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核心著作都非常伟大。而且，本文在引用的时候并非断章取义。在《中国经典》里J.赖格已经对这些著作进行了编译，并在书中加入了对注释校勘的结果。马克斯·米勒的《东方圣典》中还选入其中的一部分。
伦敦1867年版的，带有导言的《孔子的生平与教诲》中包括《论语》、《大学》、《中庸》三部论著。这部由J.赖格编著的小开本可以说是最快了解孔子和他那些重要学生们观点的途径。也有人认为这些观点只属于孔子本人，但对于我们来说，是或不是完全没有区别。另外，《论语》还被译为《孔子语录》，《大学》被译为《大的学习》，《中庸》的另一个名字是《关于中的教义》。
另外，还有《春秋》，一部非常有名的鲁国史书。在《东方圣典》和费伯的《孟子的思想》中有关于孟子著作的译文。
老子《道德经》的译本也有许多。其中，施特劳斯1870年的译本是最棒的德文版本，卡莱斯1913年的译本是最杰出的英文版本。同时，有一本关于中国玄学家与哲学家的选集非常好，编者是卫礼贤，对这本书进行出版的是耶拿的狄德里希斯出版社。
这些年，对道教的研究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黎希浩芬的那本巨著的侧重点虽然是地理，但是对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也有涉猎。除此以外，在入门的时候，《中华帝国》这本威廉斯早期的通俗作品依然能提供帮助。在《当代文化》第2卷的第2章第1节，里面有奥托·弗兰克附有资料的出色素描。在《巴伐利亚科学院论文集》的第10卷中，有普莱特关于城市的文章。
在K.彼谢尔的学生中，一位叫做牛庆祖的博士提供了《宁波市的实业企业形式》。迄今为止，这是对一个近代中国城市经济进行论述的最佳著作，它刊登于1909年蒂宾根的《综合政治学杂志》第30期的增刊上面。
E.斯旺在《宗教史评论》的第34、第125页以及后面的论述，可以作为对古代中国的宗教，即所谓“汉学”问题的参考。
在儒教与道教的宗教和伦理问题上，《来自非基督教的宗教史领域的描述》中的两篇文章非常值得推荐，因为文章中对逐字逐句的摘录恰到好处，它们的作者是德瓦谢克。此外，威廉·格鲁伯写有一篇文章，刊登在贝德霍特主编的蒂宾根1908年本中，E.贝克莱有一篇文章收录在桑德比·德·拉·索斯本中，这两篇文章中属于各种宗教教科书的描述。
至于那些德·格鲁特的宏篇巨著则是论述官方宗教的首选之作。《中国宗教系统》是他的主要著作。迄今为止，在这部书中面世的几卷中，主要是对礼仪，尤其是丧礼的研究。对于中国宗教系统的存在，他的总体观点则体现在《当代文化》一书中。在《阿姆斯特丹王家科学院纪程·文学丛书》第4卷第1、2册中，收录有他内容激情澎湃的《中国的宗派主义与宗教迫害》一文，这是一篇关于儒教恕道的论战文章。收录于1904年《宗教科学文献》第7卷中的，是他关于宗教关系史的文章。在《法国远东学校学报》1903年第3卷第105页，有佩利奥的评论可以作为参考。在同一卷的第317页，佩利奥的文章中有关于道教的内容。另外，同一卷的第549页以后，是E.斯旺关于明朝奠基人的圣谕，即1671年“圣谕”前身的文章。
陈焕章的《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是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文章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现代改革派的角度，对儒家学术进行了描述。1911年，该文章在纽约出版。
1901年，在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的馆内刊物第7集上，刊登了《北京民俗》。这是威廉·格鲁伯的一篇佳作。不同的宗教系统对生活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点在文章中被生动地反映出来。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中国宗教与文化》，它的作者也是威廉·格鲁伯。
在《当代文化》第1卷第5册上，威廉·格鲁伯发表了关于中国哲学方面的文章。1902年，在莱比锡，威廉·格鲁伯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这些都是可供参考的资料。
本书使用的《中国宗教》是1884年的第3版。其作者是乔斯·艾德金斯。大量的对话在该书中得以再现。这是传教士文献中最值得阅读的著作。
可采用的资料在道格拉斯的《中国社会》中也有一些。除了那些著名的英、法、德语的大型杂志以外，还有《比较法学杂志》和《宗教科学文献》。在这些杂志中，有一些文献需要进行更深地浏览。
几本F.V.黎希浩芬的日记，劳德利、赖尔和纳瓦拉等人的书籍，可以作为对近代中国情况的参考。本书第七章的注释则可以作为有关道教内容的参考。
在《世界史》（主编是V.坡鲁克格－哈通）1911年的第3卷中，E.康拉狄对古代中国发展史的描述颇具现代情调。就在本书进行印刷的时候，我见到了柏林1918年版的《“宇宙一体论”——中国的宗教与伦理、政治学与科学的基础》，这本书是德·格鲁特的新作。
鲁斯特恩男爵作为优秀的专家之一，他所著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入门性的简短概述中应当被特别指出。1888年版的《论东方社会关系》，作者是J.辛格，这也是在早期的同类文献中应当指出的。
皇帝对国家官员的训喻记录被冠名为《京报》。按照原本的规定，它仅供内部使用。有一批英国的志士，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了翻译。对它进行通读将比翻阅大量的描述更有收获。翻译的原文和其他的文献被引用在了本书的具体论述之中。被翻译的只是极少一部分的文献和碑刻原文。作为外行，这无疑给我的工作增加了难度。我的身边没有汉学家，所以我的遗憾便是自己的工作没有经过汉学家的检验。我因此怀有很大的顾虑，所以，一并付印了这一部分，作为最大限度的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