思维，居然蒙过了天使的眼睛。以后，伊莎贝尔没有遇上一道难题，没有考过一次低分，一直保持着强盛的记忆，出色的思维和优异的成绩。
当然，她也没有了苦役获释的愉快和改正差错后的轻松。更奇怪的是，也没有一个同伴愿意与她一起组队去出席专题辩论，因为她的精彩使同伴全成木鸡；也没有哪个人愿意和她做买卖，因为得利赚钱的总是她，也没有人与她恋爱，男人们无不怕在她的光环里对比成傻瓜。连下棋打牌她都十分没劲，来者总是输得伤心。偶尔有一两次她给了点面子，卖个关子下个软着，也很容易看出是她在暗中放人一马，比她胜了还伤害人的自尊。
她越来越孤独、空乏，真的也希望有份愚蠢了。但是，聪明成性的脑袋，愚蠢是再也植不进去了。她希望能再见上一次天使，可天使也“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只有聪明，伊莎贝尔在痛苦中熬过单调的一生。
这时，乐声响起
唯有恰如其分的感情才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珍惜。
——蒙田
威利胡乱花钱，理应挨顿靴子——可是这时，音乐突然响了。
1921年，威利满13岁。一天，他从弗雷斯诺中心骑自行车回家，车上捎着一架胜利牌手摇留声机和一张胜利牌唱片。那架留声机在1935年威利去欧洲旅行时，把它送给了基督教救世军。可是，那张唱片威利始终保存着。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威利之所以特别喜爱它，是因为每当威利听到这张唱片的时候，就想起当初他挟着留声机和唱片走进家门的情景。留声机花了他10美元，唱片0.75美元，两样东西都是全新的。这笔费用来自于威利当电报员的头一个星期挣到的工资。买完这两样东西，还剩下4.25美元。
母亲刚刚从古海姆工厂回家。从她脸上的神色可以看出她很不开心，她干的活儿是装小瓶的无花果罐头，威利知道，罐头食品工最不愿意装这种小瓶的罐头。因为装小瓶罐头干上一整天只能挣1.5美元，最多不会超过2美元，要是装大瓶的罐头，就可以挣到3到4美元。这个数目在那个年头是相当可观的。
威利抱着留声机满心欢喜地走进家门。母亲看了威利一眼，从眼神中流露出她那天干的是装小瓶罐头的活儿。
不过，她没说话，威利也没吭声。威利把留声机放在客厅的圆桌上，又将唱片取下来，正反两面检查一遍。这时，威利觉察到母亲正在注视着他。就在威利摇动留声机的曲柄时，她终于开了腔，语调又温和又客气。威利心中有数，这意味着她对眼前的事并不赞许。
“威利，你在那儿摆弄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叫留声机。”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架留声机？”
“百老汇大街上的克莱·谢尔曼商店。”
“是他们送给你的？”
“不，是我买的。”
“你花了多少钱，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