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历史人物有更多的了解，就会发现“心声失真”不仅并非偶然，而且和一个人的品行善恶无关，它只是和人的天性相连的现象。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家诫》中告诫家人，不要随便加入纷争，只要冷静地旁观，事情的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其言行谨慎，俨然是一个磨去棱角，八面玲珑的和事佬。但是，当他的好友山涛投靠了司马氏政权后，嵇康毅然决然地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激愤严厉的口气与写《家诫》的时候判若两人。就是这个曾经作文大谈养生之道的嵇康，因为性格耿直，不知道掩饰自己的好恶，年纪轻轻就丧命于司马氏政权的手中。
北齐的魏收为人骄横跋扈，十分轻薄，得了个“惊蛱蝶”的绰号，编写《魏书》的时候，凭个人恩怨品评人事，甚至扬言，谁敢和我魏收作对，我能把他抬举到天上，也会把他贬低进地狱。修国史时，魏收接受贿赂，秉笔直书的史官传统被他歪曲成根据和自己的亲疏关系来取舍立传，因此《魏书》有了“秽史”的恶名。但是，看看他写的《枕中篇》，侃侃而谈，俨然有高人达士之风，心与言的差异如隔江河。再看唐朝诗人元稹，曾给后人留下过很多优美的七言歌行，还有唐传奇的名篇《会真记》。他在《诲侄等书》里表白，我虽然生长在京城，朋友众多，却从不认得娼优妓院的大门，义正词严，一副以身作则的样子。但在他的《元氏长庆集》的很多诗歌中，都津津有味地追忆自己少年风流的逸事，并且言之凿凿，让人不得不信。
钱钟书举出的这些例子无一不在说明，正人可以做邪文，邪人可以做正文。历代流传的名篇佳作给后人提供了许多借鉴的经验，无论是写忠孝仁义，或者智计勇敢，都有不少可资模仿的范文。如此一来，朝夕揣摩，奸诈之人也能写出忠厚诚信的言辞，再笨拙的人也能掌握文辞的技巧。钱钟书认为，如果一定要通过文章看出作者的为人，也要能看到字里行间隐藏的东西。不能因一个人的为人而否定他的文章，应当因为他的文章而怜惜这个人的才华。钱先生的这种态度尤其令人敬佩，它不仅反映了一代学术大师的涵养胸襟；当我们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战火频繁的这段历史时，这句话也足以用做我们评价文学家和鉴赏文学作品的标准。
文章和作者的言行之间存在抵牾，言内言外不能等量齐观。对此，钱钟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回避这一矛盾，而是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人的言行不符，未必就是“心声失真”，有的人说话的确是发自一片赤诚之心，但行动起来就受到流俗的影响，好比蓬草随风飘荡，沙土混于泥中不能不被染黑。提笔的时候还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一旦碰到实际情况就不能坚持最初的意愿。不仅是言不由衷，行动也常常不是发自人的衷心。初衷是真实的，改变初衷也是真实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自己，是不受外界干扰，真诚地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自己，所以他的言和文可能的确出于至诚。行事为人时的自己，是随着大众俯仰，身不由己的自己，所以常发违心之论，而且，这种言不由衷的行为往往自己意识不到。但是，两种情况下都是真实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双面人，这就是人的复杂性。钱钟书进一步解释说“身心言动，可为平行各面”，大多数人把人比做胡桃，只分为表里两层，去掉坚硬的外壳里面就是果肉，实际上把人简单化了，而把人比做夜明珠更加恰当，随着转动珠子会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无所谓真假之分。
钱钟书赞同孔子的一句话：人心比山川还要深险，了解起来难于知天。天尚且有春夏秋冬昼夜之分，人的情感却深深掩盖在外表下面，不易分辨。在论述“文如其人”的时候，钱钟书拈出了《吕氏春秋·论人》中“六戚四隐”、“八观六验”的观人之法。意思是要真正了解一个人，要先看他和父母兄弟妻子如何相处，再看他在新交、故友、居处、邻里中的表现。除此之外，还要看他通达、高贵、富有、穷困的时候有什么表现，看他爱好什么，从学习中得到什么，是否言行一致，心情处于喜怒哀乐、恐惧、痛苦中时，是否还能坚守自己的志向。掌握了这些，才能透彻地了解一个人。对比之下，也足见“知人论世”、“文如其人”观点的幼稚。
那么“文如其人”是否就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了呢？钱钟书的回答显示了他在治学方面一贯的科学客观的态度。他说，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如其人”，原话其实是“文本诸人”，即写出的文章是取自于作者本身，或者像一个罗马人所说，有如此的生涯，才有如此的文辞。其实文章的语言格调中往往会流露出作者的本相。性情狷狂的人，写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澄澈淡泊；性格豪迈的人，也不会写出谨严的作品，所以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文章所讲的内容是实在的，其是非高下都可以考证。但是，作文的口气是从作者的性情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无论怎样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的气质修养、心胸肚量却无法改变，面纱揭开以后露出的还是真实的自己。正是这些连自己也意识不到、在文章中却充溢于字里行间、看似虚幻、不可琢磨的东西，才是永远不会背叛自己，忠实地呈现着自我的东西。
钱钟书举了扬雄和阮大铖两个例子。扬雄模仿孔子写作《法言》，被一些后人奉为“儒宗”。但是，他的模仿并不高妙，也常常招人耻笑。钱钟书指出，扬雄虽然模仿圣人的口吻，却节省了助词，用熟字代替，口吻矫揉造作，完全没有孔子那种浑厚完整、高山大川一样的磅礴气势。其他人也曾说扬雄措辞滞涩局限，剽窃的痕迹十分明显。他和孔子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无意为文，但高尚的人格修养、精神魅力，在言谈举止中自然呈现。前者却是有意为之，为文而文，语言终究无法拔高自身的境界，反而在这种伪饰中露出破绽，让真实的自己显得更加可笑。
在与明朝的宦官魏忠贤的斗争中，阮大铖是出卖东林党人的奸贼。他的诗虽然有意做“山水清音”，听来却让人浑身不自在。钱钟书摆出其中一句“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这大致是模仿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模仿得极其拙劣。写心情的恬淡，用了一个“悠然”嫌其不足，还要加个“无心”，觉得仍然不足表白自己的心境，再用“恬目”来形容。本来为了表明自己澄怀息虑，无意于人世的纷争，寄恬淡无为的心境于自然，但三词连用只觉饶舌，毫无诗歌“不落痕迹”、“不涉言铨”的空灵之美，艺术效果和所言之意形成鲜明对照，诗句像不厌其烦的自我标榜，惟恐不为世人所知。联想他出卖东林党人的恶行，一个口是心非、搔首弄姿的奸贼形象跃然纸上。
好学深思者也许会问，文章除了可以见出一个人的性情，就不能证明他的人品、德行吗？钱钟书解释说，看文章虽不能看出作者生平为人行事之真，却足以证明作者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诩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别人把他看做什么样的人。晋人潘岳谄媚高官，贾谧的车子出来，他望见车尘就拜倒在地，可是他做《闲居赋》希望别人把他看做清高自守的人，由此可以看出潘岳为人的虚伪。为人真诚的人，在文章中总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他真诚的一面；虚伪的人，无论如何总会在文中表现出来。这两种情况都是真实的。能分辨出文和人各有其真，也就大体把握了人的真伪和文的真伪。
通过对“文如其人”的论述，可以看出钱钟书对为文为人的精辟见解和他对至真至诚的追求。
论“文德”
写文章要讲究文德。在文德的诸多定义中，钱钟书认为章学诚的看法比较合理。文德就是提笔为文时的态度，正心诚意，实事求是，不献媚邀宠，不大言不惭地说谎话，即一般人所谓的文学良心。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是有文德的前提基础。
作文和做人各有不同的标准。善良诚信之人未必做得出好文章，仅凭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也无法判断作者的为人。道德与文章好像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著书立说是一件严肃神圣的事。它不仅是个人才华、心智、创造力的燃烧，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文章世代流传，和社会风化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有那些视作文为生命、更视作文为一种神圣使命和责任的人，我们的文化宝库才能积累下一笔又一笔的财富。他们以生命诠释了文与人的统一，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德。
文德，历来是文人学者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钱钟书也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将文德划分为六类。第一种是指“政治教化”，区别于“军旅征伐”。如《论语》中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就是说，如果偏远地区的民族不肯服从，就要提高本国的政治教化水平来感化他们，使之心悦诚服；第二种泛指人的操守言论的表现。“文”与“纹”相通。虎豹有适合他们的威猛矫健的花纹，星空呈现出变化万千的迷人景象，这是自然藉以示人的花纹。著书作文、举止行动显示作者的品德，是其德操的标记。因此，没有德就不能见之于文，文恰好足以显示其德，文德的意思就是“品德流露为操守言动”。文与德之间，更偏重于德；第三种意思就是指著书作文。如王充《论衡》中说：“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意思就是虽然高官厚禄，但是胸无点墨，文无一词，这也不是他所欣赏的。文与德之间，更偏重于文。
