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穆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
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此种通史，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而要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
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域，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
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